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犯了罪，却没有坐牢

2012年起，我在基层司法所上班。除了调解纠纷外，司法所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对部分犯罪人员进行监管。

这类人员主要是指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四类犯罪行为较轻的人。他们虽然犯了罪，但因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大，最终没有在监狱里服刑。在政府、社会以及其亲人的帮助下，他们可以进行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生活的社区矫正，使其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

由于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由司法所负责，所以我在工作中接触到了许多矫正对象，也听闻了他们的故事。

陈宇是我上班后接收的第一个社区矫正对象，也是我所在的司法所接手的第一个社区矫正案例，在这之前，所里社区矫正人员数为零。

陈宇，男，28岁，离异，家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以种地为生。2014年9月的一天，陈宇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将一个50多岁的老大爷撞倒在地。他当时下车一看，大爷已经没了动静，他吓得不知所措。

因为当时是夜晚，那片区域没有路灯，同车的好友劝他开车赶紧溜，不会被人发现的。

陈宇看着倒在地上的老大爷，在短暂的思想斗争后，最后还是报了警，然后将人送到了镇医院，由于镇医院条件有限，他又开车将人送到了200多公里外的市医院。

在抢救期间，陈宇都全力配合，忙前忙后，主动承担抢救费用。但老大爷因失血过多，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没过多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了，陈宇承担主要责任，死者承担次要责任。

死者家属提出了赔偿请求，要求陈宇承担赔偿费用。鉴于陈宇在事发后，积极参与抢救死者，主动承担抢救费用，死者家属都看在眼里。再者陈宇本人家境困难，属于村上的贫困户，夫妻双方离婚，陈宇还带着个孩子，承担太高的赔偿费用也不太现实。经过前后几次协商，受害者家属作了让步，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陈宇承诺每月打工偿还这些钱，直到还完为止，家属方出具了谅解书，希望能从轻处罚。法院最后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陈宇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陈宇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本来是要蹲监狱的，鉴于情节不是很恶劣，有悔罪表现，就给了两年的缓刑考验期。在这期间陈宇如果遵守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没有再犯罪，顺利度过考验期，那么他的一年有期徒刑就不用再执行，反之，只要缓刑考验期内违反规定或者再次犯罪，我们是可以建议司法局提请法院收监，继续执行一年有期徒刑。

按正规程序，接收人员前，法院要给我们发一个社会调查函，通过我们对罪犯及其生活环境进行调查，看是否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然后法院会根据调查情况再下判决。

但是我们接收的第一个案子不知道为何，法院确实没给我们调查函，判决下来后，直接把人移交过来了。

我们召集相关单位开了宣告会，告知陈宇在社区矫正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尤其是离开本地必须履行请销假等相关制度规定。

在做笔录时，陈宇表示非常后悔。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一时大意，没有发现路上有人，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无法挽回的事情。事发后的一段时间内，他天天做噩梦，经常梦见车祸的场景，常常半夜里惊醒，这让他痛苦不堪。现在他对开车都有心理阴影了。还好驾照已经被交警队收走，短期内是开不了车的。

我告诉他：“当初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你听了朋友的话，选择逃走，那就是交通肇事逃逸，罪行可就大了。”

“如果我当时真的逃跑了，现在肯定会进监狱的，那我的女儿怎么办？她还那么小，还好，我没那么做……”陈宇也暗自庆幸当初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想了想说：“我准备重新找个工作，挣钱还债，以此来赎清自己的罪责，那些钱什么时候还完，我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

我知道那不是一笔小数目，要还完至少得好几年。

“不管几年，都要还，这是我欠人家的，迟早要还上。”陈宇神情惨淡地说。

在两年的缓刑考验期间，陈宇严格按照社区矫正规定按时报到，及时提交思想汇报，积极参加集中教育学习和公益劳动，有事外出也会严格履行请销假制度。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女儿发40度高烧，他着急带女儿去县医院看病，给我打电话请假的时候，问能不能先去看病，等回来再来补假条，听声音非常焦急。当我同意后，他再三感谢，回来后也第一时间来所里报到。

缓刑考验期期满后，由于他符合解除矫正的条件，我们就按流程上报了县司法局，给他办理了解除手续。

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已经还清了大部分的赔偿款。

矫正解除的那天，他走出司法所办公室，我透过窗户看到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伸了个懒腰。他看见我在窗户里看他，向我做了个再见的手势，平时不怎么露出笑容的他，这时满脸笑意，像个小孩子一样。

