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成事不说”及古代官场保密拾零

　　一．成事不说

　　我们的祖先何时有保密意识，我一直以为，孔子的那句“成事不说”可以用现代汉语翻译成为：要想把事情办成功，在之前或过程中都不要说出来。这四个字源于《论语·八佾》篇，并且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关。原文是这样的：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这段记载中的“社”就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古人祭祀时，需要在祭祀场所置放一尊由木头制作的牌位以作为土地神的凭依，象征土地神来供奉祭拜，这个牌位叫“社主”，人们都要向它磕头。（顺便说一下，如果是在太庙或家庙里祭祀祖先，这个牌位就叫“且”，是“祖先”的“祖”字本字）

　　“宰我”即宰予，字子我，孔子弟子，是“孔门十哲”“孔门十三贤”之一，他能言善辩，在“孔门四教”的“言语”类中排在首位。

　　鲁哀公向宰我请教夏、商、周三代祭祀土地神时，土地神的牌位是用什么树木来制作的。宰我回答说：夏朝是用松木，殷商王朝是用柏木，周代是用的栗木。我们知道，周朝又分西周、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孔子生处东周的春秋末期。周朝社主牌位选用栗树制作，宰我将“栗树”之“栗”解释为“颤栗”“战栗”之“栗”，孔子听了后很不满意，就说了上面那三句话。

　　对孔子这三句话的理解，普遍认为是：已经做了的事不便再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便再谏阻了，已经过去的事不便再追究了。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都持这种解释。

　　但我们从内容上仔细辨析，这种解释的前两句是明显存在着内容重复现象。从字面上看，“成事”与“遂事”意义相近，都表示事情已经完成了，关键是对“不说”二字如何定位，是定位在事情成功之前，还是定位在事情成功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可以结合时代背景，对孔子这句话的本意，来下一番重新认知的功夫。

　　鲁国在发展到鲁哀公时，国王的权利实际已被鲁桓公的后代、国卿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桓”所掌控，鲁哀公一心想去除“三桓”，夺回实权。而“社”虽是祭祀场所，也是主阴气主杀戮的地方。《尚书·甘誓》篇中有“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听众命令的要在太庙或家庙祖先牌位前嘉奖，不听从命令的人要在社这个地方处死。《周礼·大司寇》篇中有“大军旅莅戮于社”之说，说明敌我双方交战时，社主也随军携带供奉，犹如护身符，同时也便于随时举行杀戮开战仪式时用。

　　鲁哀公向宰我讨教社庙祭祀时用的社主材质问题，话中已暗藏秘语隐衷，表明他要通过祭祀活动来让“三桓”感到战栗害怕。谁知宰我把这层隐语含义给点破了，直接说出了由栗木做的社主就是要“使民战栗”。宰相泄漏了天机，同时也启发了鲁哀公的杀伐之心，令孔子很不满意，所以责备宰我到：“成事不说”，要想把大事办成，在这之前不要明说呀！孔子在这里已经强调了保密问题。

　　令笔者欣喜的是，对孔子“成事不说”从保密角度进行理解，我们在程树德撰《论语集释》所引清代方观旭《论语偶记》中也找到了同调，因此，如果追溯我们的祖先在保密方面的论述思考，孔子“成事不说”堪称源头警句。

　　保密是我国古代吏治中的常见现象，所谓“秘不发丧”“秘而不宣”“秘不示人”等都是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再从历史文献中钩沉几例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理解。

　　二．止谈风月

　　这里的“止”字通“只”，“止谈风月”就是“只谈风月”。同僚或朋友相聚，只谈风花雪月，不谈人事政治，避免产生跑风泄漏现象，违反组织纪律。在这方面，南朝梁代的徐勉又树立了榜样。

　　据《南史》卷六十《徐勉列传》记载，徐勉于梁天监六年（507年）官至给事中、五兵尚书，是梁武帝萧衍身边的左右侍从，在皇宫中随时应答皇帝提问，参议政事，因表现突出，很快又升迁为吏部尚书。

　　吏部有掌管国家人事大权职能，徐勉“居选官”，具体负责国家官吏的选拔任免工作，能够做到“彝伦有序”（亦作“彝伦攸叙”），按照朝廷制订的标准铨选官吏，经他推荐选拔的官吏都能够堪当重任。由于他对尺牍文献非常熟悉，加之善于辞令，虽然办公桌上文案填积，办公室里是“坐客充满”，人员进出频繁，但他能嘴上应对如流，手上却不停笔地书写着，是当时政府机关办事能力超常而又不出差错的官吏。

　　有一天，徐勉与门客属下“夜集”，夜晚加班后，大家要一同去吃宵夜了。席间，门客中有个叫虞暠的人向他请求，希望能担任詹事五官一职。

　　詹事即给事、执事的意思，主要掌管皇后、太子家中之事。

　　徐勉听后，正色回答虞暠：“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意思很清楚：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大家只谈风花雪月之类的事情，涉及到“公事”的，一律免谈。

