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 | 陈用光与清国史馆《文苑传》中桐城谱系考

桐城派研究

陈用光与清国史馆《文苑传》中桐城谱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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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馨（1992—），女，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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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于《安徽史学》，2022.01。

2.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摘要：清国史馆《文苑传》第一次稿首次将姚鼐等桐城派文人写入国史，姚鼐亲传弟子陈用光曾任《文苑传》总纂官。重新考察陈用光供职史馆的历史情境，可知诸多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国史编纂并施加影响，总纂官对入传人物并无独断权力。姚鼐本人荐举他人入《文苑传》并非纯粹以学统为标准，《姚鼐传》却塑造了姚鼐对抗汉学、力宗宋学的形象。翁方纲同为陈用光与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之师，其弘扬宋学、匡正学风的宗旨极大影响了《姚鼐传》的书写。这一稿《姚鼐传》广为流播，成为后世不断书写姚鼐抗衡汉学、根柢程朱的学术形象的源头之作。

桐城派是清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的文派，王达敏等指出，桐城派实为姚鼐主动建构的产物。[1]但仅凭姚鼐还不足以使得桐城派具有如此影响力，清代官方层面对桐城派的认可不容忽视。

在尚未获见清代国史馆稿本前，王达敏已梳理出姚鼐与姚元之等通信讨论国史《文苑》编纂[2]，将桐城派与《儒林》《文苑》二传纂修还原于汉、宋学派相争的背景下；马延炜分析桐城派学人希望其师入《儒林传》而终告失败。[3]清国史馆《文苑传》稿本是清代官方所修传记，纂修于嘉庆、道光年间的《文苑传》第一次稿[4]价值尤其丰富，戚学民指出这一文本首次在清代国史中记述姚鼐、刘大櫆等桐城文人，在姚鼐弟子陈用光（稿本记载其为前总纂官，经考证任职于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影响下，《文苑传》将桐城派定为古文正宗。[5]学界对陈用光研究集中在其生平、古文理论、与姚鼐尺牍交往[6]等，戚学民还关注到陈用光亦服膺于翁方纲（国史馆总裁曹振镛同为翁方纲弟子），将翁氏的诗学主张写入国史。[7]

以上研究颇具启发，也留下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陈用光是唯一在《文苑传》第一次稿本上留下编纂记录的桐城派文人，其他桐城派人士在国史纂修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与陈用光的工作存在怎样的关联，尚未被充分揭示。陈用光为其师立传（《文苑·姚鼐传》）时，大段引用姚鼐《复蒋松如书》《赠钱献之序》，后者历来被视为姚鼐向汉学抗争的代表作[8]，《文苑·姚鼐传》在桐城学统的叙述史上占据何种位置有待讨论。桐城派学人曾欲在《儒林传》中谋取一席之地未果，《文苑·姚鼐传》得以纂成并凸显宗宋学统的历史情境亦有待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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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研究如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第49页；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8页；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详细分析了在清代中叶汉学成为中心、宋学退居边缘的背景下，姚鼐在与汉学派在四库馆内发生严重冲突后，萌生立派意识。

[2]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224页。

[3]马延炜：《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

[4]目前可知的清国史馆《文苑传》纂修工作自嘉道年间开始，至清末数次续修。已有研究揭示出《文苑传》第一次稿的文献面貌：写有纂辑团队信息的工作稿本成稿于道光二年（1822）或三年,钦定本不晚于道光二十年（1840）。据戚学民：《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第179页；罗婷婷：《嘉道咸时期国史〈文苑传〉纂修考》，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5]戚学民：《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第88页。

[6]郑美花：《陈用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张丽莉：《陈用光古文理论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卢坡：《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卢坡：《陈用光藏姚鼐手札考释》，《古籍研究》2019年第1期。

[7]戚学民：《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46-154页。

[8]王达敏：《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面对汉学坚城, 姚鼐‘独立不惧’，奋起抗争。关于这场抗争的史料, 在姚鼐的撰作中, 最珍贵者莫过于《赠钱献之序》”；漆永祥：《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此文……可以看做是当时‘力小而孤’的姚鼐，在四库馆离职前向考据学派发出的抗议书与宣战书”。而《复蒋松如书》原文即明言“鼐往昔在都中，与戴东原辈往复尝论此事，作送钱献之序发明此旨”（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一、《文苑传》成稿前的桐城学人

