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宋代儒医的出现 | 于赓哲

儒医是对中古时代“士人”与“医者”“鬻技”与“医学爱好”诸多分层的一次整合，宋代儒医秉承唐后期士人阶层对医学的爱好，但突破了鬻技的心理障碍，从而带来了医人阶层乃至医学的巨变。

宋代儒医阶层的出现是唐后期士大夫阶层“尚医”行为的延续和升华，而这种行为的体现就是士大夫们之间医学文本的交换。士大夫以交换“信方”的方式公开探讨医理，并进一步塑造起以文本为基础的“更高”等级的医学研讨模式，相关问题请参看范家伟《刘禹锡与〈传信方〉———以唐代南方形象、贬官和验方为中心的考察》、陈昊《读写之间的身体经验与身份认同》第六章、笔者《唐代的医学教育及医人地位》。

阅读并且传承医学文本，原本就是医者的理想，是多种医学知识传授方式中最高端的，唐人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序文中将自己的著述初衷表达如下：“余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多为欺诒，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他希望通过《千金方》的撰写，改变知识分子们只习阅经学和文学书籍的风气，以求人人通晓医术。

孙思邈像

中古时期医学知识的流传中，自学、家学、师徒相授都是重要的渠道，“关于春秋以迄于隋唐这段时空长河中的医学知识掌握者，个人基本上是以‘知识人’这个词汇来概括他们。这里说的‘知识人’，在意义上其实是很笼统的，一个人只要在能读会写之外，再具备对传统中国医学知识思辨体系的理解能力，大概便能够纳入此一范畴”。（陈元朋：《两宋“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5—56页。）

但是毫无疑问，起码在“知识人”的认知中，拥有阅读书籍、解读书籍的本领才是一个医者鹤立鸡群的必要条件，例如许翰《修职郎宋侯墓志铭》：“宋侯讳道方，字义叔，世河东人。父曰可德，有隐操，好五行三式、星历丹经神奇奥衍之学，从方外士客游梁宋间，遂家襄陵。义叔年十五，念贫无以为养，则辍其所学诗书而学为医，取神农、帝喾以来方术旧闻，昼夜伏而读之，二年曰：可矣！始出刀圭以治人病，往往愈，益自信。……义叔非有世业资借，专用古法以治人，邃张仲景，尊孙思邈。初以年少后起，邑中老医俗学者皆意轻之窃笑，已而见其议论博综群书，药石条理皆有本原，据依不妄，稍复畏而忌之。久而靡然屈服以定，遂为医宗，名号闻四方，缙绅大夫道过邑者必求见之。” 在许翰的表述中，宋义叔卓然于众医者的原因是“议论博综群书，药石条理皆有本原”，从而使那些庸俗医者折服，使“缙绅大夫”无不视其为同类。

韩城壁画墓北壁壁画，左侧有人做正在炮制药物状，右侧两名男子正在紧张备药

与欧洲古代的状况相似，宋代从事所谓“外科”和牙科治疗的一般都被视之为赳赳莽夫，“一见文繁，即便厌弃”，这势必便会招来时人尤其是儒者的鄙视，所以能否读书、能否通晓文理是衡量医者水平的重要标准，起码在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典籍中是如此。

“儒医”的关键就在于儒，众所周知，宋代儒医的出现与宋代全民知识水平的提高、科举考试失意儒者的增多密切相关，儒医的特点是在掌握医疗技术的同时，行为合乎儒家行事的标准，这样的人便可以被时人称为“儒医”，在人们的眼中，儒医才是高明的医生，而且其身份地位也因为近“儒”而有所提高。

而且儒医的崛起始终伴随着一句口号，那就是《能改斋漫录》所记载的出自范仲淹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口号巧妙地将“医”与儒家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结合起来，使得儒而从医者可以摆脱心理上的羞耻感，安心于岐黄之术。

范仲淹像

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有：“宋代以降，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医学知识随文本流传之势，益不可挡，其他各种依赖心传口授的技术却有渐被排挤的现象。”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儒医’如医之资来自研读医学文本，或宣称掌握了医学经典的精髓。他们强调文本知识的重要，并边缘化了其他不依赖文本的医疗传统。而在商业出版较前代普及的情况下， ‘儒医’无法垄断文本知识，其他的医者和文人亦能掌握文本知识而自称儒医，甚或有文人自认研读医学典籍的能力高于医者，反以自己的文本知识与医者颉抗。文本知识因此成为双面刃，一方面使儒医能隔离其他医者，却也使文人学士永远得以渗透其边界，挑战其权威，儒医因而无法排除其他医者，垄断医疗市场；社会上亦无任何标准能确认儒医成员的身份。”