　　徐勉直接拒绝了属下门客的要官请求，体现了他办事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更体现了他良好的政治素养，坚持人事安排保密原则，况且重要岗位的人事安排要由皇帝最后拍板。人们对徐勉无私公正、严守职业道德表示信服，对他谨言慎行给予了高度评价，赞其为“风月尚书”。“止谈风月”，从此成了封建官场上的美谈，并永载史册。

　　徐勉后来官至中书令，奉诏撰吉、凶、军、宾、嘉“五礼”。他在吸纳“周礼”及中原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国家礼仪制度进行了重新拟定，于梁普通六年（525年）完成并施行。正是通过像徐勉这样无数知书识礼官吏们的共同努力与实践，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江以南、在今日之南京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弘扬与传承，为在南京土地上诞生的“六朝”能够被后来以华夏中原为正统的史学界所承认，进而使“六朝”进入华夏正统序列，是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封稿焚草

　　对于给皇上的奏折或与皇帝商讨大事时的“草稿”如何处理，防止泄密泄漏，也是封建官吏所十分注意的。他们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将原稿烧掉，以绝后患；二是将原稿珍藏，生前永不示人。

　　《旧唐书》卷八十八《陆元方列传》记载，陆元方是苏州吴县人，世为著姓，为官清廉谨慎，在武则天朝就荣任宰相之职，深得武则天信任。武则天如果准备提拔重用官员，必先派人将陆元方召来与之商量，听听他的意见。

　　陆元方每次接到武则天召唤，必定是“密封以进，未尝露其私恩”。他向武则天推荐官员人选时，将名单用信封密封好后再呈上，然后由武则天去说出，这样给大臣们的感觉是武则天在重用提拔某人，被提拔的大臣自然去感恩皇帝武则天。陆元方坚持不向别人炫耀推荐之功，不给别人造成要与皇帝争恩的感觉。他深知，只有在背后默默地当好皇帝的参谋助手而不得显露半点己见，才能够确保在皇帝身边立得住脚，始终处于恩宠重用地位。这既是一种为官之道，也是一种政治素质的体现。

　　陆元方在临终前，“取前后草奏，悉命焚之”。让家人将自己珍藏多年、先后起草的奏折草稿全部拿了出来，当着他的面给全部焚烧了，也算了却了一桩保密心愿。他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吾荫德于人多矣，其后庶几福不衰矣”。他为自己暗中帮助许多人成长而高兴，这是他所积累的“荫德”，同时他也希望自己播种的荫德，能够给他的子孙将来带来福报。正所谓为官者积善积德，可以惠及子孙者也。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周起列传》记载，周起是淄州邹平（今山东境内）人，生下来时，脸型下部较丰满方正，他的父亲非常高兴，认为“此儿必起吾门”，所以起名周起。长大后，周起果然考取进士，被朝廷授将作监丞、通判齐州，又擢著作佐郎、直史馆，累迁至户部、度支判官。

　　宋真宗北征时，周起负责随军粮草事宜，深得皇帝信任。后以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身份，随宋真宗封禅泰山。利用这个机会，他一路上深入民间，“採访官吏能否及民利病”，对地方官员的为政情况及老百姓的疾苦进行实地调研。在宋真宗结束封禅泰山大典回銮后，其他大臣都在忙于歌功颂德，唯独周起上奏皇上：要居安思危。

　　宋真宗又任命周起为金部员外郎、判集贤院，对他十分亲信。有一次，周起来到殿中奏事，刚好宋真宗新得龙子，生下的龙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宋真宗对周起说：“卿知朕喜乎？宜贺我有子矣。”说着，就走到禁中，不一会儿，怀里揣着金钱走出来，赏赐周起，给周起单独发喜钱了。

　　周起后来官至右谏议大夫、知并州，又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再进礼部侍郎，为枢密副使，与寇准是同事。有一次，他与寇准及其他同僚下班后，一起来到同僚曹玮家喝酒。大家开怀畅饮，聚会结束后，其他官员都离开了，唯有周起与寇准两个人喝高喝大了，醉倒在曹玮家，一直到“夜漏”更夜时分才酒醒。二人摇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家中，深感今天有点贪杯失态了。第二天，二人主动进宫，向皇上承认错误，“引咎伏谢”。宋真宗不但不怪罪他们，反而安慰道：“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二人叩首皇上，谢吾主隆恩，口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起办事谨慎周密，凡是向皇上奏请的文字或是答复宫禁中事项的文字草稿，他是“随辄焚草”，即事情办好后，就立即把草稿全部烧毁，不久一点痕迹。正因如此，他向皇帝上疏奏请了什么内容，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这种工作上的好习惯，也使他在朝廷能够赢得上下认同。