不远处，一个小女孩儿蹦蹦跳跳地向他跑去。　　

2016年，我们接到通知，全国刑满释放人员系统里有我们镇户籍的服刑人员的信息需要核实。

我打开系统，平时都是空空如也的列表中出现了一行信息。需要核实的人员叫王林，之前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服刑期间表现突出，减刑了两次。监狱要求核实王林的家庭情况以及户籍等相关信息。

接到通知后，我们就到王林所在的村子进行核实，了解到在王林判刑前，他的户籍确实在我们辖区，而且父母健在，还有一个哥哥也在本地，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妻子和上小学的女儿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这些信息核实完之后，我们就把信息录入系统。

没过多久，法院就发来社会调查评估函，让我们对王林进行社会调查。

原来，王林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突出，连续两次减刑，现在还剩一年有期徒刑，经监狱向法院提出申请，建议对王林适用假释，提前释放。但在假释前，法院需要了解王林释放以后的生活环境是否有监管条件，以及释放后他对社会是否有危害性。

这项任务又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假释和缓刑不一样。假释考验期间如果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没有做违反法律法规的事情，期满后，剩余的一年有期徒刑等同于执行完毕。

判决书显示，一天，王林在某酒吧喝酒，正好受害者李向杰也在喝酒。王林喝多了去酒吧外面上厕所，在门口与李向杰发生口角，双方越吵越激烈。王林在酒精作用下，不知从哪里顺手抄了根钢管，朝李向杰打去，正中李向杰的头颅，最终导致李向杰颅内出血而亡。王林可能意识到闯了大祸，当即逃离现场。但在当晚就被公安机关在家中抓获归案。

在调查期间，王林主动承认犯罪事实，且李向杰也存在一定过错，王林积极给予赔偿，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我们接到司法局转交的调查函后，就立即开展社会调查。

我们先去了受害者家里。

自从李向杰出事以后，李向杰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种着十亩地，住在还是许多年前建的土块房子里。房里的墙面已经开裂，生活过得比较困难。

我们进屋的时候，屋内散发着一种潮湿腐烂的霉味，房间里光线很暗，一个破旧的沙发上堆满了衣服，桌子上摆着一台老式电视机。房子里的家具都比较破旧，仿佛好多年没换过了。

李向杰的妻子50岁左右，皮肤比较黑，一脸皱纹，如果不是看她的身份证，还以为她都六十多了。生活的艰辛已经耗尽了她的精力，以至于她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

我们向李向杰的妻子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她一听说是政府的人，便赶紧把沙发上的衣服一把卷起来，尴尬地笑了笑，然后进了里面的房间。

我们道明了来意，李向杰妻子的脸色忽然沉了下来，那种愤怒如同结冰一样，在她脸上凝固了，既而这种愤怒又变成了痛苦。我有些后悔，也许随着时间流逝，那件伤心事早已被她尘封在心底深处，但是我们的出现，让她不得不再次撕开结痂的伤口。

李向杰的妻子话还没说，眼泪就先下来了，那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似乎也感染了我们，我感到有些于心不忍。

“你们知道吗？自从他出事以后，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别人家男人干的活，我自己干，别人家女人干的活，我还得干。”她话还没说完，从里屋走出来两个孩子，一个十几岁，一个稍小，他们看到妈妈在哭，就问她：“怎么了？妈妈怎么哭了。”

她抹了把泪水，对孩子说：“没事，妈和叔叔们聊会儿天。”

她让两个孩子进去写作业，孩子们很听话，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就进屋去了。

“出事的时候，大的那个才四岁，小的只有两岁，我感觉天都蹋了。当时就想，我们娘三个怎么活啊！”

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这么多年我们也过来了，只是比以前过得艰难些。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我就是要让那个杀人犯偿命！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法院判他十年，都算是轻的了。现在这个杀人犯要提前出来，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等她情绪稳定了，我又进行了确认：“您的意思是不同意他适用假释，提前释放，实行社区矫正吗？”

“当然不同意。”她摇头说，“那样的人出来迟早是个祸害。”

“那行，请您在调查表受害人家属一栏写明您不同意的意见，然后签字按手印。”她按照我的指引，签完字摁了手印。

临走前，她送我到门口，又问道：“小伙子，你说他会被提前放出来吗？”

“这个要等其他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再进行综合考虑。”说完我们就走了，拐弯的时候，我向后看了一眼，她抱头蹲在自家大门口，双肩明显在颤抖。

随后，我们又征求了村支书、派出所、王林的妻子，以及镇上相关部门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适用假释。经过综合考虑，我撰写了调查报告。

