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沪上杂记

早上醒来，拉开窗帘时发现，对面19号楼道的进出口处连夜冒出了一顶蓝色帐蓬，里面一本正经地坐着一个大白，警惕地注视着空无一人的楼道。

但我的脑海中，却是呈现出来五十天前的场景。

那是在3月10日左右，上海新冠病毒感染者及病例大概总的是几百例不上千的样子。小区先后有几幢楼道出现了蓝色的小帐蓬，隔断了楼道与外界的联系。但这次与五十天前不同的是这次是有帐蓬的楼道有人监管着足不出户，其他楼道是要求自觉的足不出户。而五十天前是有着帐蓬内的楼道是监管着足不出户，而其他楼道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在那个时候，近三千万上海人、常住上海的及不常住上海的外地人还是非常乐观的。即使在4月30日浦西地区马上实施5天的全域静态管理时，小区边上古美路一些店家的暂停业告示牌上还写着五天以后再见的字样。他们肯定没有想到，一晃之间，这五天变成了将近50天了。

而且，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向广度深度蔓延，随着昨天最后一条12号地铁线的停运，上海真正变成了一座静态管理的＂沉默＂城市。

这近50天里，上海发生了什么，近三千万民众经历了什么，上海各级政府又做了什么。一时间赤、橙、黄、绿、青、蓝、紫，网络上铺天盖地，什么颜色都有。

到底怎么评价上海各级政府在这次抗疫中的所作所为呢。我想引用一个小故事，据传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说，邓小平同志有功劳也有缺点，缺点是三功劳是七，三七开，邓小平接腔道，有四六开就心满意足啰，我像是维族小姑娘，辫子比较多嘛。

下面，我从一个客居上海的浙江人角度，从自己的所历所见所闻，无所谓腔调，无所谓真实的谎言还是谎言的真实，只想呈现上海疫情中及疫情外社会百态的浮世绘。

一、解放与解封

再过十多天，就是5月27日了，这一天对上海来说是翻天覆地的日脚。

1949年5月27日凌晨，上海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大街小巷边上，躺满了身着土黄服装的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们。

这一刻，上海市民意识到，阿拉子弟兵来了，上海变天了，上海解放了，上海人民当家作主了。

一时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响彻在整个上海的上空。

一晃七十三年过去了，近段时间，上海市民聊得很多的话题是，七十三年前上海解放了，等到上海解放日，能解封吗？

首先我们看看上海市政府近十日的号召和决心：

4月22日，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攻坚态势；

4月25日，切断疫情传播链条，守牢扩大攻坚清零的阵地；

4月28日，拔点攻坚，严防反弹，迅速有力推进社会面清零；

5月1日，持续攻坚，扩大战果，一鼓作气实现社会面清零；

5月6日，振奋精气神，立下军令状，排除万难冲锋攻坚；

⋯⋯⋯

下面再看看近阶段效果

5月6日，新增病例253，新增无症状3961；

5月7日，新增病例215，新增无症状3760；

5月8日，新增病例322，新增无症状3265；

5月9日，新增病例234，新增无症状2780；

5月10日，新增病例228，新增无症状1260；

5月13日，新增病例194，新增无症状1487；

5月15日，新增病例166，新增无症状1203。

从日最高感染数2万多，总感染50多万到现在这个状态，总的感觉，下降明显，成效卓著，社会面清零有望。

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形容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景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现在，我借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预言，为疫情中的上海祈福，为疫情中的上海市民祈福。

希望在5月27日或者更早日子，上海市民在清晨一觉醒来，街上恢复了车水马龙，社会恢复了生机，市面恢复了繁荣。

二、管控提级和行政提级

从三月初的被称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精准防控，到3月28日＂鸳鸯火锅＂式的浦东、浦西错时分区防控。上海的最初设想应该是在浦东、浦西各五天的全域静态封控后，以社区居委会和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分类管理，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封控区足不出户，管控区足不岀小区，防范区足可出小区。

根据5月10日消息，上海现划定封控区6303个，涉及人口208万；管控区17790个，涉及人口324万；防范区50056个，涉及人口1797万。这数字从纸面看非常乐观，意味着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可以出小区了。

但实际上除了部分市郊偏远地区可以有限出小区外，还有三分之二的防范区还是出不了小区，只能在小区内蹓跶，逗逗鸟，喂喂猫。其原因就是疫情严重而提级管理，防范区按照管控区管理，管控区按照封控区管理，实际上是二区管理。

提级管控意味着原来的计划跟不上疫情形势的变化，也意味着原本在4月5日结束封控，实施三区分类的愿望落了空，更意味着在思想上、准备上、保障上只有五到十天静态准备的上海各级政府、几千万上海市民全部傻眼了懵圈了，以致于出现五花八门的各种手足无措。上海基层组织尤其是社区居委会人力不够、准备不够、办法不够、效率不够更是暴露得淋漓尽致。

我这里不是说上海的各级政府特别是最基层的社区、村居的工作不努力不主动。其实原因也很多，但很重要的原因是上海的组织架构和历史社会文化传统所造成的。

1927年，上海便成为中国第一个中央直辖的特别市，现在也是四大直辖市之一。所以作为省级行政单位，她只有市、区、街道（镇）三级政府，比其他的省、自治区少了一级。

以至于上海的区一级顶着四品五品知府的头衔，干的是七品县令的活儿。而镇街呢，则是顶看七品县令的头衔，干的是九品乡镇长的差使。凡是有点衔的行政级别都上去了，科长成了处长，处长成了厅长。