　　又据《宋史》卷三百一十一《晏殊列传》记载，晏殊出生于抚州临川（今江西境内），七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在当时有“神童”之誉。

　　宋真宗景德初年（1004年），晏殊与千余名进士一道接受皇上考试，只见晏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晏殊文章深得真宗皇帝嘉赏，被赐同进士出身。

　　时任宰相寇准曾提醒真宗皇帝，说晏殊是“江外人”，即江南人，不可重用。真宗皇帝反问寇准：“唐代的张九龄不也是江南人吗？”寇准一时语塞。

　　后来，朝廷又通过诗、赋、论三科考试，晏殊的才华与为人进一步得到皇帝赏识，皇帝直接将晏殊提拔为秘书省正字，并让他直接在秘阁读书，享受在皇帝身边读书、读宫禁藏书的特殊待遇。

　　第二年，朝廷又通过考试来任命官员，晏殊考取中书一职，迁太常寺奉礼郎，后又迁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馆，为昇王府记室参军。同年又再次提拔，迁尚书户部员外郎，为太子舍人；不久又“知制诰”，直接成为皇帝诏书的起草人；后来又升任为翰林学士，迁左庶子。由此可见，皇帝对宴殊的重用程度是超常的。

　　宋真宗每次与晏殊讨论一些国家大事，宴殊“率用方寸小纸细书”，即都是先拿出方寸见方大小的纸来，仔细书写准备禀报皇上的内容；“已答奏，辄并稿封上”，如果已经向皇上禀报答奏完毕，立即把原先在方寸小纸上细书的草稿全部封好收藏起来。真宗皇帝看在眼里，喜欢在心里，对晏殊这种“慎密”严谨的办事作风和为人表示赞赏。

　　又据《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列传》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授刘基（字伯恩，世称“刘伯恩”，浙江青田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

　　刘基本为元朝至顺年间（1330-1335年）进士，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受朱元璋礼聘而来到朱元璋身边。他向朱元璋上书陈述时务“十八策”，倍受宠信，并参与谋划平定张士诚、陈友谅与北伐中原等军事大计。刘基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在朱元璋为吴王期间，曾任太史令，进《戊申大统历》，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1368年，终于协助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了统一的大明王朝。在民间，也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朱元璋平素有许多难以测定的事情都要先听听刘基的意见，所以朱元璋称刘基为“吾之子房”，将刘基比作襄助刘邦建立大汉王朝的张良（字子房）。

　　朱元璋曾经“手书问天象”，即通过书面形式向刘基寻问天象星座变化，以预测地上人事关系。刘基“条答甚悉”，逐条回答皇上提出的问题。回答完后，刘基“焚其草”，把草稿全部焚烧掉了。刘基回答朱元璋提问时，大概意思是：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如今国威已经树立，宜增加一点“宽大”缓和的政策内容，以与民休息。

　　洪武四年，朱元璋赐刘基“归老于乡”。刘基居乡隐形韬迹，整日饮酒弈棋，口不言功，但后来还是因为左丞相胡惟庸诬陷而被夺禄。入京谢罪后，刘基不久即逝世。到了明武宗时，追赠刘基为太师，谥号“文成”。

　　刘基诗文古朴雄放，抨击时弊，同情民生疾苦，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著有《诚意伯文集》行世。

　　四．漏言夺职

　　泄漏机密又称“漏言”。在朝廷或在地方为官，不管是“大吏”还是“小吏”，如果有谁犯了泄漏机密的错误，都是要受到纪律处罚的，有的要“夺职”即撤销职务，情节严重的要处以刑法。清代乾隆年间的“铁嘴钢牙”纪晓岚，就曾因漏言泄密而被撤职，发配到新疆。

　　据《清史稿》卷三百二十《纪昀列传》记载，纪晓岚，本名“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改庶吉士，散官授编修，再迁左春坊左庶子，后又授贵州都匀府知府。清高宗乾隆皇帝又因纪晓岚学问优秀，予以四品官衔，不久又擢升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纪晓岚“漏言夺职”，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这个人有关。

　　卢见曾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为人不拘小节，形貌矮瘦，人称“矮卢”，但很有才华和治政能力，时人称其为“人短而才长，身小而智大”。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通过兴修水利、减轻百姓负担等一系列举措，卢见曾于雍正三年（1725年）出任四川省洪雅县知县，雍正十三年（1735）调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乾隆元年（1736年）被擢升为两淮盐运使，治所在扬州。也就在这个任上，卢见曾既干出了实绩，又埋下了祸根。