嘉庆二十年（1815）姚鼐去世，陈用光此时方遭贬职，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官。陈用光在嘉庆六年已中进士，未授实缺，嘉庆十八年任都察院及巡视西城御史，但次年他却将奸拐婢女错奏报为西城指挥署劫狱案，被嘉庆帝批为“不胜御史之任，仍以翰林院编修用”[1]，在京城文官中位微言轻。

实际上，《文苑传》纂修筹备工作自嘉庆十二年即已开启，是年徐国楠奏请国史馆修纂志传，国史馆总裁庆桂奏请“此次添办志传，应请先将一切需用书籍档案向武英殿、内阁、翰林院、方略馆及各部院衙门等处移取到馆，豫为查辑”。[2]姚鼐及其族孙姚莹关注国史《儒林》《文苑》编纂，与京中亲友互通消息。在陈用光之前，姚元之（字伯昂，姚鼐族孙、姚莹族兄，嘉庆十年进士）是桐城学人关注联络国史纂修的关键角色。

姚鼐致姚元之两书，其一为：

此真史官职分，良宜尽心。吾旧作《海峰传》一首，今寄阅。若薑坞先生生平著书未成，但细书于所读书上。吾欲以经、史、子、集为编辑，未就，但于《九经说》内，载其四论。然足见其学矣。诗集五卷，名《援鹑斋集》，亦未刻行。或附传于《海峰》后可乎？与馆中商之。[3]

该尺牍原文在“此真史官职分”前尚有“修纂《儒林》《文苑》传”[4]一句，姚鼐并举二传，但并未明言海峰（刘大櫆）、薑坞先生（姚范）应入何传。

其后一书为：

《儒林》《文苑传》，馆中想系分办。吾乡如钱田间，于二者何列？其《易学》、《诗学》两书，似《四库书目》中，已有《田间集》，不知入否？方氏则无可自入《文苑》。此句有脱误。南堂、息翁，但有诗集，比例亦可入也。汪梅湖诗颇佳，而其集未刻，吾为之序，曾见不？今更钞一本奉寄。薑坞先生书，皆苦未成。近莹欲刻之于广州，然亦少。大抵馆中，必欲已刻行之书为据也。此著书者，所以贵早刻耳。想昔在四库馆人陆耳山、程鱼门、任幼植之伦，皆可入《文苑》矣。鱼门诗文集外，有《左传补疏》；幼植事，则具吾为墓志中。鼐又拜。[5]

据此信，姚莹已在广州欲刊刻姚范文集但未完，姚鼐于嘉庆十三年将姚范文集交予姚莹[6]，姚莹于嘉庆十四年七月抵达广州[7]，嘉庆十七年六月刊刻姚范文集[8]；文中谓《儒林》尚未办成，阮元于嘉庆十七年离任时首次上交《儒林传》稿本[9]，故此信最晚不晚于嘉庆十七年六月，最早不会早于嘉庆十四年。姚鼐虽欲提名伯父姚范，但苦于国史须采纳已刻之书。

以上两信中，姚鼐提名若干入国史《儒林》《文苑》人物，除刘大櫆、姚范以外，皆非姚鼐弟子，也非日后桐城谱系的核心人物。钱田间即钱澄之（1612-1693），宜入《儒林》或《文苑》未决。“方氏”王达敏释为方苞，但方苞应已入国史馆《大臣传》[10]，这里方氏或指方以智。“南堂息翁”应指方贞观（1679-1747，字贞观，本名南堂，一说别号南堂）和方世举（1675-1759，号息翁），皆以擅诗闻名，二人诗名胜于刘大櫆、姚鼐，只是嘉道以后声名不显[11]，姚鼐认为二人应入《文苑》。“汪梅湖”应指汪之顺，此处所言姚鼐为之序系《梅湖诗钞》。“陆耳山”即陆锡熊（1734-1792），“程鱼门”即程晋芳（1718-1784），“任幼植”即任大椿（1738-1789），三人都是姚鼐在四库馆中的旧日同僚，姚鼐任程晋芳会试同考官，姚鼐以为三人均可入《文苑》，且建议参考他为任大椿书写的墓志。[12]

