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绾求作“好官”的仕宦历程（二）

熙宁四年至熙宁九年冬，六年间，邓绾由中层文官升为高层文官。熙宁四年正月，邓绾判司农寺。北宋前期沿前代之制设司农寺，但只作为一闲散机构，其职事已大为缩减。随着熙宁三年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撤消后，下令“常平新法宜付司农寺，选官主判，兼领(农）田、（差)役、水利事司农寺的职权大为增加，“既是财务机构，又是推行新法的政务机构。

制定和颁发了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督领各路提举常平司及其官属（路提举常平官、州管勾常平官、县常平给纳官），掌管常平钱、免役钱、坊场钱，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的继续实施等等”。

判司农寺在当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差事，握有实权，关乎新法的推行。神宗与王安石对司农寺也极为重视，历任司农寺长官大都属于变法派阵营。邓绾已是王安石变法集团的核心成员。

位列台谏之首

同月，邓绾为侍御史知杂事。熙宁五年二月，邓绾除中丞。先是神宗认为邓绾资历深，不忌能，欲除谏议大夫、权中丞。后因王安石指出与近条有碍，故以龙图阁待制权中丞，开御史中丞不迁谏议大夫之例。

邓绾担任侍御史知杂未满一任（以两年为一任）便升任御史中丞，位列台谏官之首。宋依唐制，御史中丞为正四品官。其地位很高，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共称为执政“四入头”。

这都是接近权力中心的官职，可以称之为“清官”，他们外出，藉要“金吾摄事并清道”。《玉壶清话》中就有一段记载“太宗又问曰‘何官职驺导严肃、都人敛避？’左右答曰‘惟台省知杂呵拥难近’”,可见他们地位的尊贵。

御史台为宋代重要的监察机构之一，“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因而御史也就被看作皇帝的耳目之官，负责监督百官和各行政机构，所以像监察御史等台官虽然官品不高，但却能弹劾比自己品级高的官员。

御史在政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陆恺曾谈到“天下事……非谏官、御史不得言”，也正因为如此，台官的人选也就显得非常重要，“台谏之任重，不可以苟然居之”是当时皇帝与朝臣的共同心声。

北宋朝廷也在不断完善台官的选任制度，从品性道德、官阶，行政资历等方面加以限定。特别是“天禧诏书”的颁布，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在熙宁年间，御史台一度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态：三院御史中地位较高的侍御史极少除授，殿中侍御史全无，监察御史亦几乎全属试用性质的“里行”，并有长期建员不足、任期太短、迁罢太速的现象。但也是在这段时期，邓绾却在御史台任职长达六年，其中五年的时间为御史中丞。熙丰时期担任过御史中丞者，在时间上，亦无出其右者。

这种特殊现象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影响。北宋前期台官资选太高，以至经常出现难以选出合适言官的情况。鉴于此，熙宁二年朝廷下诏取消了关于台官资格的限制。保守派认为这是王安石为推行新法而采取的一项计谋，“今御史中丞独举台官，不拘官职高下，此亦安石之谋也，不过欲引用门下之人用在台中，为己之助而。”诚如此。

台谏在变易政局、进退人物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控制台谏势力也成为新旧两党之争的重要方面。熙宁年间，台谏为新党所控制，邓绾利用身处言职，积极推行新法，反击保守派，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这也是邓绾从政的顶峰时期。

邓绾与王安石的关系

邓绾从政为官的并不是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作得“好官”才是其根本目的。作“好官”本非易事，更何况于在冗官问题极为突出的北宋后期呢。为实现这一目的，邓绾采用种种手段。通过上文中对其为官经历的分析，不难看出他由地方调任中央，任职御史台，都与王安石、与变法运动有着莫大联系。

熙宁年间，神宗与王安石共同领导的变法改革运动并未得到朝中大臣的一致同意。变法自开始以来，就不断遭到反对派的阻挠与破坏，旧党官员不仅上疏言新法之不便，如司马光在向神宗讲《通鉴》时乘机提到：“曹参不变萧何之法，汉朝‘天下晏然’，而武帝变高祖之法，致使生灵涂炭，元帝改宣帝之政，汉朝开始衰落。

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文彦博也上言“陛下继位以来，励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更有地方官员拒绝推行新法，“知越州山阴县陈舜俞，以自劾违旨不散青苗钱”,“时又有乐京者，知许州长葛县，白提举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条悉，又不报，且不肯治县事，自列丐去。”

不仅如此，“台谏侍从多以言言事求去”,枢密副使司马光、参知政事赵忭皆因不满新法上章要求辞去官职。以此向神神宗施加压力，动摇神宗坚持变法的意志，而神宗皇帝的动摇不定在青苗法的推行上表现的尤为突出，此法自颁行以来所受到的攻击也最多。

青苗法在商议之初，因苏辙反对而搁置，不久之后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于陕西私行青苗法，缘此机会，制置三司条例司于熙宁二年九月公布了青苗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推行后，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世之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敛未毕，已趣其偿，是盗跖之法也。”