　　据清代嘉庆版《两准盐法志》记载，由于两淮盐商长期勾结官府来侵占灶户（盐民）盐池，盐民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卢见曾到任后，作出“灶属商亭，粮归灶纳”政策，向盐民核发文契，以维护盐民利益。卢见曾因此得罪了当时一大批贪官污吏及不法盐商，他们纷纷流言蜚语，诬告卢见曾。乾隆皇帝不待查明真相，便在乾隆五年（1740年）将卢见曾革职充军，发配到塞外。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才冤案昭雪，卢见曾被补为直隶滦州知州，第二年又升迁为永平府知府。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卢见曾又被调到扬州，二任两准盐运使。

　　当时的扬州市因地处江、淮、运之间，地势低洼，经常发生水患，卢见曾组织力量，开挖修浚城周水系，城市水患得到解除；还沿小秦淮修建了红桥二十四景，使扬州城变得更加美丽了。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卢见曾在红桥举行“修禊”祭祀活动，郑板桥、厉鹗等文人雅士名流前往参加活动，吟诗作赋，传为文坛佳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73 岁的卢见曾致仕，回山东德州老家去享受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南巡，路过山东德州时，还曾亲书“德水耆英”匾额赐之。

　　谁知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两淮盐引”贪污案发，涉及到了高恒、普福、卢见曾几任两淮盐政官员及众多盐商，案件牵涉时间长达二十余年，且数额巨大，卢见曾被此案牵连了出来。

　　当时，两淮盐政使名叫尤拔世，他到任后，对以往账目进行审查，发现在上缴朝廷税额后，盐政官“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相当于私设“小金库”了。尤拔世在向乾隆皇帝的奏报中指出：盐商们“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见存十五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

　　乾隆接到尤拔世的上疏后，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很可能隐藏着贪污国家公款的大案，就密令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悉清查。

　　彰宝、尤拔世他们在清查以往账目、严格审计后，上奏乾隆皇帝：“历任盐政等，均有营私侵蚀等弊”“历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余息银两，共有一千零九十余万两，均未归公”。这就意味着前几任的两淮盐政官员们曾经侵吞了国家税银千万两之多。

　　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下旨将高恒、普福、卢见曾三人“绞监候”，即于秋后处决。卢见曾此时已经退休7年、已经到了80岁高龄。风烛残年的他被抓捕查办后，很快就死于狱中。政府官员退休，不等于就是“平安着落”、进了保险箱了，历史已经告诉了人们。

　　卢见曾与纪晓岚家有姻亲关系。原来，纪晓岚的长女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他们两家是“姻家”。

　　“两淮盐引”案发后，纪晓岚因“漏言夺职，戍乌鲁木齐”。纪晓岚因为身在朝廷为官，是乾隆皇帝身边的红人，对朝廷要查处两淮盐政中存在的贪污受贿大案一事肯定知晓，不经意间就“漏言”给了姻家卢家。泄漏朝廷要追查卢见曾贪污案一事，是典型的泄密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纪晓岚被撤职后，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在那里思过改造。

　　三年后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春，卢见曾的案件在东阁大学士、宰相刘统勋的甄别与努力下，得以平反昭雪，纪晓岚也被无罪释放。一直到这一年的六月，纪晓岚才得以回到京师。乾隆到热河度假时，纪晓岚“迎銮密云”，在密云这个地方，被允许有资格参加迎接皇帝御驾仪式。乾隆皇帝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为题，要纪晓岚当场作诗表达，结果是诗意“称旨”，很符合乾隆皇帝的口味，终于考试合格，重新赢得皇帝信任，复授编修一职。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朝开设“四库全书”馆，大学士刘统勋举荐纪晓岚及郎中陆锡熊为总纂。纪晓岚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论次为《提要》，上呈乾隆。因工作成绩突出，擢升侍读。乾隆皇帝又复命纪晓岚辑录《简明书目》，纪晓岚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共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顺利完成了皇帝交办的国家文献整理浩大工程。纪晓岚学问渊通，又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沉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终成有清一代之文治盛事。

　　曾经因“漏言”泄密而被“夺职”的纪晓岚，终于在历史文献整理中找到了人生价值与归宿。

　　时过境迁，今日的人们对“保密”一词并不难理解，但保密是一件涉及面广量大的事，古今中外，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存在保密问题。个人家庭隐私需要保密，外人不可以随便打听；国家政权机密需要保密，当事公职人员不能随便泄漏半点；商业机密需要保密，军事机密更不能泄漏丝毫，等等。

　　现代社会，在国家机器中已经具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保密机构如国家保密局等，而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有相对保密的内容与任务，保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入精致化、数字化时代。虽然保密是一个受时间、空间和人的地位身份制约的概念，具有时效性和权限性特征，如果超越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保密的内容就失去了意义，“解密”就成为必要，但对于每一个职场中人，他所要承担的在规定时间和空间内不能泄密的纪律责任与法律追究，将是永远存在的。

　　束有春

2022年5月30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