领导级别上去了，不屑于干具体事务了，等于是变相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普通科员又没有使用这项权力的权力。所以，这项权力便被变相取消了，这使得普通科员大大提高了自主把握的空间，成为了一个个小地盘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成了小小的权力中心。

而上海长期的殖民半殖民的社会，也造成了上海各级政府的办事人员相对讲信用、守规矩，故办事效率也自然而然得到提高。其他地方半个月一两个月搞不定办不了的事情，在上海可能几天甚至一天半天就搞定了。

我一朋友十多年前在上海购置了按揭商品房，办房产证时发现原始购房合同、契税凭证丢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一日之间从房产公司、税务、银行直到房地产发证部门没有任何领导审批，工作人员一路绿灯，当场办好办结。上海的这种无形之中取消权力的的模式其实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一种模式，也是服务型政府的一种模式。

经济学有个经典理论，叫＂眼镜蛇效应＂。当年大英帝国殖民印度，发现当地眼镜蛇为患。于是给眼镜蛇开出了悬赏。交蛇发钱，童叟无欺。结果不是野生眼镜蛇被消灭了，而是印度人开始饲养眼镜蛇了。殖民当局只好派专人监管养蛇者，结果监管者与监管者狼狈为奸，蛇仍然是越收越多，无奈殖民当局取消了收购眼镜蛇的措施。让权力来监督权力是不牢靠的，惟有取消权力是最为可靠的。

所以上海无形之中取消的权力，对于经济高度发达，市场高度繁荣，人员高度聚集的上海来说，其助力和推力是无法估量的。在全国范围内来说，上海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态度是最好的，上海创业的环境和氛围同样是最好的。

所以，上海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上下各负其责自行运转的服务型组织架构，一旦遇到全域性的重大突发事件时，暴露出各种问题甚至是全国人民不可思议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4月初小区封控后，楼道志愿者需要大白防护物，被一个封控在家的警察叔叔找人解决了。我在松江一个亲戚是社区居委会的书记，他传来消息说，因为所居住的小区有阳性也被封控在家。最应该出现在防疫第一线的警察、社区工作者竟然被封在家里，对于我这个三线城市的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三、陶瓷店和杂货店

疫情爆发几年来，上海一直作为精准防控的典范而全国闻名，上海市民也常常自豪地津津乐道。

精准防控还有一个通俗的词汇叫做＂陶瓷店里抓老鼠＂，确实采用这种模式的上海，也打了好几场漂亮仗，尤其是去年十月份迪士尼乐园防疫协查中，上海市政府抽调三千多名工作人员，对三万多游客进行核酸检验，仅仅过了三天，迪士尼乐园就恢复了营业。

如果一直这样点状的零星的疫情状态，上海精谁式防疫无疑是成本最省社会影响最少的防疫模式，无疑可以成为全国的示范和标杆。

但是一件意外，一件神仙也算不到的意外，让精准防控从神话变成了笑话。

这个意外出在华亭宾馆，华亭宾馆大凡浙江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浙江方向进入上海，所见到第一盏红绿灯的边上，便是华亭宾馆。华亭宾馆是上海市政府直属的改革开放后上海兴建的第一家五星宾馆。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动工，1986年11月对外营业，曾接待过基辛格等许多国内外著名人士。在当时入住华亭宾馆是成功人士非常扎台型的事体。

几十年过去了，已垂垂老矣的华亭宾馆于2月初停业重新装修，但又因抗疫需要被部分征用作为海外客人的防疫隔离酒店。

于是酒店便被分成两个区域，隔离区和非隔离区。隔离区所有工作人员都吃住在酒店，非隔离区的工作人员依旧正常上班下班。但是酒店管理人员千算万算算漏了隔离区和非隔离区用的是同一套大风力送风中央空调系统，隔离区的病毒通过封闭循环的空调送风管道，传播到了非隔离区，传播到了非隔离区的工作人员，然后，由这些工作人员传播到家庭、小区、社会，然后由点到块由块到面蔓延开来。

陶瓷店里抓老鼠的初衷是点状的抓零星的抓，冒出一只抓一只。而现在突然涌进了成群的老鼠，而且越来越多的陶瓷店涌进了越来越多的老鼠，更糟糕的是，谁都不知道还有多少伪装成不是老鼠的老鼠，今天看看不是老鼠明天便成了老鼠了。

于是乎，这边要捉老鼠，那边要顾及陶瓷店，结果老鼠虽然柯牢交关多，看看轧闹猛，但陶瓷店变成杂货店了。

从开始的精准防控到全域防控的转折过程中，上海是痛苦的，不仅是2500万市民的痛苦，上海的各级政府也是痛苦的，毕竟2500万市民的封控首先要面对是吃喝拉撒问题。

从开始的懵圈茫然到无所适从再到手足无措，拎得清的拎勿清，拎勿清的拎得清。

浦东全域封控时间是3月28日凌晨5时，而居民收到通知的时间是3月27日傍晚6时以后。于是浦东的全体商场、超市等紧急延长营业时间，以便于上百万市民的紧急采购。

市民们焦灼的心情，疯狂的程度可想而知，反正货架上的生活必须品是基本清零了。4月1日浦西也全面封控后，政府发的第一批物资，竟然不是大米蔬菜，而是人手两盒莲花清瘟，送货上门的工作人员还一本正经的嘱咐，没发热没咳嗽勿要吃的，吃下去勿来三的。还有外省支援上海做核酸的医生护士，在少数的镇街，中餐连个盒饭都没能提供。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的防疫正在逐步走向正轨。我所居住的闵行区在为市民服务上，走在全市前列。我们家已经收到6次政府发的大礼包了，有米有面有牛奶有猪肉有水果有蔬菜，而且我所在的古龙四居居委会考虑到我家人口众多，好几次都发了双份给我们。

