一个耶鲁毕业女博士的感悟：必要的黑暗历练

作者QQ为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博士

今天终于交了博士论文，也算是给我的留学生涯画上了大半个句号。2010年我被耶鲁录取的时候，拿着学校的最高奖学金。

作为我们系5年内招的唯一中国人，你可以想象刚进校时的我该有多么意气风发。不过生活捉弄起人来真的很简单，只要把参照系换了，瞬间就能把大咖变成人渣。

很快，耶鲁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剥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骄傲，也为我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学术苦旅。

和优越感说再见

我所就读的政治系是一个非常“白”的专业(“必记本”注：就是教授和学生都以“白人”为主），这是因为专业对语言文字和表达能力的要求对国际学生来说实在是太高。以阅读为例，仅仅是为了完成课业的最低要求，我们每周的平均阅读量就达1000页左右。我的美国同学每周花四五个小时就能看完并写出精彩评论的书，我花两整天时间啃下来，却还是记不住书里到底写了什么。

低效阅读的直接后果就是说不出话。

政治系上课基本都是讨论。我的美国同学都有本事把30秒的事情天花乱坠地说成5分钟，而我的脑袋里即使里有5分钟的干货，用英语说出来也最多就30秒。这种强烈的反差导致了深深的自卑，让我开始不愿意在课上说话。而不说话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不说就越不敢说。有一门课我一学期就发了两次言，每次上课都坐如针毡，像鸵鸟一样低着头不敢看老师，但回家后又总为自己今天怎么又没说话而难过不已。

至于写作，就更是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有一次一个教授看完我写的文章，专门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列出了各种学校能提供给国际学生提高英语写作水平的资源。我看了之后简直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教授虽然没有明说，但那意思就是，写得太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小顺风顺水的我也曾脆弱得不堪一击。每次和远在加州的男友打电话，一半时间是哭，还有一半时间讨论什么时候退学。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再坚持一年读个经济系硕士。当时很多不明真相的小伙伴都觉得我志存高远，要上演一出屌丝逆袭的励志剧。

其实真相就是，我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摧残心智的日子，准备读完这个硕士就退学，而有个经济系的文凭找工作可以方便点。

于是抱着再读一年就滚的心态，我这个只知道怎么求导的文科生，开始和那些把数学专业课都上过一遍的经济系博士们一起上课。阅读写作的要求是没那么高了，可也终于领教了什么叫作碾压智商。当我每周花10个小时才能写完一半作业时，经济系的大神们早已经结伴去酒吧撒野了。但此时我的心态却好了许多，因为知道自己底子差，便觉得不会做题也并不丢人。

有一次微经考试三道题我只做了半题。一个同学跑来安慰我说没关系，有曲线在（“必记本”注：意思是大家都考的很差，最后成绩不一定差）。我苦笑着回答道：“我都不在曲线上，我只能远远地遥望她”。说完这句话，我突然发现，曾经玻璃心的自己不知从何时起居然学会了自黑！以培养精英为己任的藤校，教给我的第一课是如此地接地气，想想也颇为奇妙。

当然这事最后的结局很俗套，硕士拿到了，我也决定不退学了。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当时脑子里想的应该是，连经济系硕士都拿到了，还有什么困难过不去呢？

走出舒适区

从那以后，我就有一种“既然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便也不再害怕失去了”的感觉。

为了在政治系继续生存下去，我开始强迫自己在课堂上发言。而为了让这个过程变得容易一些，我每次都尽量让自己第一个发言。因为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主导讨论，又可以提前完成自己制定的发言任务，让我不会在上课过程中被内疚感和挫败感包围。至于说什么，我也尽量把讨论的问题和中国联系起来。毕竟几乎所有学政治的博士都对中国感兴趣，而大家又都默认我是“专家”，万一说得不对也没人知道。就这样开始，我给自己不断加码，从一节课必须说一次话，到两次，三次，后来不用规定次数，说话也成了习惯。

不久以后，我也从一个不敢说话的“哑巴”变成了能对学术著作评头论足的人了。

但刚立住脚，新的考验便又悄然而至。当时和我关系比较亲近的三个教授在两年中相继离开了耶鲁。面临开题的我，居然一时找不到能指导论文的老师！前两年苦心经营的关系统统作废，而我却必须在两个月内说服三个对我毫不了解的教授组成论文委员会。

在社会科学学科，学生的论文都是独立作品，因此学生对教授来说更多是种负担而非财富。于是我又一次被面子这货扰得心绪不宁——教授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会怎么想？他们不愿意指导我怎么办？转念一想，找不到教授自己都要滚了，还来得及在乎这些？于是开始一边向教授们刷存在感一边展示自己的价值。去办公室侃大山，出现在教授组织的讨论会上，帮他们做研究。