此后，姚鼐致姚莹尺牍讨论国史纂修：

吾昨得《凌仲子集》阅之，其所论多谬，漫无可取。而当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宁足以信后世哉。大家自当力为其所当为者，书成以待天下后世之公论，何必竞之于此一时哉。[13]

此信原文中还提到“作前书未发，得汝六月廿日从化寄来书，具悉近状”，“今科桐城中四举，而姚氏无一人，未知北榜何如耳”。[14]姚莹嘉庆十七年应聘入从化县令王蓬壶署中授经，至嘉庆十九年九月辞幕[15]，其间乡试只有嘉庆十八年癸酉科，故此信作于嘉庆十八年，晚于上引两封尺牍。此时阮元已交《儒林传》稿本于国史馆，所谓“而当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可知姚鼐此时已阅读《儒林传》钞本并知阮元将凌廷堪写入其中。因此，姚鼐建言将姚范、钱澄之等人写入国史在前，得知凌廷堪入《儒林传》在后，并非为抗衡汉学学者将凌廷堪写入《儒林传》而荐举姚范。

上述三封书信，只有与姚莹的通信涉及到汉宋问题。且姚鼐所提名的陆、程、任、钱、二方、汪之顺等，亦恐怕很难将其一归为宋学。因此若谓姚鼐本人与国史《文苑传》纂修有关的史料，欲抑汉扬宋，恐怕不足成定论。

姚莹亦曾与姚元之讨论国史纂修，见《与张阮林论家学书》：“族兄伯卬以书来云，史馆修儒林、文苑二传，……上《援鹑堂诗集》刻本及笔记稿本三卷，假伯卬以致诸公。”[16]姚莹上交的是姚范文集未刊本，故此信写作不晚于其刊刻时间（嘉庆十七年六月[17]）。信中提到姚莹曾藉由姚元之与汪廷珍（号瑟庵，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讨论其祖父姚范入国史《文苑传》：“而汪瑟庵侍郎先见之，谓必当入传。惜不在史局，未知秉笔诸公以为何如耳。得足下书，始知惜抱先生有请附海峰入文苑传之语，此或别有微意。”[18]姚莹已得知汪廷珍肯定姚范可入国史，但汪本人不在国史馆内，并不知实际修纂的“秉笔诸公”之意见；且张聪咸（阮林）已经得知姚鼐提请将刘海峰附入《文苑传》，并告知姚莹。

国史馆修史并非孤立行动，姚元之、汪廷珍较之陈用光资历更深。姚在嘉庆十四年即在南书房行走，十七年任日讲起居注官，汪自乾隆年间即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嘉庆初在上书房行走，十三年任内阁学士，十七年任武英殿总裁、经筵讲官。翰林院、武英殿等是国史纂修时获取资料的重要渠道，姚元之、汪廷珍得以获知国史纂修详情。

姚元之虽为姚鼐族孙，但他以擅书画闻名，并非姚鼐桐城派弟子；汪廷珍籍贯江苏山阳，与姚鼐并没有师承关系，曾为任大椿赏识。张聪咸虽早年为姚鼐弟子，后期则转从汉学。这几位对桐城-国史修纂的关注，并没有很强的弘扬学统及文统动机，而更多是源于乡邦荣誉、私人姻亲及交谊。姚鼐对阮元所纂《儒林传》收录凌廷堪不满，但此事在他提名入传人物之后，姚鼐、姚莹提名的人物中只有刘大櫆、姚范这次被写入《文苑传》（姚范列于姚鼐附传）。

清代国史纂修前广泛征集史料，且荐举入传权力不限于国史馆内。在陈用光任职史馆前，姚鼐、姚莹曾与姚元之、汪廷珍、张聪咸等交流纂修事宜并提名入传人物。不论是陈用光还是资历更深的姚元之、汪廷珍，都无法绝对决定谁可入传，最终形成的稿本是国史馆集体工作的成果。桐城一系与国史纂修相关史料较为丰富，由上述史料可推知，自纂修筹备阶段起，各籍官员，尤其是其乡其族颇有家学文统者，可联络、征集入传史料、以不同方式影响《文苑传》的纂修。文派或学统并非唯一标准，乡邦、同僚等都是提名荐举入传的影响因素。