也就是说，儒医与世俗医之间有一道学术篱笆，就是文本，能通晓文本者就能获得儒医的认同。Jeehee Hong、T.Hinrichs也有类似表述，他们认为，韩城壁画墓之所以出现《太平圣惠方》与那时社会上对儒医阶层的认定标准有关：“我们知道，当时的医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师徒相授的知识和经验来写作和传播医书。医学知识是一种资本，而且儒医则倾向于把医书视为具有独占或排他性的传承方式。”

韩城壁画墓北壁壁画局部，左侧男子手持《太平圣惠方》，右侧男子手持两药包

笔者向来认为，古代医术的传播方式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绝不可一概而论，目前学界对于所谓“文本”的重视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到了史料话语权的影响。历史上的文本的撰写者、受众、传承者当然会强调文字的重要性，也会在时光流逝中逐渐以文字固有的优势凸显在历史记忆中，但是这种话语权的表达并不是务虚的，它最终一定会影响到后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历史记忆中像大浪淘沙一般淘去其他模式，凸显自己，使得后世———尤其是像宋代这样高度崇尚文化的时代———更加认同文本所构建的价值观，使得“文本”成为衡量医者水平、传递知识的象征物，进一步发展则成为整个医学的象征。不仅仅是医学，很多知识领域都存在类似现象。

所以说， 《太平圣惠方》出现在这幅壁画中是当时医学的“文本化”的象征，当绘画中需要描述医学的时候，画师不再像前面的唐代画师那样笼统泛泛地以人物为中心、不描绘具体的医学行为。相反，他们的绘画以具体的典籍作为象征，让医学文本成为供养和孝顺的标志，这有意无意的行为是当时社会思想的流露。

（上文节选自于赓哲《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2022年3月版）

书籍介绍

著 者：于赓哲 著

书 号：978-7-101-15620-1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定 价：68.00元

开 本：32开

装 帧：精装

字 数：300千字

页 码：409

CIP分类：R-05

主题词：医药社会学 社会史学 研究 中国 古代

内容介绍

古人如何面对瘟疫？瘴气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出自人心的幻想？古时候的医患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也有医患矛盾吗？于赓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本书通过对海内外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剖析实际案例，探索疾病与人心、医疗与社会、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尝试发掘文字背后隐藏的史实，并提供一种思路，试图将传统医学从“科学还是迷信”的窠臼中拉回来，还原中国古代医学的本来面貌。其切入点既有医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医者形象的模塑、医患关系的探讨，亦有对古代的卫生体系、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性病对青楼文化的影响、宋代墓葬壁画背后的医药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作者介绍

于赓哲，1971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及医疗社会史研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海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励，2007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已出版《唐代医疗疾病史初探》《隋唐人的日常生活》《唐开国》《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等多种著作。

编辑推荐

01

十年磨一剑，于赓哲教授医学史研究新著。

多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医学史研究一流学者。

多篇论文发表于权威期刊，深获学界肯定。

钩沉史料，考镜源流，敏锐的眼光发现问题，硬核的学术论证解决问题。

02

跳出线性进步主义史观，还原传统医学真正样貌。

将传统医学从“科学还是迷信”的窠臼中拉回来，摆脱完全以近现代医学衡量传统医学的价值体系，解剖并展示与医学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分层、纠缠、融合的过程，呈现中国古代医学的真实面貌。

03

历史学家的探索和思考，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古人如何看待瘟疫？

瘴气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出自人心的幻想？

神医是如何被塑造的？从汉代至宋代，医者的形象经历怎样的变化？

古代官方医学与民间有何不同？

从来没有一门自然学科像医学这样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又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巨大影响，尤其在只有经验医学、实践医学的古代更是如此。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本身，更在于由此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04

精装版全新面世。

平装版2020年面世，旋即销售一空。为满足读者需求，提供更舒适的阅读体验，此次重新排印，以精装形式推出，版式更疏朗，装帧更美观，而定价不变。开本由小16开换为大32开，与于赓哲教授另一力作《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一致，封面风格亦保持统一，便于配套插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