一个月后，王林到我的办公室报到，正式实行社区矫正。

我一直在担心，如果李向杰的妻子忽然来质问我，到时候我应该怎么跟她解释，但她一直没有来。

2017年，我们接收过一个未成年罪犯，名叫于晓伟。他犯罪时不到16岁，因为是未成年人，在犯罪中又属于从犯，法院准备适用缓刑，但又担心于晓伟出来以后会重新犯罪，而且也不清楚他们家里有没有监管条件，所以发函让我们开展社会调查。

于晓伟犯罪前，在当地某酒店当服务员。他很早就辍学，连初中都没上就出来工作了。按照相关规定，单位是不能雇佣未成年人的。但实际上好多单位都在用未成年人，他们在应聘的时候顶多问一句，你今年多大了。而这些未成年人为了工作，肯定会虚报岁数。这种情况，往往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肯定会是大问题。

2016年的某天深夜，于晓伟在酒店正常上班，忽然酒店老板给他打电话，说一楼有人闹事，让他带几个人下来。于晓伟叫了几个服务员，下楼看到一个客人拿一根棍子和老板在争吵。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老板就让他们几个找来棍子，一声令下，朝着那个客人招呼过去。结果，那个客人毫无反抗能力，被打倒在地。

打完后，那个客人摇摇晃晃回了酒店客房。于晓伟后来才知道，那个客人是喝多了酒，和老板起了冲突，他拿起棍子，并不是要打老板，只不过是想吓唬他。

第二天早上，服务员发现客人倒在客房床上，头上身上都是血，于是赶紧报了警。酒店老板和于晓伟等几个服务员都被警察带走。

后来那个受害者因抢救急时，算是挽回了性命。因于晓伟是未成年人，在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期间，就被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后被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法院在下判决前，发函征求我们的意见。

和其他调查不同，于晓伟是未成年人，我们在调查时除了调查对象外，不能向外泄露于晓伟的个人情况，开展工作时也极其小心。

在调查时，于晓伟的父亲说，于晓伟就是年龄太小，没有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这次犯罪是被人怂恿，希望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如果在监狱外面执行的话，他们会好好管教他的。

其他被调查的对象也都想着于晓伟还是未年成人，可以给他一次机会，所以都同意适用缓刑。

当然，受害人除外。我们到受害人家中时，受害人头部已经愈合的伤口处，还有一大片皮肤没长头发。

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受害人情绪激动地说：“给他一次机会，当时谁给我一次机会了？”

说着，他取出手机，打开相册：“你们看，当时他都把我打成什么样了？”照片中，他趴在地上，满头是血，也不知道这照片是从哪里弄来的。

看完这张照片，他又打开另一个照片：“你看，这是当时从我脑袋里取出来的碎骨头。医生说我差点就救不活了。”照片里是一块拇指大小的骨头，“你们现在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肯定不会同意。”

他说话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我只能赶紧让他签字，然后迅速离开。我怕他如果再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情绪就没法控制了。

很快，接收的通知就下来了，于晓伟可以适用缓刑。鉴于于晓伟犯罪时是未成年人，我们在召开宣告会的时候，也建议所有参会人员对于晓伟个人情况予以保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行社区矫正的。有些人是多次犯罪，甚至还是累犯，在监狱外面服刑可能会有再次犯罪的风险，对社会危害性大，一般这类人员，我们是不建议适用缓刑的。

我们曾经手过这样的案例，其中一个是团伙作案，就是法律上所说的共同犯罪，犯罪成员都是青少年。法院让我们调查的是那个为首的少年，名叫刘然。

刘然刚满18岁，户口不在本地，但随父母长时间在本地生活。由于家里人疏于管教，很早就辍学在家，并结交了其他三四个青少年，整天无所事事。

由于长时间沉溺于网络游戏，刘然手上基本没什么钱。之前他还偷拿过家里的钱，后来被父母发现，狠狠地训了一顿，从此他再也不敢从家里拿，只好把目标投向其他地方。

2013年9月，刘然伙同其他几个青少年先后盗得他人柴油机一台，15千瓦发电机一台，电动车蓄电池5块，后又从他人货车上盗得蓄电池2块，全都卖给废品收购站，然后将所得赃款挥霍一空。经鉴定财产损失共计9300元。

2014年3月，刘然路过一家商店，见门口停放的皮卡车没锁门，又从该皮卡车上盗得现金20000元。

由于刘然多次作案但都没被人发现，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一次，刘然无意间发现卖铜芯线可以挣钱，于是就多次翻入当地变电所盗窃铜芯线，然后焚烧，将剩下的铜芯线卖给废品收购站，该铜芯线价值27000元。