四、居委会和业委会

这次疫情特别是管控后的之所以政府的无绪无力和市民的无助无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连接政府和市民的环节，社会居委会表现得相当的不尽人意。一会如没有头的苍蝇，一会儿如找不到妈妈的白兔，一会儿如饿的无精打采的流浪猫。

上海是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发源地。1951年6月8日，上海普陀区梅芳里居民委员会挂牌，标志着新中国首家城市居委会正诞生。随后到1954年1月，遍布上海11155条里弄的1847个居民委员会全部建立。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了一个覆盖到城市社会最基层的组织网络，进入了一个由基层群众依法自治的全新时代。

当时上海的居委会下设有治安组、文教和卫生组，感觉是相当的拉风和有腔调。据说如果一个陌生人进了上海的里弄，都会有一帮热心的爱管闲事的大妈大婶甚至大伯爷叔上来嘘寒问暖，如果一旦发现有异样，马上就会报告给片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部仲星火主演的＂今天我休息＂电影，就生动地描写了派出所片警与居委会之间鱼水交融的和谐关系。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当兵时也曾数次领略过这些大妈大婶们的风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海的市区急剧扩容。上海市区面积从1980年的200平方公里扩张到现今的1100多平方公里。

随着旧的里弄的逐步消失，新的居民小区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我所居住的古美街道来说，该街道的10多万居民(包括非上海籍的常住人口）分别居住在41个居民小区中。

一般情况下，每个居民小区都会设置一个居委会，名字从原来什么里或者什么弄的居委会统一改成社区居委会，街道会委派一个参公事业编制的支部书记，再加上三五个临时聘用人员，这便是管理服务千把人几千人小区的全部家当。

现在的社区居委会与当初的里弄居委会的功能和作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小区一直是没花头的存在。

而原来里弄居委会那些爱管闲事的大妈大婶大伯爷叔们，他们摇身一变，大都成了从居委会派生出的业主委员会的成员。故尔上海小区的业委会风头大都盖过了居委会，就拿我们小区来说，早几年，闵行区为了提高城市品位，拔巨资给一些老旧小区整容，本人所居住的小区已经20年了，所以也分到了二千多万的整容费。但居委会仗着是政府拨款，擅自改变了外墙颜色。

在施工过程中，几个爱管闲事的业主发现墙体不是同一颜色，马上制止了施工，并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反制。僵持一个多月后，居委会书记被调离，原来已经施工的楼幢全部推倒重来。

这种弱势状态下的居委会，在这次困疫情而封控的情况下，既要负责上千几千居民的吃喝拉撒，又要协调小区管控、核酸检测、患者及感染者、密接者转运，力不从心是正常能堪大任倒是反常了。

在开始的零星点状时尚能勉强应付，到以后几何式增长了小区封控了便时时陷入劳而无功的焦头烂额之中。街道对小区只有无休止的要求和任务，但对小区所提的问题都是没了下文。

小区急需的物资进不来，急需转运的患者和感染者运不出去。更要命的是，在楼上楼下都有确诊患者和无症状的情况下，在明确要求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还要三番五次的下楼排队做核酸，少部分阳楼的居民心态近乎崩溃拒绝下楼做核酸。

居委会向上请示，答复永远是按照规定，必须全员核酸。大概是感到局面之无奈，居民之无助，自己之无力，我们小区的书记在经过七八天夜以继日的辛劳后，终于也近乎崩溃地病倒了。

好在平时不对眼的业委会和物业在患难时刻和衷共济，共克时艰，和居委会一起开展自救活动。

先是组织小区团购，帮助居民购买急需的紧缺的生活物资，再就是落实了上百人的小区志愿者队伍，并全面落实充实楼道小组长，楼道内快递分发，垃圾清理由居民全员轮流参与。

逐渐地，政府的举措也到位了，现在凡是抗原或核酸一有异常，当场立马转运，该酒店的酒店，该方仓的方仓，该医院的医院。其涉阳楼幢，由医务人员上门核酸采样，并每天进行专业消杀。

其实居委会和业委会天生是一对矛盾体，因为业委会是直接代表业主利益的，而居委会是代表政府而代表业主利益的，两者目标虽然一致，但业主的需求政府是不可能一一对应满足的。

五、市井文化和海派文化

沪上这次疫情，让上海人津津乐道的精准防控模式最终落得一地鸡毛。而由于过于迷信精准防控，对万一出现的意外估计不足准备不够办法不多，一时间上海的真真假假的负面事例在媒体和自媒体的传播下，在全国传地沸沸扬扬。