陈用光与姚鼐师生亲厚，陈用光虽在史馆内并无绝对权力，但确定姚鼐入传后，实际纂修任务由其完成。上文所述姚鼐本人等对《文苑传》纂修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弘扬桐城学统。姚鼐去世后，陈用光编纂的《文苑·姚鼐传》却塑造了对抗汉学的姚鼐形象，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对姚鼐认知的底色。这样的文本何以在国史馆中通过，有待进一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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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九八，嘉庆十九年甲戌冬十月，《清实录》第三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91页。

[2]《清国史馆奏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第983页。

[3]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八，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2页。

[4]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八，第131-132页。

[5]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八，第132页。

[6]施立业：《姚莹年谱》，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9-40页。

[7]施立业：《姚莹年谱》，第46页。

[8]施立业：《姚莹年谱》，第56页。

[9]见戚学民：《“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91-103页）等文。

[10]参见《国史大臣列传正编》卷13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5728，根据《国史馆奏稿》，《大臣传》编纂早于《文苑传》。

[11]钱钟书：“桐城二方诗胜于其乡后辈刘耕南、姚惜抱，而嘉道以后，声称翳如。方息翁世举即扶南，……方贞观世泰即南堂……”（《谈艺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70-571页）

[12]姚鼐：《陕西道监察御史兴化任君墓志铭并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十三，第191-193页。

[13]姚鼐：《与石甫侄孙（莹）》，《惜抱轩尺牍》卷八，第137页。

[14]姚鼐：《与石甫侄孙（莹）》，《惜抱轩尺牍》卷八，第137页。

[15]施立业：《姚莹年谱》，第56-68页。

[16]姚莹：《与张阮林论家学书》，《东溟文集》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17]施立业：《姚莹年谱》，第57页。

[18]姚莹：《与张阮林论家学书》。

二、《文苑·姚鼐传》与桐城学统书写

嘉庆二十年姚鼐去世，陈用光时任国史馆总纂官。姚鼐自乾隆四十年南归后， 执掌江南多所书院历四十年，影响力早已确立，可入文苑当无异议。陈用光编纂的 《文苑·姚鼐传》 [1] 学术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姚鼐传》全文可分为四小节，第一小节略叙姚鼐生平：

姚鼐，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四库全书馆启，以大臣荐，征为纂修官。年余，乞病归。

第二小节述其文统，将桐城三祖写入国史：

鼐工为古文。方康熙年间，内阁学士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友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司马迁、韩愈。其论文根极于性命，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而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氏，而理深于刘氏焉。

第三小节述其学问宗旨：

盖鼐为学博集汉儒之长，而折衷于宋。尝与人书云：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合与离固非一途。程、朱出，多得古人精深之旨，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践行其言，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皆以其学取士。自利禄之途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所以为得，斯固数百年来之陋习。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专宗汉学，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为学术之害。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所遗，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又送钱坫序略云：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后，始立专门，各矜师受。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群经，择其长说；其弊也，杂以谶纬，乱以怪僻猥碎。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众长，定为义、疏。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明末至今，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闚隙攻难为功，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与？（惜抱轩文集）

第四小节述其交游（教学）与著述：

鼐色怡而气清，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懽。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学品兼备，推鼐无异词。诗从明七子入，而以融会唐、宋之体为宗旨。尝仿王士祯《五七言古体诗选》为《今体诗选》，论者皆以为精当云。自罢归，主讲于江南紫阳、钟山各书院者四十余年，谆谆以诲迪后进为事。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宴，恩加四品衔。年八十五卒。所著有《九经说》十七卷，《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卷，《三传补注》三卷，《法帖题跋》二卷、《笔记》四卷。 [2]

讨论为学宗旨的第三部分占据了最大篇幅，而被日后桐城派研究者归纳为由姚鼐开创的古文要义——无论是“义理、辞章、考据合一”，还是“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为文八法——都不曾在《姚鼐传》中出现。

