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什回忆：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会议得到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中国决定派团参加这次会议。

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关系重大，中央对团长人选非常重视。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为此，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代表团团长的人选，争论非常激烈，最终毛泽东亲自拍板，让复出不久、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团参加会议。

这是邓小平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亮相，此行他肩负使命，不负众望，一方面增进了各国对新中国的了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另方面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代政治家、外交家的风采。“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邓小平任代表团团长，江青反对最强烈，1974年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

1974年初，在中央决定派团参加联合国特别大会后，外交部于3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当时周恩来总理已重病在身，不可能率团远行，外交部初步考虑三个人选：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报给周恩来后，周恩来让王海容征求一下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听取王海汇报后，明确表态：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王海容当晚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报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出席大会。

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的报告。会上，江青表示反对，她说，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出结果。

毛泽东和邓小平

第二天，周恩来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批示文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3月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当天夜里，江青在钓鱼台十号楼召见王海容、唐闻生，严厉指责外交部的请示报告，并强令外交部收回请示报告，改派另一位部级领导担任团长。

王海容据理力争，这次联大特别会议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都非常重视，已经有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亲自出席，何况外交部的请示报告已经周总理总理批准和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外交部无权收回此报告。

江青并不死心，继续纠缠，3月25日夜，她给王海容连打四次电话，要外交部马上撤回原来的请示报告。王海容反复做了解释并说：“我只是主管礼宾的，凡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报告，都不能撤回。”江青一气之下，对王海容说：“你昏了头，脑子僵化。”

江青

3月26日上午，王海容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四次电话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王海容随即将毛泽东的话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迅速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的其他成员。

3月26日晚，政治局开会继续讨论联大代表团团长人选。周恩来首先阐述了派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理由：第一，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第二，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第三，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还说：“这次联大特别会议要开三周，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

会议进行过程中，周恩来又通知王海容、唐闻生前来列席。王、唐刚到会议现场，江青就质问她们：邓小平去联大参会，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外交部的意见？王海容回答：请示报告是外交部写的，已经周总理批呈毛主席圈阅同意。主席今天上午还说，小平同志出国是他的意见。

即便如此，江青并没有善罢甘休，会议休息时，她又将王海容、唐闻生叫到会场旁边的小房间，再次要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她还解释说，相比较国内，国外的事情相对次要，邓小平这个时候需要留在国内处理问题等等。

王海容、唐闻生默不作声，江青大光其火，她回到会议室后又大吵大闹，当着众人面大声斥责王海容、唐闻生。王海容忍无可忍，和江青争执起来。

毛泽东和王海容

最后，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形成决议后，江青仍说：“要重新考虑，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并要求周恩来在报告上写上她的保留意见，周没有理会。当天，王海容、唐闻生把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看到这种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江青看到此信后目瞪口呆，终于消停下来。

同时毛泽东还要求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

邓小平出使联合国前，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团副团长乔冠华请示邓小平：“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邓小平回答得简略之至：“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

确定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

第一次准备工作会上，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团副团长乔冠华请示邓小平：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邓小平回答得简略之至：“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

五十年代，中苏论战期间，邓小平曾率团赴莫斯科与苏共多次交锋，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他当然清楚一篇好的发言稿对于他这趟联合国之行的重要性。

此后，邓小平几乎全身性地组织了联大会议发言稿的起草工作。一次又一次开会，一遍又一遍讨论。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根据毛主席历次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来写发言，要把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通过这次会议向全世界作详尽的阐述。

1974年，邓小平在联大会议上

邓小平和相关人员对讲话草稿反复斟酌和修改，有时甚至是一段一段地详细讨论。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发言稿草稿终于完稿，在讨论到讲话稿的结束语时，邓小平一边思考一边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凌青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对他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无疑问，邓小平所加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联大会议讲演稿起草好后，报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稿件上批示：“好，赞同。”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一行，起程赴纽约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不顾病情加重，扶病专程前往机场，与数千群众一起，为邓小平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周恩来抱病欢送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后，西方媒体评论道：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代理人”。

