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源流考

出土于荥经县古城村的战国时期的青铜“成都矛”

兮湄

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词源学是指依据史实资料，对一个词的历史来源、音形义演变过程及同源词等所作的研究。我们会面临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成都”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成都得名由来，历史上首次予以解释的是《太平寰宇记》的作者宋朝人乐史，他指出：“成都县，汉旧县也。周太王逾梁山之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但是乐史的说法有两个明显的硬伤：第一，“成都”并非汉旧县；第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王“逾梁山”，但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

这就怪了！

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也指出：“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历史学者王文才先生赞同此说。他在《成都城坊考》中认为“史称：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现在有学者认为，“成都”得名是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前。“成都”本不是对成都这个城市名称的“发明”；因为远在有成都这个城市之前，就存在“成都”这两个字，或者说有这个词了。有人指出，“成都”二字是西南民族语“高原人居住的地区”的意思。这些阐释至少表明，开明王朝来成都平原定居之前，此地已经叫“成都”了。

雅安市荥经县是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之一。1985年出土于荥经县古城村的战国时期的青铜“成都矛”，其蛟部錾刻有“成都”二字，它印证了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地域称谓就已存在了。这柄成都矛矛长20厘米左右，其上精心雕刻有虎目、獠牙。

同样处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成都市蒲江县船棺墓葬群，2017年再次发现了镌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这柄青铜矛与荥经县出土的成都矛外形上颇为相似，而“成都”二字均为阴刻铭文。蒲江县“成都矛”的出土，填补了成都市文物历史的这一空白，完善和补充了“成都造”的历史。

秦汉开始，官府在成都设立大型官营作坊，“成都造”的产品不限于兵器，大量的生活漆器、生产铁器，经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与长江水道，远销到四川之外的云南、湖北等地，乃至日本、朝鲜。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其中一片有“成都”2字。1936年，云南昭通石门坎汉墓出土三件铁锸，铸有“蜀郡”篆文，1954年云南鲁甸一汉墓封土发现一件铁锸，其上有“蜀郡”“成都”铭文。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与1973年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均出土印有“成市”（即成都）铭文的漆器。

巴蜀学者李殿元认为，“成都”得名，不是在秦灭蜀之前而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军事上和征服者的心理上。《史记》说：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即是说，在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军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荡平了古蜀国。之后置郡县，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推行秦文化，结束了割据状态。“成都”这个名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但“成都”两字，最早的记载文字首见于《山海经》：“成都载天之山”。此山是由古蜀“成侯”的关系而得名。

如果说巢居、筰桥、栈道，是古蜀人生活文化的三大发明的话，那么，先秦的成都恰恰是这三大物质文化的中心。历史学家徐中舒就认为：“干栏”式木结构巢居的象形，就是“像依树构屋以居之形”。（《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62年2期）

20世纪80年代后，考古学家在成都十二桥遗址发掘出面积约1200平方米、相当于殷周时期的木结构“干兰”（干栏）式房屋建筑遗址。在中国发现的多处“干兰”建筑遗址中，在木头桩柱以上建筑结构件和房屋形状保存最完整的遗构，当属十二桥遗址。其建筑规模宏大，已出现宫殿式格局。显然，这是目前发现的成都区域最早的城邑遗址。这种“干兰”式建筑来源于树上的巢居。古史传说的“有巢氏”就是蜀人，远古时期的成都人就来源于古巴蜀这种巢居民族。蜀中此种巢居和“干兰”式建筑源远流长，直到秦汉时期，成都瓦房的栈居式样，甚至今日竹木结构的“楼居”和“吊脚楼”，都具有巢居遗风。

简单点说，“成”的雏形应该是古巴蜀文字，有“邛笼”含义，“成”就是二三层重叠的笼，为上屋下仓，类似干栏式建筑。因重叠反复义衍生为旧，如成俗即为旧俗，成语即是旧语；成即为笼，又有盛人、盛物之义。汉语之“成”是戊与丁的合体字，戊为斧钺之形……“成侯”是以这个字来作为部族权力象征。

“都”字在汉语中多指王城，而古蜀语、藏语中指两条河交会所在。最早的“成都”是在川、青、甘边境两条大河交会所在，那里是成侯部族聚居之处，后来逐渐东移至成都平原。而一个政权在水泽漫流的平原定居，就叫“都”。所以，“成都”也可以理解为：在两条大水汇聚之地的干栏式建筑聚落。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今成都市双流县）迁往成都，开始构筑城池。

我们可以说，“成都”的最初含义，不是“建成的都邑”，而是“终了的都邑”。古蜀人的发音大体是“独独”dudu。

羊子山土台、十二桥遗址与三星堆第四期文化在年代上大致处于同一时期，都反映出当时古蜀国人的先进文化状况。成都作为具有城邦意义的“城”的历史，已然开始。

伴随成都城的建立，《华阳国志》其实道出了蜀中风化的特色：“其卦值坤，故多斑彩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诗》，文化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无论是工艺还是心智，蜀人一味尚“巧”，似乎没有中原文化里那种对于追求大巧者而必须有所限制的理性认识。但这一段话，尤其是“其卦值坤，故多斑彩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对于充分认识古代川菜的烹饪特点，掌握古蜀时期的饮食习俗和文化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