第三部分起首，引用《复蒋松如书》（乾隆四十六年），传文中征引的段落强调程朱深得古儒旨趣，言行合一，楷模后世；元明以来科考取程朱之学使得时人为求功名而盲从程朱；当朝学者欲矫正元明之失，于是专宗汉学攻驳程朱，但宗汉学者的弊病还会超过宋明科举之士，姚鼐认为应“博闻强识”，兼采汉儒，但不越程朱。文末还有《文苑传》未录几句，“鼐往昔在都中与戴东原辈往复尝论此事 ，作送钱献之序发明此旨”[3]，姚鼐明言此文是接续《赠钱献之序》而作，起因都是在四库馆时与戴震等汉学中坚论辩“力小而孤”。

“送钱坫序云”以下引用姚鼐《赠钱献之序》（钱坫即钱献之，原文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姚鼐解读了自孔子逝世后儒学历史，汉时各自传其师说，通儒通贯经义但谶纬之学终为一弊；魏晋时空虚清谈兴盛，汉儒章句不为人知，学分南北；唐时一统南北之学，但义疏是非莫辨；宋时终于有“真儒”得解圣人旨；元、明守宋真儒之说，明朝虽屡有昏君，但保江山近三百年，颇赖士人笃守宋儒之学。当代学者普遍钻研“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但是一昧追求“以博为量，以闚隙攻难为功”，更有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舍弃程朱理学而专攻汉学，姚鼐批评这是“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与” ，因汉学 是枝叶、细节，而程朱之学是根本、钜端。

此二文被视为姚鼐向汉学抗争的代表作，且传文引用部分更是浓墨重彩凸显姚鼐对程朱义理即宋学的坚守。二文都源于姚鼐在四库全书馆中不得志，四库全书纂修当日汉学大兴，诸多汉学学者被延揽入馆，姚鼐力小而微，最终辞归。四库馆与国史馆同属官方修书机构[4]，即便陈用光本人有意突出其师坚持宋学的主张，《姚鼐传》得以在嘉道年间的国史馆内成立，却也并非陈用光一力可达，这既是嘉道以来清代理学复兴在清廷文化机构内的一个缩影，也离不开此一时期国史馆总裁的具体支持。

当日国史馆汉总裁曹 振镛服膺翁方纲之学，陈用光亦师从翁方纲。 翁方纲与姚鼐曾同在四库馆中，“ 在四库馆内，就尊宋而言，姚鼐尚有程晋芳、翁方纲等与之和鸣 ”[5]，《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中保留了诸多翁方纲面对汉学迂回坚持之文本。[6] 嘉庆二年陈用光北上赶考之际，姚鼐致信京中 旧友望提携，翁方纲即为其中之一[7]，其信谓：“ 敝门人陈用光，新城人……用光古文，已入门径……近日后辈才俊之士，讲考证者犹有人，而学古文者最少。今陈生入都，瞻谒阶墀，当必蒙异视而教益之也。 ”[8]翁方纲有致陈用光的多篇诗文传世。[9]陈用光之婿祁寯藻为其文集作序即引述陈用光自语，并举翁、姚二师：“ 外舅陈石士夫子尝诏寯藻曰，力宗汉儒不背程朱，覃溪（翁方纲）师之家法也；研精考订泽以文章，姬传师之家法也。吾于二师之说无偏执焉。 ”[10]强调兼采汉学而根柢程朱宋学是源自翁方纲亲传。

姚鼐辞馆（乾隆四十年）后，翁方纲在朝为官，姚鼐前后执教于扬州梅花、安徽敬敷、金陵钟山等书院40年，天各一方但交谊深厚，翁方纲有多篇作品记叙，如《送姚姬传郎中归桐城序》《送姚姬川郞中假归桐城五首》；《书空同集后十六首》[11]（第十六谓“春来寄讯扬州守，不得姚郎与细论（谓姬川也）”）；《桐城晤姚姬川二首》[12]；《仲子自江南寄近作学古诗相质因赋五诗以代面谈兼寄呈述庵辛楣姫川 端林》[13]，此诗旨在论学，姚鼐即其讨论对象之一；翁方纲晚年写作《感旧》一诗，写道“苦言辣可憎，正未深咀嚼（昔送姬川诗有‘苦言近辣有人憎’之句，姬川作色曰‘鼐非敢憎也’）” [14] 。姚鼐与翁方纲既是旧日同僚，也是同持宗宋立场、可以互相论辩学术的同道中人。