比如一市民竟然在外省的医疗服务队面前大叫，侬勿是阿拉请来的，侬来不来跟阿拉有啥关系；又如一社区工作人员竟然以捐赠防疫为由，公然向市民索要玉石挂件；再如一小区的工作人员，竟然可以把外省的捐赠物资转手倒卖；还如一个小区团购的团长，竟然利用小区居民的信任，将团购物资加价出售牟利。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小事体，但影响极其恶劣。

以上事例在其他省市发生的概率很小，但在上海却真实地发生了，我认为这与上海市井文化有关。

市井文化就是上海最具特色和传统的里弄文化，是各种矛盾体的有机联系的文化，是上海人各种矛盾心理的一种表现，既优雅又势利，既低调又虚伪，既讲规矩又爱藏私曲，既好面子又爱贪小便宜，既争强好胜又怕当出头鸟，既崇拜强者又嘲讽弱者，既有包容之心胸又有排斥思维。

上海人从里弄岀来，走向南京路淮海路的咖啡馆，便升级为小资文化，走向十六铺码头的驳船，便沦落为痞子文化。

上海的市井文化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当年支边的上海知青每年回沪探亲时，从黑龙江新疆到江苏南京的几千公里都很低调地讲普通话。

列车一旦过了南京长江大桥，马上就阿拉上海人侬个小赤佬的唾沫横飞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当兵时，好几次去上海朋友家白相相，主人都会非常诚挚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吃顿便饭，其实主人客人心里都明白，就是嘴巴上讲讲当勿得真的。

可是客人刚离开，主人就会一转身拎半瓶红标石库门出来，在门口头摆张小桌子，弄两碟小菜，搞不好还有一只小小的大闸蟹，很优雅地嘀答嘀答两个钟头。原先开水果店的小杨跑到上海，在南京路淮海路等开了好几家四檀木匠门店，他对我说，伺候上海的工商税务人员很简单，只要年底给嘬一顿就好了，保证一年都不会来找麻烦。

讲上海的市井文化及升级的小资文化，如果不讲上海女人那还等于不懂上海。张爱玲在小说《第一炉香》中说，上海女人像粉蒸肉。粉蒸肉什么特点，出生于四川的我还是相当熟悉的，柔软，粉嫩，精致，优雅，有点油有点酥，有点香有点腻，有点辛有点辣。不得不说，张爱玲眼光确是精准。

所以上海女人是十分厉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就是相当多的上海家庭，家庭主妇是不做家务的，搓衣板的主要功能不是搓衣服，而是搓老公脚馒头的。

其实上海从1843年开埠用了几十年时就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世界建成区面积最大的城市。

这是与上海另一种文化，海派文化分不开的。海派文化与市井文化是一根藤上所结的相似又非似的两只瓜。

海派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就是尊重多元化、个性，兼顾个人和社会利益，以契约精神为主导的理性的、随和的、较成熟的商业文化。

就拿别称来说，可以用战国古人的封号作为别称，也可以用日本人的戏称作为别称，再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来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浙江嵊州萌芽的越剧，却在上海修成正果而大放异彩，造就了名扬全国的＂越剧十姐妹＂。九十年后，北方的相声艺术，在郭德刚带领下，在上海东方卫视先后创办开播了笑傲江湖、相声有新人、欢乐喜剧人等三档节目而深受上海市民欢迎，就连有＂毒舌＂之称的变性人金星都凭着自己的才华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由此可见，上海海派文化的包容之量是多么的深厚多么的宏大。

临睡前看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小区的快递暂停三日。

六、近邻和远亲

连着几天阴雨后，今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街上更加静悄悄的，因为快递也暂时停运了。上午接到了家乡老干部局小黄的电话，一番嘘寒问暖使得身在沪上的我感受到了春风般的温暖。

很多时候，精神抚慰比物质享受更能使人感动。人类之所以比动物高级，是因为人类有思想而动物没有。心里正在感动着，微信群又来了信息，一看是楼组长刘女士发来了好消息，本楼道23户75位居民上午抗原测试全部阴性。在看到太多不好消息过程中这一小小的好消息也使人莫名的兴奋和感叹。

本人所居住的小区在上海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千三百多户近四千人口。这些居民有上海本地的有全国各地的还有境外国外的，在疫情以前大家基本不往来，在碰面时点点头，咧咧嘴。

我家唯一串门的是一对来自四川庐州的夫妻，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来上海负责照料后代的后代的。

男主人宋老师原是四川省足球队的教练，业余痴迷金石有很好的篆刻功底，还特为我刻了好几方印章。因为我算半个川人又喜欢附庸风雅，故尔经常来点小酒小菜白相白相。

一场疫情打乱了上海生活的节奏，也打破了小区原有的平静。大家像坐着过山车一样，从漫不经心到忐忑不安再到胆战心惊。

2月27日我从临海回沪，上海还是一派祥和，解放日报头版上没有一丁点疫情的消息。

殊不知，就在三天前的2月24日，上海出现了首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但上海绝大部分市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或者知道了也根本不去关心。三月份后虽然开十几几十的往上增，大家仍旧调以轻心。