2015年刘然在当地网吧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法院准备以盗窃罪判处，于是征求我们的意见，看他是否适用缓刑实行社区矫正。

所长看了一眼起诉书中的犯罪事实，摇了摇头说：“这个孩子不好管，之前派出所就给过治安处罚，根本不起作用。这样的人放出来，肯定对社会有危害性。”然后在司法所意见一栏里填了“不同意”。

刘然在派出所的处罚记录就有好几个，他都成派出所的名人了，一说起他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派出所调查的时候，所长直摇头，也签了“不同意”。

当我们跟受害者，也就是变电所所长提起这事的时候，他气不打一处来：“这样的人能放出来吗？”然后他也签了“不同意”。

经过调查，所有人都不同意，甚至刘然的父母也不同意。他们说这个儿子他们实在管不住，让他在监狱里待几年也挺好的，要不然后面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

根据相关规定评估以后，我们认为刘然不符合社会矫正条件，建议不实行社区矫正。

就在我把不同意适用社区矫正的调查报告上报司法局没多久。本来取保候审的刘然在市里再次作案被当地警方抓获。

听到这个消息，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当时同意了社区矫正，可能我将面临的就是追责的问题了。

有的案件是因为罪犯不符实行社区矫正条件，我们才会不同意。但有的罪犯虽然可以实行社区矫正，却不能在本地监管，下面这起案件便是这样的。

一个公司的司机，他给公司开油罐车，在路上把人给撞死了，最后法院判定司机承担主要责任，民事经济赔偿这块儿由公司承担。

法院想让我们开展社会调查，看这位司机是否适合在我们辖区内实行社区矫正。我们发现这个司机的户口不在本地，他只是来打工的，属于流动人口。经过交谈，我了解到他也打算离开本地回老家，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监管条件，根本就没法管。

但公司的老板坚决要求那个司机在本地服刑。他从法院打听到我是负责具体调查的工作人员，于是就天天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让那个司机留下来。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为何如此强烈地要求那名司机留在本地监管。

出了车祸以后，公司承担了所有赔偿，法院也以判决书的形式确认下来。但那个老板想着再从这个司机身上把赔偿金额要回来，如果司机没钱，就让他干活顶账。可是他害怕司机回到老家监管后，他的想法就没法实现了。

为此他找了法院，找了派出所，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暗示他已经跟相关部门打过招呼，让我必须按他的要求走。

我告诉他，我只能严格按照程序走，最后在哪儿监管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我上级的电话，也是如此一说。后来，我上级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严格按照规定开展调查，不要去管那个公司老板。

由于受害者不是本地人，家属也无法取得联系，我只能调查其他几项。司法所肯定不同意接收他，因为他的户籍不在这里，还打算离开这儿，而且家里亲人都在老家，很难监管。我也征求了负责政法的领导意见，领导也表示这个人不好管，他如果四处乱跑找活干，出了问题，那就是脱管，我们得承担责任，后果就更严重了。

而派出所给的意见是：“经查，该人无犯罪记录，也无任何治安处罚记录，建议接收。”但当我刚要走出派出所的门时，一个民警忽然跑过来把我的调查表又要了回去，说让我再等等，所长想要再看看。20分钟后，那个民警把调查表还给我，我看见上面多了几行字：“鉴于本人现情绪不稳定，建议返回原籍监管。”等于也是不同意了。

直到下午，我打电话让公司老板过来，他是这个司机单位的负责人，也是被调查人之一。结果，这次他态度来了180度大转弯，他告诉我说：“我已经想好了，不让他留在这里了，我跟法院的人说了，上午我也跟派出所的领导说过了，留他在这里，迟早会出问题。”

我试探着问：“那你的赔偿款不要了？”

“要，怎么能不要呢？”他说，“我要通过法院去要，我准备起诉他。”

第二天，我因为要核实司机的信息，就把司机叫过来谈话。一问才知道原来公司老板扣下了那个司机三个月的工资不发，司机现在天天催着要工资，天天在厂子里闹，一来二去，双方一直没有解决。老板的意思，让这个人赶紧离开，免得影响他正常生产。

鉴于所有人都不同意，我们综合评估以后，在上报的调查报告中建议返回原籍监管。后来就再没见过有关于这个司机的任何法律文书，应该是转到原户籍所在地了。

除了上面的这些案例之外，司法所每年都会接收新的社区矫正人员，我们的社会调查工作也都一直在进行着。这些人，虽然犯了罪，最终却没有坐牢，而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通过社区矫正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回归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