翁方纲的学术旨趣普遍被认为是吸纳汉学方法但力宗程朱。[15]翁方纲有多篇专文（诗）作讨论为学不应背离程朱义理（《原学论》《考订论（上、中、下）》《拟师说》《白鹿洞书院示诸生》《跋张惠言仪礼图二首》《书金坛段氏汉读考》《自题校勘诸经图后》《跋中州文献册》等），均有匡扶士林学风的意图。嘉庆三年他与姚鼐同受邀为谢蕴山《小学考》作序，姚鼐序文中并未特别强调汉宋学术问题，而他的序文则明言“某尝谓近日考古嗜博者，每求之六合之外，而遗于耳目之前。嘉兴王惺斋有言，今人为文，弃韩欧诸家所用之字，而好辨许祭酒重文、张次立附字，此学者之大患也”[16]，认为陷入繁琐考据的汉学是学者大患。

姚鼐虽亦宗宋，但南归后主要精力在发扬桐城文派。相较于姚鼐，翁方纲纠正汉学之弊、匡正学风的主动性更强，且翁方纲有通过门生曹振镛建言国史学术宗尚的先例：曹振镛在修订国史馆《儒林传》时，曾向翁征求意见，翁方纲专门写作《与曹中堂论儒林传目书》，其要旨在“博综马郑而勿畔程朱”[17]，即《儒林传》应充分吸纳汉学成果，但最终以程朱之学为根柢。曹振镛将《儒林传稿》呈给翁方纲时，他亦肩负着总裁《文苑传》编纂的任务，姚鼐既是翁方纲的旧友，也是为学立场一致的同仁，《姚鼐传》突出姚鼐发扬宋学的一面，离不开翁方纲的支持或授意。

姚鼐在《文苑传》中形象并非尽为翁方纲所影响。《文苑传》对姚鼐诗学的论述为：“诗从明七子入，而以融会唐宋之体为宗旨。尝仿王士祯《五七言古体诗选》为《今体诗选》，论者皆以为精当云”[18]，对于姚鼐诗法明七子毫不避讳，而是否学习明七子，是姚鼐与翁方纲就诗学展开争论的主要内容[19]，陈用光亦知二师争论，在姚鼐晚年致陈用光信札中，即写道：“听覃溪(翁方纲)之论，须善择之。吾以谓学诗不经明李、何、王、李路入，终不深入”[20]，“李、何、王、李”即谓明七子，此为明示陈用光跟从翁方纲学诗应有所取舍，强调应从明七子入。《姚鼐传》所举诗学代表作为《今体诗钞》，姚鼐编纂诗学著作众多，《文苑传》独列此目，并述其编撰缘由为仿王士祯《五七言古体诗选》，则有凸显姚鼐诗学取法自王士祯之意。[21]

清代国史馆体制严格，总纂官的编纂成果需要多位总裁签阅同意，才能进上御览。在档册上签阅的有满总裁托津（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副总裁王引之、陆以庄（浙江萧山人）、汤金钊（字 敦甫、勖兹，浙江萧山人 ）四人，副总裁卢荫溥（字南石，山东德州人）当时告假。《文苑传》《儒林传》等主要记载长于学、文的汉人，根据已知签条批注，满总裁参与具体编纂工作并不多，且托津支持翁方纲的主张。[22]陆、汤并未留下太多阐述学术立场的文本，但王引之、汤金钊都是曹振镛的晚辈，王引之亦曾拜会曹振镛之师翁方纲。同时，清代始终在官方层面没有否定理学的正统地位，哪怕是阮元创作《儒林传稿》亦声言“汉宋调和”。而《姚鼐传》引述这两篇文章前，确乎冠以“ 所学集汉儒之长，而折衷于宋 ”，再加上重《儒林》、轻《文苑》为学者传统认识， 纵使几位副总裁主张汉学，他们也应在《儒林传》而非《文苑传》中为谋取汉学一派的地位， 《文苑·姚鼐传》如此写作，其他几位总裁没有反对的立场。