等到3月11日，接到通知全市中小学从12日开始暂停线下上课，仍然感到上海这么大疫情还很远，殊不知3月6日华亭宾馆出现了本土确珍。

3月14日小区出现了封控楼，心里才开始了真正的担忧。

3月24日，上海新冠患者和感染者首次破千。终于华亭宾馆窜出的老鼠经过短暂的蛰伏，开始失去控制的几何式的疯长。

至此，所有的担扰变成了现实。

3月28日起上海先是错时管控然后就是全域管控了。二千五百万上海市民足不出户或者足不出小区了。

我们的楼道先是小区由阳楼成了管控区，继而本楼道也有阳楼便成了封控区。

管控初期，在政府力量相当缺失楼道组长也缺失的情况下，邻里刘女士自告奋勇地做了楼道组长。

她心灵手巧，面包、巧克力、糕点等小点心做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刘组长工作是非常的认真细致，做核酸时，她每家每户通知大家有序排队，测抗原时，她每家每户送测试盒。

她还要协调安排楼内志愿者，什么时候派送团购、快递及政府防疫礼包，什么时候清理收拾各家各户的生活垃圾。特别是楼内接二连三出现了核酸、抗原异常者，阳性者后，她更要上下协调及时组织转运。

还要特别说一句，在配送政府礼包时，她都会向居委会说明情况，争取为人口众多的我家多配发一份。

楼道内全体居民也变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是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一位爷叔主动捐献一万元，用于购买防护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一位居民主动联系，帮助楼道采购到大白防护物，所有居民都主动服从楼道安排，高效完成物资分配、垃圾收拾等工作。楼道内的异常者、感染者和确诊者在转运时都会说声对不起，正常回归时都会说声麻烦大家了。

这真正是疾风之劲草，岁寒之青松。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这次众多的远亲们，上海的临海的都在默默地注视我们关心我们帮助我们。

同住上海的余女士在即将封控的3月30日往返近百公里，给我们送来了自家园子收割的几十斤各种生鲜蔬菜，还有也在上海的金先生、卢先生等朋友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给我们送来了各种急需的物品。

就连远在临海的庞女士也在封控期间，通过上海的朋友给我们捎来了物资大礼包。还有许多临海的亲朋好友都在封控期间，在我们担惊受怕之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为我们送来了温暖送来了关怀送来了希望。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只有刻骨铭心经历过灾难，才会真正理解王勃及他的诗。

七、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

这次史无前例的疫情带来上海史无前例的封控，原来设想的鸳鸯火锅式封控现在是分不清那个是鸳汤那个是鸯汤了。

街道上小区内除了鸟儿还是十分自由的飞翔无忧的鸣叫外，就连小区内诸多的流浪猫，也从活蹦乱跳状态饿的处于静默状态了。

一方有难，八方来援，中国的制度优势此时此刻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源源不断的各种抗疫物资、民生物资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为上海的战疫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绝大部分的上海市民对这种无私支援是心怀感激和感恩的，但也有少数市民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有些医疗队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宿，只能早上来晩上回，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还有个别社区连中餐盒饭都没有准备，让外省支援的核酸测试人员自行解决；甚至有个别市民认为又不是阿拉请侬的，侬爱来不来关阿拉啥事情。

全国其他省市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在上海真实的发生了，虽然是极个别的很偶然的。为什么少部分上海人有这种心态这种思维这种行为呢，我极其不理解也不思不得其解。

直到一个老上海人对我说，解放以来阿拉上海对全国作出交关交多的贡献侬去查查看，就这么帮忙一次有啥花头，实际上还是阿拉亏大了。

我粗粗查了查，果然了不得。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至1977年，上海迁移和援建全国一百多个地区有二千多家企业，派遣援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一百多万人，加随迁家属，占当时上海总人口的20％以上。

其中重大项目就有陕西秦川机床厂、南京电子管厂、株洲机械厂、汉口无线电厂、陕西缝纫机厂、重庆嘉陵机器厂、江西、四川、昆明钢铁厂、安徽八五钢厂、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重庆军工103厂、贵州军工906厂、甘肃白银军工884厂、江西德兴军工701厂、江西9396军工厂等等。

可以说，当时上海一半以上家庭，其成员都有过支援全国各地的经历。湖北、贵州、四川、云南等地，仍旧留存有大小不等的上海人的聚居区。直到今天，中央对老、少、边区的转移支付资金中，有近两成来自上海。

其实我们浙江，也是享受了不少上海的优惠。在物资紧缺时代，与人民币同等重要的，便是各省流通的各种购物票证。

但是惟有上海对浙江特别优待，浙江的粮票、布票可以在上海巿面流通。这使得其时在上海当兵的我，在战友面前多了些许高光。就连我们台州西洋画的创始者齐斧，便是上海支援去的，我也曾在其门下学了半年碳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城市也在迅速扩容，原祖祖辈辈住在里弄的上海人，被大量迁移到当时还是市郊的嘉定、闵行一带的高层小区。

他们原来居住的里弄经改造大都成为高档次小区，却被他们父辈曾大力援助过的，各省市纷涌而来的几百万投资者、创业者及高端人士所吸引，这些不差钱的人当仁不让地成了新主人，也摇身成了新上海人。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后迁入的新上海人有一千多万，比老上海人还多了好几百万。所以上海里弄迁移出来的大妈大婶大伯爷叔们，身上既有生而俱来的优越感，又有鹊巢鸠占的失落感。在这种矛盾的纠结下，再加上疫情肆虐过程中各种措施的不当和缺失，少数人的失常和失态，在某种角度讲，虽然不可理喻但还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老上海人新上海人的加快融合，上海中小学里都是清一色的普通话了。照此下去，估计用不了多久，老上海话要成为濒危语种。等到不说上海话的上海人的新一代长大以后，既无所谓优越也无所谓失落了。

