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 |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对於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

[1923年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演讲]

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於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於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

第一　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

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第二　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於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於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一段说道。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於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原著一七六叶]

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果律不同的三点。[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叶]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

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於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来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槃。’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大遗产。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是白费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本来为对付内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第三　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

我对於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

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於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像现代的纽约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远的且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势派。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

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彀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智识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　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　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来同条共贯。可以通用一把钥匙来解决他。总结一句。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於自然系者。一种是属於文化系者。分配到这三个问题。得表如下。

（自然系的活动）　　　　　（文化系的活动）

第一题　归纳法研究得出　 归纳法研究不出

第二题　受因果律支配　　 不受因果律支配

第三题　非进化的性质　　 进化的性质

选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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