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烟台芝罘屯绑票案，男青年巧计从匪窟全身而退

民国十八年（1929，己巳），胶东半岛正是多事之秋。

当年春天，此前在二次北伐中被击败而逃至关外的张宗昌（原山东督办，掖县人），与褚玉璞等人率领旧部在龙口登岸，意欲卷土重来。而已经盘踞胶东的刘珍年不肯拱手相让。双方在牟平、福山等地大打出手。最终，张宗昌战败逃亡大连，褚玉璞被俘后遭枪决，刘珍年则独占胶东（据《烟台市志》）。

在兵荒马乱之下，社会治安自然大受影响。除了散兵游勇纵横乡里之外，原有的各路匪盗也蠢蠢欲动，各种案件时有发生。是年仲秋，烟台芝罘屯就发生了一起绑票案。

芝罘屯，原系村庄，后村庄建制更改（据《芝罘区地名志》，芝罘屯村改为幸福十七、十八村），仅余地名（烟台芝罘区有芝罘屯路，在幸福立交与北马路之间）。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也已经有很多高楼大厦。但在民国时期，此处还属于远郊，各路人员鱼目混杂，烟台商埠当局难以有效管理。因此，一伙绑匪就逐渐在此盘踞，伺机作案。

“绑票”案件，在民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时有体现，相信大家对此都有概念。因为“绑票”的主要目的在于勒索赎金，所以富家子弟往往更容易成为绑匪的目标。而在这起案件当中，不幸成为绑票对象的，就是一位家境富裕的男青年。他姓姜名受钧，来自牟平县第三区的官庄村（现莱山区莱山街道官庄村），当时只有十八岁，在烟台商埠不知是上学还是生活。

绑匪们在事前估计也曾踩过点，多少了解姜受钧的家境，将之选为目标后很快便下手。事出仓促，众寡不敌，再加上对方手里有枪，姜受钧只能束手就缚。他随即被囚禁到芝罘屯的匪窟当中（具体袭击地点不详，但囚禁地点确定在芝罘屯，故称芝罘屯绑票案）。

见姜受钧年纪较轻且态度配合，绑匪们多少放松了警惕，只安排了一名同伙专职看管，其他人则把精力用在了联系家属勒索赎金上。

姜家得知消息，自然是万分焦虑。报官吧？当局不一定能够破案，再者也有撕票之虞；不报官吧？赎金的数量显然不少，并且人质生死未卜，恐怕其中有诈。

而就在反复纠结之时，不久后的一天，姜受钧忽然独自回家，而且身体康健，令家人们大感惊奇。这其中究竟有何经过？众人连忙询问，姜受钧也慢慢道出实情。

原来，姜受钧年纪虽轻，但却颇有心计。他被囚禁之后，对看守曲意逢迎，以卑辞蜜语取得其信任（可能是许诺脱身之后将另赠厚礼）。在时机成熟后，便提出借他的枪看一看（多半是谎称自己没见过枪，想长长见识）。

看守不以为意，将手枪递了过去。没想到，姜受钧之前不但见过枪，并且还会用。

他接过枪之后，迅速上膛开火。看守不及反应，顿时倒地。而此时其他绑匪大概已经外出，于是，姜受钧逃出生天。

由于史料有限（以上据《牟平县志》），此案的其他细节，如绑匪的具体来历，姜家后来有无报官，绑匪有无报复，烟台当地的报纸有无报道等，暂时均不知晓。但就上述已知情节来说，亦称得上是惊心动魄了（大家可以联想电视剧中的场景）。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姜受钧能够从匪窟全身而退，关键在于其自身头脑灵活且心理素质强大（也有绑匪大意的客观因素）。不过，老辈的人们大多迷信。在他们眼里，这件事并非姜受钧一个毛头小伙所能左右，其背后显然具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而这种运气则应该是来自某种庇佑。

他们想了半天，最终把原因归结为姜受钧祖辈的行善积德。原来，姜受钧的爷爷名叫姜复礼，是清末地方上有名的“善人”，曾有主动焚烧债券的举动，被官府授予“乐善好施”的匾额。《牟平县志》也称赞他：“读书不求闻达，慷慨义气。”

而把姜复礼的善行和姜受钧的运气结合起来，似乎正应了那句老话：“祖上积德，子孙有报。”以此来看，县志之所以专门提及这桩绑票案，应是想突出其背后的道德寓意了。（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