八、中国的上海和世界的上海

上海的疫情牵动了中国，也牵动了世界。因为从开埠之日起，上海就和全国全世界呼吸在一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大清战败后，随着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上海，从1843年11月17日便落入了英国殖民者魔爪。

与英国对北美、澳洲原住民赶尽杀绝的土地占领式殖民不同。在上海玩的是经济掠夺式的租界殖民，他们在租界建立了拥有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由于上海地处中国沿海中部，具有扼守长江口，面向太平洋的航运港口优势。

开埠短短十年后的1853年，英国对华贸易就有59．7％是在上海的港口完成的。聂宝璋在《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说：“盖上海一埠，就中国对外贸易言之，其地位之重要，无异心房，其他各埠则与血管相等耳。”

上海的快速发展不仅使欧美嗜血成性的冒险家纷涌而至，也使得国内特别是浙东、苏南一带的财阀地主纷纷到上海投资创实业。另外，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江苏、浙江、安徽等大批劫后余生的破产农民也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生。他们成为了上海第一批的移民，也成了上海第一批的工商资本家、个体经营者和产业工人。

开埠三年后的1846年，英国人在上海县境内正式获得第一块租界地皮，当时人口不到200人。仅仅过了20年的1865年。租界区范围内包括租界和华界的人口就达到69万余人。

这一年，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上海的街头开通了燃气路灯，这标志着十里洋场已经有了雏型。故时人以诗赞曰：＂火树千株照水明，终宵如在月中行。地埋铁管通街市，真个销魂不夜城＂。从此，不夜城这个名字伴随了上海一百多年。

大量新移民的到来使得上海的城市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繁华的街道，也出现了更多的蜘蛛网般的有洋房也有棚户的里弄，中国的外国的三教九流充斥其中。

他们在创造中式语法、西式词汇的＂洋泾浜英语＂的同时，也融合浙江宁波、江苏苏北的方言创造出了新的上海方言，这便是现今的上海闲话。

上个世纪相当长时间里，上海闲话绝对是上海人的骄傲和荣耀。商场、饭店还是所有的大街小巷，那是清一色的上海闲话，即便那些 个服务员、售货员、收银员要他们说句普通话，比打死了还难受。凡是只能比划上海话的外地游客顾客，皆被讥讽为＂洋泾浜＂。

殊不知，他们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当时讲的七拼八凑的上海话，不是也被原住民讥讽为＂洋泾浜＂吗。所以不要嘲笑＂洋泾浜＂，＂洋泾浜＂过程就是新思维、新模式、新事物代替旧思维、旧模式、旧事物的过程，是一种社会包容和进步的过程。

上海昨天的辉煌已经证明，上海明天的更加辉煌将会继续证明。

但是上海少数的大伯大妈大婶爷叔们不明白，他们的上海话心结的无名优越感，导致了他们在这次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势利、尖酸、刻薄。其实只是九斤老太的脆弱玻璃心，为了保留以讲上海闲话为荣的最后脸面而已。但终究他们自豪了一个多世纪的上海闲话，必然会成为博物馆里的化石语言。

上海发展史上第二个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1882年、1883年先后建成运行的电力系统和自来水系统。

上海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等到二十世纪初，上海有轨电车的运行，具有＂万国建筑博览群＂之称的52幢古典复兴大楼，在黄浦江畔的外滩参差有致的摆开，标志着＂十里洋场＂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上海进入了世界领先亚洲第一的现代化城市的行例。日本小说家村松梢风称其为＂魔都＂，意即很有魔力很是魔幻。

上海的发展要感谢两个人，两个英国人。

一个名叫巴富尔，英国驻沪首任总领事。当时其他4个通商口岸的工作进展缓慢，惟有他在上海卓有成效，很快在黄浦江西岸，苏州河至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之间圈定了一千多亩的土地作为首批租界用地。

虽然他的本意是为了殖民，为了掠夺，但客观上为上海租界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个是赫德，1861年，他在上海出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管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赫德对中国的贡献，不仅仅体现他担任总税务司的50年间，海关岁入由496万两白银猛增至3200多万两，占当时清廷总收入的26%。

更体现在他领导的总税务司署，是大清唯一高效、清廉的政府衙门。巴富尔留下了租界的发展规划和长远蓝图，赫德留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运行模式。所以，上海应该给这两人立铜像。

当然，上海发展的主力军，终究是中国人，同样，上海继续发展的主力军仍然是中国人，是上海人和全国各地移民来的新上海人共同组成的中国人。

九、不屈的城市和不屈的人民

这次不期而遇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疫情，让上海在全国在世界面前，陶瓷碎了一地。

开埠180年来，上海何曾有过大街小巷依旧灯火辉煌，却没有了车水马龙；近三千万市民缺衣少食担惊受怕，商场商店却大门紧闭；拥有全国最好最完备的医疗设施，却需要全国各省市的鼎力援助。以至于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也来下套挖坑，在自己国家将近上亿人感染，死亡近百万的情况下，竟然借着疫情关闭了驻沪总领事馆。