时任判大名府的韩琦一篇关于青苗法的奏章更是令神宗对新法产生怀疑，他对王安石谈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面对神宗的动摇，王安石既愤怒，又花费极大的精力作出解释，“臣论此一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

可见他的一番努力并没能彻底改变神宗对青苗法的怀疑态度。于是王安石称疾居家，“当是时，新法几罢”。当然经过一番曲折，青苗法仍得以继续推行。但神宗事后也曾谈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这这就可以看出，神宗接触到的关于新法的负面信息是比较多的，他对新法的支持态度是有所保留的。而且新法推行之初，身居要职者又大都为旧党成员。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政治环境并不宽松，亟需同盟者的支持。

青苗法推行一年后，关于此法的争论仍未停止，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熙宁三年冬邓绾上书神宗：“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

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邓绾是以一个实际参与新法推行的地方官员的身份上书，对于神宗而言，邓绾了解新法施行中的实际情况，他的话更具有真实性、代表性，这样一个正面信息，是对旧党的有力反击，也会坚定神宗继续变法的决心。这自然会赢得王安石的好感，获得他的青睐。如此看来，邓绾此番上疏的目的不言而喻。不单单在于维护新法，更重要的是获得神宗及王安石的宠信，做得“好官”。

当然试图通过这一方法获得王安石青睐的官员不止邓绾一人，如上文提到的崔公度，也曾献其所作《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李定、曾布等人皆因赞同新法而被王安石提拔进入中央。

而后王安石向神宗推荐邓绾，《长编》记载了邓绾此次被召对的情况，召见之时，神宗问及邓绾是否认识王安石，邓绾的回答是不认识。变法之前，邓绾同王安石或许真的没有任何交情，但当王安石成为宰执之时，邓绾并没有放弃任何可与之接近的办法。此次召见之前，邓绾“贻以书颂，极其佞谀”召对之后，拜见王安石，史书称二人“欣然如旧交”。在其职御史台期间，邓绾举荐唐垧，乃是因为“安石欲留之，乃令绾荐为御史”；举荐王雲，更是因为王安石的关系。

邓绾积极的向王安石靠近，无非想借其力量实现自己作“好官”的追求。邓绾对新法的支持、赞同，或许是其真实政见的表达，但这并不能掩盖他政治投机的出发点。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王安石需找变法的助手，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破格提拔赞同新法的中下层官员。

为获得仕途上的升迁，“士大夫伺从其阁下，诀债百端…有日至夜不出者，有间日而至者，有安石踞厕而间之者。”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将士大夫的丑态刻画的如此生动。这些有着深厚文化教养、以道德修习、实现“内圣外王”为理想的士人们，一旦进入官场，便成为了“官本位”的崇拜者，没有了“进退皆忧”的政治胸怀。

熙宁九年邓绾的仕途发生转折，贬官外地。这件事情除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发生变化有关外，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邓绾投机钻营的本性上。其中有两件事直接导致了此次贬职:其一，王安石熙宁八年复相后的形势已异于变法初期，神宗对于王安石不再一味听从，加之新党内部不断分化、其子王雲病逝的原因，王安石再次萌生退意。

而邓绾惧怕王安石罢相后自己会失势，于是听从练亨甫建议，向神宗建言以殊礼待宰相，荐安石子婿，且为安石求赐第，神宗大怒。王安石知道后，上奏神宗：“绾为国司直，乃为宰相祈恩，极伤国体…如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在之地！”

第二件事是邓绾因王安石欣赏荐彭汝砺，故而举荐彭汝砺为御史。然彭汝砺与练亨甫相失，“练亨甫绐绾以安石不悦”，邓绾信以为真，故而又自劾失举。此二事，神宗察其奸佞，批“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故而落职。邓绾欲以此二事迎逢王安石，石，然弄巧成拙，断送了自己的仕途。

从邓绾仕履表可知，此后邓绾开始知河阳、知荆南、知永兴军、知青州、扬州、知滁州的政治生涯。由于为神宗所厌恶，元丰年间，邓绾已无可能返回朝廷。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太皇太后高氏主掌朝政，保守派得势，邓绾更是返朝无望，病逝于扬州任上。

结语

查其一生，邓绾的政治生命与新旧党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随着变法如火如荼的推行，邓绾的仕途也发展到了顶峰，随着变法改革色彩的趋于黯淡，邓绾仕途发展也愈加不顺。与邓绾主动加入党争，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新党连在一起不同，部分官员持观望态度，忖度新、旧两党的斗争形势，以此决定何去何从。

新党得势，投靠新党，旧党得势，投靠旧党。从这一点来看，虽然在其从政生涯中，做好官是主要追求，为此进行政治投机，但邓绾不曾背叛新党，还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中，亦没有关于邓绾贪污等方面恶行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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