以前我特别看不起那种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的人，觉得他们太功利。经过这一段才明白，那只是我为自己不愿意走出舒适区而找的借口。

我们系那年招中国方向的教授，来了三个候选人面试，由于相关教授因为利益冲突必须回避，整个系竟没有教授能从中国这个角度对候选人进行客观评价。于是我熬了一夜洋洋洒洒写了五页看法交给录取委员会，第二天被教授告知他们受益匪浅。以至于后来我趁热打铁，问教授能不能指导我的论文，他就欣然同意了。

少纠结，多干事

我记得自己刚开始给教授发邮件，会呆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刷邮箱。每天等不来教授的邮件就心烦意乱并开始胡思乱想，老板为什么回复了别人却没给我答复？他是不喜欢我吗？是我写的太差吗？我该不该发个邮件去提醒呢？过几天发比较好……在这样的无比纠结中度过了两周后，我觉得自己要彻底疯了，于是鼓起勇气，把要说的话在心里排练了好几遍，设想好多种老板回答的情景及对策，并装作偶遇的样子问教授，您收到我邮件了吗？教授颇为轻描淡写地答道：“哦？我好像不记得了我回去查查。”我当时简直想把自己千刀万剐——为了那些因毫无意义的纠结而流逝的时光。

还有一次，一个教授对我的论文提了个意见，我左思右想觉得他说的不对，可人家毕竟是专业大牛，于是我又为此事耿耿于怀了两周。后来在一次会面中，我小心翼翼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没想到教授一改往日态度说:“你做的对啊！我上次是这么说的吗？可能我那个地方疏忽了！”于是我又恨不得把自己暴打一顿……由此我学到了一个颇为残酷的事实——别人没那么在乎我。

虽然教授很牛，但他要操心的事太多，哪里会牵挂着我的每封邮件，又怎么会记得我文章里的每个细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授之于我只是经验丰富一些的同事。尊重他们是应该的，但用不着为他们不回邮件而自作多情，也不必对他们的每一句话唯命是从。毕竟，只有我才是最需要为自己负责的那个人。

有了这两段经历后，我就不再为盼着教授的邮件而辗转反侧，也不再为不同意教授的评论而寝食难安了。

看看外面的世界

当然，对于视学术为真爱的大神们，这句话可能不对。

文章能不能发表，教授喜不喜欢你，甚至最后能不能毕业，都不是努力就能够搞定的事。如果把生命的全部喜怒哀乐都寄托在这些事上，不但荷尔蒙分泌会严重失调，结局也往往相当悲催（我第一年整天为课业忧心忡忡，结果长了一脸痘，回国时我爸在机场差点没把我认出来）。

道理很简单，但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呢？我自己的策略就是找些别的事做。那个时候我除了写论文，还一边帮媒体写稿一边帮前世行行长打工，同时经营着自己的博客。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防止太专注于论文而走火入魔。

对我这种神经还不够强大的人来说，只有把论文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才能不为了令人失望的回归结果而垂头丧气，才能不为了教授的批评而郁郁寡欢，才明白即使最终拿不到学位自己也能生活得很好。说来也奇怪，这最分心的一年也是我学术上收获最大的一年。除了狗屎运外，平和的心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分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环顾四周，开阔眼界。特别是对于像我一样既没有成为学术大牛的智商，又不是那么热爱学术的博士们来说，让自己认识到世界之大和生命的可能性很可能是拯救我们未来的一根稻草。读了博士的都知道，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去思考“怎样在已经被过度开发的学术山头上，插上自己的一面小红旗”。我们无数遍地被教授洗脑只有走学术道路才不枉博士一场，我们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竭尽全力走到前沿，却无暇在意外面飞速变化的世界,最终让自己成了象牙塔里的囚徒。

曾经有一个在系里念了八年的同学跟我说，他之所以接受了那所美国中西部三流学校的教职，并不是因为自己想做学术，而是因为他不知道除了做学术外自己还能做什么。已经陪上了八年青春，却由于“不闻不问”而不得不继续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岂不十分可悲？

动笔之前我一直期待自己能整出点金玉良言，但回头看看这几条，却发现它们都是老生常谈。曾经颇为失望——原来我读了个博士才明白了这些道理！

但转念一想：读博士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学到了多少新知识，而在于经历一场自我摧毁与重建的修行并由此获得心智的成长。也许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在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释然地说一句：“Finally, I Ya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