但是，上海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是不畏惧任何灾难和任何敌人的。

孔子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我以为，这岁寒就是疫情，这松柏就是上海和上海人民。岁寒可以让松柏折些枝落些叶甚至局部的遍体鳞伤，但却永远不能使松柏伤筋动骨。

松柏必定会在岁寒后，更加的刚劲挺拔更加的枝叶繁茂更加的生机盎然。同样，疫情肯定会严重影响上海的社会经济，严重影响社会各行各业工作、运行秩序，严重影响上海市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日常的生活工作。

但青山遮不住 ，毕竟江流去。上海人民的力量就如这江河的滔滔波涌，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并焕发新的青春走向新的辉煌。

其实上海的历史就是在各种灾难中爬起来挺起来站起来的历史。

1937年8月13日，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会战，淞沪会战爆发，上海从此沦陷，上海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的损失，但1945年，上海又重新回到上海人民的手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出动近20飞机对上海五家发电厂进行了轰炸，炸毁了70％的电力设施，炸死炸伤市民1400多人，史称上海最黑暗的一天。

但上海人民不屈不挠，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很快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期间，在四人帮的操纵干扰下，上海成了全国重灾区的重灾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但上海不仅挺了过来，还对全国的经济稳定和民生保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统计，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至1990年上海财政总收入2000多亿元，但上交中央的占84％以上，上海自己每年的可用资金只有区区的20亿元左右。这种状况直到浦东大开发后才得到了根本改变。

终于，今天有了好消息，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有序放开、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原则，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从5月16日起，将分阶段推动复商复市。

心中有太阳，眼前是晴天，

上海已经见到胜利的曙光了！

延伸阅读：客居沪上杂记之外一篇：浙江和上海

浙江和上海是千年的一家人，现在的好兄弟。在这次抗疫中，浙江从3月28日到5月15日，累计派出10余万核酸采阳人员，其中单日最高达10000余人，完成核酸采样4000余万人次，5月15日，浙江最后一批援沪核酸采样人员返浙。最先进入上海的是浙江，最晚撤出上海的也是浙江。目前，浙江仍有医务人员1800余人奋战在上海的定点医院及方舱里。

上海似乎历来对浙江独有情钟，且不说上世纪的票证时代，全国唯有浙江的布票粮票在上海可以当作＂硬通货。

就在改革开放后，也念念不忘南下浙江，但总有些＂郎有情，妾无意＂的感觉。沪杭高速上海段在1985年5月就动工了，而浙江段等到近10年后的1994年1月才正式开工。

舟山的洋山深水港，1995年9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就提出构想，希望与浙江一起开发，但一直等到7年后的2002年6月才正式动工。这种情况到了2010年，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后才得到了根本改善，最明显的例子是与上海接壤的嘉兴市，从2009年不到2000亿的GDP，到2021年猛增到6355亿，赶超金华、台州，名列浙江第五。

其实从春秋越国起至元末近二千年的绝大部分时期浙、沪都是一家人。春秋时，上海一带头和尾都属于越国。楚灭越，作为陪嫁丫鬟也归了楚国。秦、汉同在会稷郡这口大锅里。三国一起绑在东吴的战船上。晋、唐在江南道天目山下的浙北沿海一块结网打魚。吴越国时成为钱镠皇冠上十三颗珠子的小挂件。

两宋时期，上海不是在两浙路的路上就是在两浙西路的路上。元置江淮行省，上海一带就像是嘉兴路的姨太太，休了回了，回了休了，最后回来了。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画了个圈，将上海一带划归京畿之地。从此，上海在浙江的家搬了，搬到先直隶后南直隶再江南省再再江苏省了。

但是，上海与浙江的地理联系却是亿万年形成的，上海松江境内十余小山峰便是天目山东麓的小残脉。想必是当初天目山的仙女到东海游泳，中途遗留下的几双鞋子化成的。

说浙江和上海，宁波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宁波和上海隔着杭州湾，一个在南端，一个在北端。上海开埠后，开始了港口大发展，租界大建设的时期。已经成为全国四大商帮之一的＂宁波帮＂嗅到了商机，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大举进军上海。短短几十年，他们便在上海创造了百余个当时的上海之最乃至全国之最。如全国第一条轮船＂宝顺号＂、上海华人首家五金商号、华人办的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中国首家通商银行、上海鼻祖级的南京路上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三北航业集团是我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年产火柴占全国四分之一的大中华火柴公司等，在当时的上海无不都是呱呱叫的存在。

说到在上海的宁波商人，肯定要说到虞洽卿，他曾担任过中华商业协会会长，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据说上一个世纪交替的时候，他有一个绰号叫＂老娘舅＂。

不仅是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座上客，还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私交也很好，更是与国民党的元老张静江情同手足。就连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箫林也对他尊敬有加。

自然他也曾关照过宁波小老乡蒋志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蒋介石。殊不知1926年11月，在南昌北伐军的前线指挥部里，虞洽卿与蒋介石的一次密谈，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使得虞洽卿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台上。

虞洽卿代表江浙财阀对蒋介石说，可以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的北伐军，但必须保障江浙财阀的的利益，不能取消上海租界。蒋介石正被高涨的农民运动和武汉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所烦恼，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番密谋，1927年4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四一二事变＂，四天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