4月10日，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大都会纽约，在著名的联合国大厦的大会场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说。

邓小平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而且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还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认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邓小平还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邓小平的讲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

讲演结束时，联合国大厅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拥上前来，和中国人民的代表热烈握手，场面令人激动。

邓小平发言后，与会代表纷纷表示祝贺

各国媒体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对中国的发言人邓小平，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一些西方媒体评论道：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邓小平和基辛格会谈，基辛格说：美国一直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构想，但还没有想出一个良策。令基辛格感到意外的是，邓小平既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也没有涉及更多的问题，只是不失分寸地微笑着说：“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是也不着急。”　

联大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阐明阐述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4月14日，邓小平还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进行了会谈，这是邓小平和基辛格的首次见面。

早在1972年2月，尼克松首次访华期间就曾明确了美方处理台湾问题的5项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五)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决定在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同时，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尼克松和基辛格

但在此后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却舍不得丢弃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当时，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国际利益的考虑，力图改善趋于冷淡的中美关系，而这次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大，美方自然认为这是改善双方关系的机会。

美方向中方传递信息，希望邓小平去华盛顿与美方对话。考虑到美方在中美联合公报立场上的倒退，为表明中方的态度，邓小平决定不去华盛顿，并表示，美方要见他的话就在纽约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没有办法，只好派国务卿基辛格前往纽约会见邓小平。

4月14日，基辛格设宴邀请邓小平。会谈开始后，基辛格说：美国一直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构想，但还没有想出一个良策。显然基辛格是在试探中方的态度。

邓小平微微地笑了笑，回答道：“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是也不着急。”

邓小平访美时和基辛格谈话

表面上看，邓小平的表态似乎不温不火，平淡无奇，实际上极具外交技巧。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当然也希望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如果沉不住气，急于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中美关系的早日改善和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流露出过于强烈的心态，反而会使美方抓住中国的这个弱点，从而处于被动地位。后来事情的发展印证了邓小平的高明和远见，恰恰是美方首先沉不住气了。

基辛格这时对邓小平还很陌生.他后来曾经回忆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务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还不知道，以后他与邓小平打交道的机会还有很多，真正领教邓小平外交才能的时候还在后面呢。

1975年，基辛格再次访华与邓小平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次他再一次领教了对方的厉害。参加这次会谈的老布什不禁感叹：“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1979年2月1日，邓小平在华盛顿会见基辛格

1975年10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这是他第八次访问中国，2天时间里他和中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会谈。

作为世界著名外交家的基辛格名声很大，虽然他与邓小平之前有几次接触且印象很深，但他毕竟和邓认识时间不长，了解不深，因而在这次会谈前，他还表示：邓小平“对外交事务知之不多”，不成想这次谈判让他真正领教到邓小平的厉害。

会谈中，基辛格说：“中美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言辞中不无傲慢之意。

邓小平机智而又毫不客气地回答：“尼克松总统说他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中方欣赏尼克松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理解他这句话的真实性，而不是一种外交语言。“

毛主席第二天接见基辛格时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显然毛泽东已知道他与邓小平的交锋情况，并且非常赞赏邓小平对基辛格的回怼。

老布什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也参加了这次会谈，他后来回忆道：“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后来基辛格在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谈世纪领导人素质时，曾这样评价邓小平：“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勇气。领导人或政治家的任务，是把国民从现在引向未知的世界。能否上升到最高负责人地位的重要标志，是看其能否描绘出光明的未来。”“我在历史中读到的伟大的领导人，都曾在其人生的经历中有过沉思的时期。在此期间，了解自己，学习社会。戴高乐总统曾亡命他国，邓小平曾遭监禁。”

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

“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广为人知的两句评价。邓小平在1974年联大特别会议期间及其他外交场合中的精彩表现给世界政治舞台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国际交往中所表现出的睿智、刚毅、眼界、沉着冷静和进退自如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