以上讨论了《文苑·姚鼐传》何以成立。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咸丰八年，1858）既是被章太炎、邓实、姜书阁[23]等桐城派研究起点之作援引的重要篇目，也与《文苑·姚鼐传》相似，极为突出姚鼐力倡宋学的一面。曾文可分为三节，开篇叙述桐城学谱，文末书写寄语，中间一段被研究者广泛征引，叙述姚鼐如何在汉学兴盛时代倡言义理：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24]

而曾国藩此文又源自唐鉴的影响，曾青年时受唐鉴指点（“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25]），由唐鉴而知姚鼐之学。[26]唐鉴对姚鼐学统的论述，则与《文苑·姚鼐传》一脉相承。他在《学案小识·桐城姚先生》（初刻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略叙姚鼐生平后，即引用《赠钱献之序》《复蒋松如书》、《程绵庄文集序》三篇文章[27]，无论是所节选文字内容，还是记述姚鼐与抗争汉学的形象，都与《文苑·姚鼐传》极为相似。且已有研究关注到唐鉴纂辑《学案小识》时，大量参阅了国史《儒林传》[28]，依《儒林》《文苑》并举之惯例，唐鉴亦应参阅国史《文苑传》。

唐、曾的论述影响极大，桐城后学马其昶（光绪十二年（1886）前[29]）为姚鼐作传，即以大半篇幅引用《赠钱献之序》原文[30]；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同治五年（1866）前[31]）中录姚鼐事略亦概述此文。在唐鉴、曾国藩之前，李祖陶在《国朝文录》中跋《赠钱献之序》：“大意箴砭时俗考据之弊，非先生不闻此言，近渐有人推阐之，云阴将解驳矣”[32]，亦强调了此文对汉学流弊的批评。

清代史馆列传常常被抄出流传坊间[33]，《文苑传》直接关乎文统书写，很受关注。陈用光是 梅曾亮主盟京师文坛前，传播姚鼐主张最得力的弟子。 这篇经由陈用光纂辑的《文苑·姚鼐传》是后世书写姚鼐生平的典范。浓墨重彩勾勒出的姚鼐与汉学派抗衡这一叙事模式，最早是由陈用光纂辑的国史《文苑·姚鼐传》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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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目前所见到的保留陈用光纂辑信息的稿本亦经过潘锡恩覆辑，但保留了“前总纂官陈用光纂辑”（《文苑·姚鼐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5233）。今日所见《文苑传》第一次稿中《姚鼐传》，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陈用光的编纂主张。

[2]《钦定国史文苑传·姚鼐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5233。

[3]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六，第95页。

[4]四库馆与国史馆之间学术观点的异同尚无专论，有学者分析阮元《儒林传稿》扬汉抑宋的学术宗旨与《四库提要》一脉相承（见周庆许：《<四库全书总目>与官修儒林传关系考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第1期；曾志平：《试论<儒林传稿>与<四库提要>的内在关系》，《史林》2018年第5期），但阮元《儒林传稿》并非国史《儒林传》的最终面貌，后经曹振镛等修订方为国史《儒林传》定稿。

[5]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41页。

[6]参见王园园，许超杰：《汉宋之争与<四库全书总目>的修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

[7]据俞樟华、胡吉省：《桐城派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页。

[8]姚鼐：《惜抱轩尺牍》，第26-27页。

[9]如《易汉学宋学说答陈硕士》《跋新城陈氏家训卷》《狮图为陈石士题（西斋洗马记康熙十七年八月大西洋国贡狮事）》等，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

[10]陈用光：《太乙舟文集》祁寯藻序，道光二十三年孝友堂刻本，第6页。

[11]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十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八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12]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三十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八一册，第358页。

[13]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五十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八一册，第520页。

[14]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六十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八一册，第613页。

[15]参见张淑红：《“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刘仲华：《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6]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八二册，第25页。

[17]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第五章，三联书店2011年版。

[18]《文苑·姚鼐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5233。

[19]单重阳专文对此详细讨论，见单重阳：《谈艺不讥明七子——姚鼐诗法论初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0]姚鼐：《惜抱先生尺牍》卷7《与陈硕士》，第120页。

