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朝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变化，看其政治路线中的功利色彩

在王朝短暂存续的98年间，元朝社会中接续兴起过萨满、佛教、儒道、伊斯兰教、摩尼教乃至西方基督教。这些宗教大多由于版图扩张而被吸纳。

同样由于地域之广，民族之众，中原、西域或是原本游牧民族的宗教文化在同一时期融汇发展、交糅盛大，这是任何其他朝代所没有的。

对于部落族民而言，宗教只是祈福求安的原始信仰，而对于任何一个大一统而言，宗教服务于政治自始而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宗教文化百家争鸣

自草原而至灵魂的萨满教

驰骋草原的蒙古人民最开始的宗教信仰与农耕民族为主的中原儒道教化有着明显的区别，早先并不是为了服务于某个政权。在成吉思汗成立蒙古帝国之前，蒙古各部普遍崇拜着作为自然化身的长生天和能够祝祷占卜免灾赐福的萨满教。

南宋《三朝九盟会编》中曾记载“兀室奸猾有才”，而“国人号为珊蛮”，这里的“珊蛮”正是古时对萨满的另一种音译，其中又对其有“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的解释。“妪”意为老年女性，也就是说“萨满”于女真族里被称为“巫婆”，拥有可以上通神灵的本领。

作为原始宗教之一，萨满教始于牧民的直接生活经验而非间接教义，所以在其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成吉思汗本人在内的蒙古人民对萨满教都有着近乎狂热而盲目的崇拜。

而后一路从蒙古草原延续到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王朝。即便身处中原大地，蒙古贵族的宗教信仰里依然保留着类似萨满教的部分。

勒内·格鲁塞的《成吉思汗》中记录当时蒙古旧制度，萨满“位高于其余所有贵人”、“彼当衣白衣，乘以白马，坐于上座而受官民之敬仰，行祭祀”，而成吉思汗本人对“长生天”的信仰也决定了最开始的王权并没有利用神权，与之相反，那时的王权甚至一度要为神权让步。

2.藏传佛教盛极一时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曾求教于藏地名僧帕思巴，由于帕思巴创造蒙文，忽必烈即位后将帕思巴奉为帝师，任命其掌管全国佛教及藏地政教事务。帕思巴圆寂之后，其弟子继承其衣钵担任元帝师，而元王朝“又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

上行下效，随元帝推崇佛法起，至1291年，据元宣政院统计，全国僧尼共计21万余人。元皇室不仅于理论上推行佛法思想，同样于实际政策中对佛教僧侣有着明显偏斜，其所建官寺也遍布大江南北。

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元皇室于1261年至1347年间，前后共赐予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而自1270年至1354年的八十余年中，元皇室相继建成大护国仁王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寺，所耗甚笃。据记载，单其所建寿安山佛寺之中的一尊铜佛便曾冶铜五十万。

由于朝廷推崇厚待，元代僧人得以潜心静气，博学广识，其中以诗文见长者诸多，如明本、行端、祖铭、惟则等十数人皆有诗作收入清顾嗣立所撰《元诗选》。

元代僧徒的著述也层出不穷。如禅宗行秀撰《从容录》、名僧普度修《莲宗宝鉴》、德辉之《敕修百丈清规》、庆吉祥所著《至元法宝勘同录》、念常所编《佛祖历代通载》、觉岸之《释氏稽古略》等，时至今日也算佛家要著。

3.道教再度兴起

宋朝末年，中原北方一带出现王重阳所创的道教分支全真道。其弟子丘处机曾为蒙古帝国开国可汗成吉思汗讲学，劝之勿要滥杀无辜，得成吉思汗青眼相加，被授予掌管天下道教的权力。

南宋末年，元世祖忽必烈征讨南宋前期，曾效法成吉思汗礼遇丘处机，遣密使于龙虎山向其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密求符约，得到二十年可称天下的允诺。

南宋亡后，忽必烈曾召龙虎山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命其掌管江南道教，次年，醮于长春宫，给二品银印。

元世祖于其《制》中将张宗演称为“嗣汉三十六代天师”，而在此之前，民间虽然也将张陵及其后人称为“天师”，但自宋朝“先生”而至明朝废黜这一称呼，只有元朝政府公开承认“天师”之谓。

4.宗教繁多各得其所

蒙古帝国版图横亘欧亚，其中宗教文化之多远远不止来自西藏的佛教、起自中原的道教及蒙古原始的萨满教。十三世纪的基督教也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欧洲领土传入中原。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记载，“元代幅员，东极太平洋，西抵波兰及黑海，数万里间，商贾行人，贡臣教士，络绎不绝”、之前唐汉等朝虽然也有中原与外国贸易往来，“然此皆间接鲜见之交通”。

而“蒙古兵士之中，奉景教者，颇不乏人”，其中“景教”即如今基督教，而当时教皇为传教义，“故屡遣教士至可汗之行营或国都”。1245年，教皇遣使者前往可汗大营，并得到定宗贵由的亲笔回信，“书用拉丁、亚伯拉、蒙古三种文字。卡滨尼得复书，遂反教皇宫复命焉。”