上海近代的风云史，可以说是浙江人在上海的风云史。

时至今日，在上海的经济发展舞台上，浙江籍企业家仍然举足轻重。上海的十強民营企业，浙籍人士创办的占了5家。他们是拼多多、复星国际、均瑶集团、长峰地产、瓯普照明。目前，在上海从商的浙江人有60多万人，仅上海浙江商会会员单位就超过1．5万家。

在浙江人在上海风生水起的时候，上海人也仍然念念不忘南下浙江，以至于有人调侃，浙江人在上海还在路上，但浙西浙北山区，已经被上海人占领了。

上海的郊区的街道开始有烟火味了，真盼着这烟火味早点飘进市区，早点飘进我们古美街道。

延伸阅读：客居沪上杂记之再外一篇：租界和半租界

上海作为魔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奇＂字。

既有奇人又有奇葩，既有奇谋又有奇诡，既有奇迹又有奇闻。这次上海的疫情，就是一幅幅社会的万花筒，也是一扇扇人生的罗生门。调和了黑白，斑驳了是非。

政府为了保障供给，列出了二千多家保供企业，其中却有一部分无资质无手续无证照；医院完全按照规定处置，却使得本单位职工投医无门，以至耽误病情而死于非命；抗原的测试棉签上有的是消毒的有的是没有消毒的，甚至核酸检测都会出现＂假阳性＂；同样团购有报备的有没有报备的，市民弄不清到底哪个才是＂我的团长我的团＂。

这些诡异事情，使防疫产生了一些波折，与各级政府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追根溯源，都与上海的独特历史有关，与其开埠之后的治理模式有关。英国驻沪首任领事巴富尔不愿寄住在上海道台的眼皮底下，上海道台宫慕久也不愿这帮洋人晃悠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英国率先建立了租界，后来美、法也在沪建立了租界。

自此，上海有了沿黄浦江西岸一字摆开的四界。上海县城称华界，华界向北至洋泾浜是法租界，再往北至苏州河为英租界，再往北便成了美租界。

后来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故称为上海三界。华界和租界各管各的，华人可以在租界谋生但不能在租界落户居住。

1854年，刘丽川领导小刀会起义攻占上海县城，等1855年清军重新占领县城，全县仅余不到4万人，其余30万人几乎都涌入租界避难。1856年，租界放开华人入籍落户居住。同年，却以安置人员为由，在租界以外的中国领土上大肆修筑道路，诡异的是，清庭当地政府不批准也不反对。

这跨界道路先先后后修了60年，修了近百条，道路范围内占地面积达31平方公里，超过正式租界的22平方公里。

更加诡异的是，这31平方公里的面积，主道路是租界管辖的，两侧的房子及弄堂是上海县管辖的，实际上谁都无法有效管理。所以，上个世纪初沪上所有的光怪陆离基本上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就不足为奇了。鲁迅曾辛辣的讽刺为＂且介＂，意即半租界，并把自己的杂文集取名为《且介亭杂文》，后又出版《且介亭二编》、《且介亭末编》。

当初，在上海这块地盘，华界由上海县，后来的上海市管，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法租界由公董局管，各有各的法律，各有各的制度，这本来就够乱七八糟的了，再加上这没有法律没有制度的＂三管三不管＂的半租界，更是乱成了大杂烩。

是故，青帮等政府外的政府应运而生，在沪上呼风唤雨了大半个世纪。说来有趣，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祖籍全都是浙江。

那时的上海，三教九流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地方。一方面，相对尊重契约，讲究公平，追求效率的租界当局吸引了全世界的资金涌入，促进了上海的社会经济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造就了大批工商业经营者、管理阶层以及敬业服从守信的大小买办、高级白领、政府雇员等各界精英人士。

另一方面，满清及后来民国政府的腐朽僵化落后无能的统治，造成农民大量破产，纷纷涌入上海成为第一代产业工人。他们人数庞大，讲纪律讲团结，吃苦耐劳，是上海发展的中坚力量。

再一方面，三不管地带造成了地痞流氓走卒贩夫有了容身之地，以至大大小小帮派林立。他们大到把控娱乐场所、赌场、妓院、码头，甚至贩卖鸦片走私军火，小到连市民早晨放在家门口的马桶，都有苏北帮、淮南帮等帮派在管理。

事实上，这三大人群，不是固化而是分化的，虞洽卿就是从小学徒打拼成上海商会总会长，黄楚九则从上海大世界这家亚洲最大的娱乐中心的掌门人，瞬间倒闭破产，转手易人。所有这些，直至今日，这些故事或者事故，都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上海人的待人处事的行为模式。

其实，当时的上海这块＂半租界＂，不仅是青帮、巡捕房、军统、汪伪77号、日本宪兵队的群魔乱舞。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也是如鱼得水的。＂半租界＂也是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三届中央机关都在这块地盘上。分别是今黄浦区黄陂南路374号、今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和今闸北区临山路202－204号处的＂三曾里＂。

1930年3月，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中共领导下的首个文学组织。过了三年，＂左联＂电影组成立，诞生了《风云儿女》《渔光曲》《大路》《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进步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刚刚得到消息，明天要二抗原一核酸，人累心也累。夜已深了，窗外一片沉寂，连鸟儿也沉寂了。

（部分图片为作者自己亲历拍摄，部分来源于网络，如侵删）

作者简介：

李含江，网名盖竹山人、鲁子敬酒。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浙江省辞赋学会会长、浙江诗词与楹联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台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兼散文创作委主任、台州市诗词与楹联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