[21]姚鼐诗学与王士祯的继承关系，见蒋寅：《海内论诗有正宗姬传身在最高峰——姚鼐诗学品格与渊源刍论》，《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这种论述，既符合姚鼐诗学传承的历史本事，亦与国史馆纂修团队确立的《文苑传》第一次稿诗学立场相一致（参见戚学民、温馨：《昭代雅音，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2]见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271页。

[23]章太炎：《清儒》（首见于《訄书》重订本，1904年版；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4期、1905年第5期；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24]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十四册，《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05页。

[25]曾国藩：《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十六册，《日记之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2页。

[26]王继平：《论曾国藩的学术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李细珠：《理学与“同治中兴”——倭仁与曾国藩比较观察》，《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

[27]唐鉴：《学案小识》，卷五，《翼道学案》，清道光二十六年四砭斋刻本。

[28]戚学民：《<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9]《桐城耆旧传序》落款“光绪十二年春马其昶撰”，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毛伯舟点注，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页。

[30]马其昶：《姚惜抱先生传第百一》，《桐城耆旧传》，第362-363页。

[31]“同治五年三月既望平江李元度自序”，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清同治刻本，第11页。

[32]李祖陶：《国朝文录·惜抱轩先生文选卷一》，清道光十九年瑞州府凤仪书院刻本。

[33]参见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联经出版社2014年版，第598-600页。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陈用光入国史馆前后历史情境的考察，加之对《姚鼐传》的个案分析，试图进一步发掘清代国史馆史传文本的形成过程。清代国史馆是官方修史机构，但确定入传后的具体编纂要由纂修者个人完成，并由总纂官纂辑、总裁校阅审定。国史馆官员并非影响国史纂修的唯一群体，通过对桐城相关人物的考察可知，当日在京的各籍官员，尤其是曾供职于其他官方修史机构、得以预闻其事者，得知要纂修国史《文苑传》等列传后，纷纷联络同乡、旧友，讨论人选。即便是姚鼐这样开宗立派的文人，提名入传人物亦不专以弘扬桐城派为取舍标准。《文苑传》入传标准、传主取舍，无论是在官方规定层面还是在史官操作层面，最终呈现的是层累叠加后各方平衡的结果。

《姚鼐传》的纂修与流布是颇为值得发掘的个案。姚鼐本人在当世因古文而闻名，《文苑·姚鼐传》却并不重点记述姚鼐的古文，而是大段摘录姚鼐批评汉学、力倡宋学的文句，这固然是姚鼐的立场，但在《文苑传》中重“学”而非“文”，得益于其弟子陈用光的编纂，也得益于学术旨趣相近的翁方纲对陈用光、曹振镛的支持与提点。唐鉴《学案小识·桐城姚先生》则与《文苑·姚鼐传》结构、内容高度相似，由唐鉴知姚鼐之学的曾国藩，其《欧阳生文集序》为桐城派研究起点作品的重要依据，后世对姚鼐的记述受到了《文苑·姚鼐传》的深刻影响。姚鼐力倡宋学、对抗汉学的形象由《文苑·姚鼐传》叙写、塑造甚至强化，而这一文本并非全然源自桐城一派文人的影响与参与。

国史馆《文苑传》文本提供了观察更多清代士人观念与活动的窗口，相较于诸多“头面人物”，还有大量其他士人，他们因编纂国史等具体活动在当日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苑传》自清代国史馆到民国清史馆，形成了一系列文本，由不同时代、不同主张的人主导，譬如之后续修的《文苑传》中，第一次稿《姚鼐传》便被大量删削。因此《文苑传》文本亦提供了一个较为聚焦的历史现场，今日已成定论的很多历史论述，拆解后分属不同历史情境，需考察其脉络渊源，及话语形成与建构过程中所受到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本文写作与修改，得到戚学民、顾涛、马银琴、方诚峰、马楠、辛智慧、李欣然等多位老师的批评指导，并曾在清华大学博士生论坛上提交讨论，在此谨对诸多提出宝贵意见的师友们真诚致谢！）

[原刊责编：张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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