而元仁宗、英宗等帝习学汉学，格外尊崇儒家文化思想，并一度试图推进蒙古民族进行汉化；明教早于唐会昌年间禁断，明清年间亦明令禁止，但于元代却设有专门统领明教事务的官署，允许传统明教信徒聚居区造庵奉祀。

终其一朝，各大宗教和而不同，元政府大多对其给予优容厚待，而非罢黜百家，独尊一术，为各大宗教提供良好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神权平衡神权开创了先河。

神权终究归于王权

1. 王权一度让于神权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对待诃额伦的养子“通天巫”阔阔出的态度称得上恭敬。毕竟成吉思汗是生长于马背上的蒙古人，同样发自灵魂地信奉着先知“长生天”，于每次征战前必然会向“长生天”祈求保佑。对“长生天”的尊崇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成吉思汗对“通天巫”阔阔出做出部分妥协让步。

但在此之后，拥有了“神权”的阔阔台在得到成吉思汗的让步之后并没有及时知错就改，反而愈演愈烈。

阔阔出先是强抢成吉思汗同胞弟弟合撒儿的牧民，并纠结人手对合撒儿进行殴打；而后又于《蒙古秘史》中记载的那般，多次叛逃，连侍五主。成吉思汗最终忍无可忍，铲除了“通天巫”阔阔出。

2.神权作用初显身手

宋朝末年，北方地区常年战乱频出，民不聊生。但也正在如此水深火热的乱世之中，北方的道教文化却逐渐兴盛。也正是道教的兴起令成吉思汗看到了宗教除祝祷祈福之外的作用，于是遣使邀请全真教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至蒙古传道。

道教自入蒙古以来便受到统治者的礼遇，由于丘处机多次于蒙古人劫掠百姓时出手相救，蒙古所属地区内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信奉道教，而与此同时，成吉思汗也通过全真教实现了凝聚民心的目标。至此而后，神权与王权第一次结合，元代初期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教香火兴盛。

3.神权之能，惑民愚民

及至元朝建国以后，由于版图辽阔，民族繁多，面对各异的人种和多元的文化，蒙古帝国统治阶级试图推行较之前朝更为严苛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以及南人”等，真正变成了陈胜吴广口中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由于这种制度大力保护了蒙古贵族的利益，朝廷亲贵内对此大力推崇。而为了不让被划为低等的“汉人”及“南人”有揭竿而起的想法，蒙古贵族们想到了曾经战乱年代辉煌过的全真教。

宗教不止有祈祷护佑的作用，或者说，宗教原本的作用也不在于赐福于谁，而只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剂，是人们经苦处之后聊以慰藉的精神寄托。所以蒙古贵族于属地大力推进佛教文化，以其“来世福报”等教义劝导人们逆来顺受，服从蒙古帝国生而不平等的剥削制度。

而至于舶来之物摩尼教、基督教等，元朝在以礼相待的同时，有意无意着重地突出其教义中使人知命认命的部分，借此向百姓灌输逆来顺受的思想，为维护其统治添砖加瓦。

4.宗教之用，以神压神

《多桑蒙古史》中记载蒙古帝国开国之初，“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于成吉思汗看来，“本人自信有一主宰，并崇拜太阳，而遵从珊蛮教之陋仪”。由此可见，在最开始时，成吉思汗是希望各教平等共处的。

但实际情况却是，当任何一个教派过于壮大后，它所代表的“神权”便有了与王权分庭抗礼，乃至压制神权的能力，这正是统治者万万不愿见到的。

后世统治者虽仍允许各宗教派别于其本身疆域内发展，但又同时利用各宗教教义或活动上的矛盾挑拨离间，以削弱民间各教彼此间联系，使之相互于对峙中达成平等。

比如忽必烈扶持道教正一教以对抗道教另一派别全真教；传颂佛法以压制日益壮大的道教；待到佛教兴起时，又细究出“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之间的派别差异，以挑拨两者之间的关系，独尊完全掌握于元皇室手中的藏传佛教。

《元史译文证补》中曾记载有“虽亦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礼”的说法，足以显见当时藏传佛教的地位之高。而蒙古贵族扶持藏佛教的一大原因正是藏佛教与汉地佛教相去较远，于中原基础不牢、便于掌握，而一时难成气候。

总结

元代幅员之广，民族之众，无疑为促进文化交流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正由于成吉思汗留给其后代的、希望容纳各宗教文化一同发展的遗命，元朝堪称中国宗教文化历史上最为多彩绚烂的时代。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元王朝包容的宗教政策背后的功利思维，以宗教笼络民心，以宗教钝化人民，以宗教钳制宗教而受渔翁之利，来维持其政权稳固和贵族特权，而这不应当是宗教活动应当承担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