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真凶给挖出来！震惊上海的戴厚英被杀案始末

参考资料：《法治周末》，吴延安《重案！女作家之死：永远不要低估人性之恶！》

1996年8月25日19时35分，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凉城派出所接到报案，凉城新村某弄某号202室发生命案，死者是时年58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代表作有《人啊，人！》、《诗人之死》等）和她19岁的侄女戴慧，报案人是戴厚英的六弟戴厚泉，死者戴慧是他的独生女儿。

戴厚英

戴厚英的代表作《人啊，人！》和《诗人之死》

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戴厚英

接到报案后，凉城派出所立即派民警前往现场进行保护，同时向虹口分局和市局汇报求援，这个案子太大，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能担待的。

接报后，虹口分局张济祥局长、宋孝慈副局长，分局刑侦支队施敏鹤政委立即带了一批侦查员驱车赶往现场。与此同时，市局刑侦总队总队长吴延安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市局刑科所，要求技术人员和法医马上出动，随后丢下饭碗冲出办公楼、钻进一辆警车就往现场赶。

戴厚英案的专案组组长、现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延安同志

当吴延安赶到时，现场已经被虹口分局的民警们封锁起来，周边的道路也实施了交通管制。现场所在的居民楼的单元门前已经用警戒线拉出了一圈半径为7米左右、面积40多平方米的警戒带，警戒带外已经聚集了数百名凉城新村的居民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当吴延安钻过警戒线时听到了居民的窃窃私语：“撒事体？来了嘎细嘟警察（上海话‘什么事？来了这么多的警察’音译）。”

临时的指挥所暂时设在202室的对门201室，户主听说警方要临时征用他们的住宅当作指挥所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此时的201室内，除了虹口分局的几个领导外，虹口区委、区政府以及复旦大学的几个领导也在场。现场的封锁命令是虹口分局宋孝慈副局长下的，命令的原话是：“在技术和法医完成工作之前，谁也不许进现场一步，领导也不行。”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旧址

这道命令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案发现场，为现场勘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在等待技术和法医到达的这段时间里，大家听取了报案人戴厚泉以及目击者对事发过程的描述：

17时15分，戴厚泉和妻子茅某琳来到戴厚英家来探望姐姐，顺便也看看借住在姐姐家的女儿戴慧。但是敲了半天门也没见有人来开门，此时夫妻俩有点纳闷，因为15时左右他们还和戴慧通过电话，说晚饭后再过来。换句话讲戴慧知道父母当天是要过来的，不可能这个时候再出去。此时夫妻俩想到戴厚英还在隔壁单元4楼的邻居吴教授处存了一把备用钥匙（吴教授夫妇和戴厚英关系亲厚，戴厚英有点马大哈，之前经常将钥匙忘带出门，因此就特地将一把钥匙留在吴教授家，以免再遇到没钥匙进门的窘态），因此就去吴教授家取来了钥匙将房门打开，吴教授也觉得不放心，也跟着一起来了。

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戴厚泉一眼就看到姐姐戴厚英直挺挺地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头部以下已经流了一大滩鲜血。茅某琳尖叫一声往后退了一大步，忽然又想到女儿戴慧，就急忙伸头向北面的小房间张望，看见戴慧侧卧在床和大衣橱之间的地板上浑身是血，茅某琳当即情绪失控，几乎哭晕，而戴厚泉则忍痛请对门201的邻居打110报警。

不久，刑科所所长周学之带领痕迹专家陈连康、俞援朝、徐林生，法医专家王德明、阎建军以及一众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现场勘查这才正式开始。按照现场勘查的老规矩：痕迹打头阵，照相摄像跟进，然后法医入场。

戴厚英案的现场勘查

阎建军

现场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套房，之前只有戴厚泉夫妇和吴教授进来过，但都没有进入中心现场，所以勘查条件很好，现场所有没有上锁的橱柜抽屉都被打开，书信和衣物被扔了一地。客厅南边的餐桌上，东、西各放着一只装有白开水的茶杯，两边各置一把椅子。东边那只茶杯的外壁上有积灰，像是给“客人”喝的，里面的水纹丝未动，杯口也没有唇纹；西边那只茶杯的水已喝掉三分之一，戴厚泉证实这只茶杯是他的女儿戴慧用的，表明戴慧曾经倒水招待过凶手，两人还在餐桌旁进行了闲谈，但从戴慧只倒白开水而未泡茶看，戴慧和凶手只是认识，关系并不密切。

客厅、书房和北间卧室均提取到大量的同一类血鞋印，初步推测为男式皮鞋留下的；戴厚英的卧室存放衣物的抽屉里，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衣物中混杂有一双又臭又脏、沾有大量血迹、袜边沿绣着一朵彩色小花伞的白色男式棉纶弹力袜子，初步判断是凶手留下的。

戴厚英的遗体仰卧在客厅中央的血泊里，身上盖着沙发座上用的竹席，上身穿灰底白点短袖汗衫，下身着白底红绿相间花案睡裤，左脚穿一只白色坡跟皮鞋，右脚光着，右脚的皮鞋脱落在门口附近。遗体周边散落着饼干和水果，它们都是从红、蓝色马夹袋中散落出来的，一张某超市的购物小票说明这些应该是戴厚英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房间进门处躺着一只带血的花露水瓶。

遗体的头、颈、背及手臂等处有五十余处锐器伤。其中二十余处集中在颈部，致命伤也在颈部。双手均有抵抗伤，尤以右手为甚。右手食指伸出，其他手指曲折，呈戟指状，好像是在指什么。客厅内的茶几被掀翻，茶几的玻璃板上躺着一把带血的菜刀；另有一只带有喷溅血迹的空钱包。现场还原为：戴厚英从超市购物回家，刚踏进门、只脱了一只鞋的时候就遭到凶手的砍杀，双方发生了激烈搏斗，从门口打到客厅，最终戴厚英体力不支被凶手用菜刀杀害。

戴厚英

戴慧的遗体头朝西侧卧在客厅西北间的地板上，头部被一条白底蓝花长裙盖着，唯一的一处锐器伤也是致命伤在颈部，深达颈椎，这一刀将气管、食道、颈总动脉全部斩断，直接导致戴慧的死亡，另外还在她的颈部发现了被扼掐的痕迹，地上散落着戴慧的一络络长发。

戴慧的尸体旁边躺着一根1.2米长的木棍，这是戴家打蜡地板刷用的木柄（原本是放在小间门后），小间的护墙板及天花板上喷溅有大量的血迹、天花板上还有一道清晰的划痕，木棍上发现了戴慧的指纹，现场还原为：戴慧曾经用木柄和罪犯进行了搏斗，最终力不能支被杀害。

经过戴厚泉的清点，现场被抢走的物品如下：戴慧的一根镀金带挂件的项链、一只景泰兰手镯，一根银色手链，一只旧的“上海”牌机械女表，一台“爱华”牌收放两用“随身听”，一张以茅某琳的名义存入工商银行的2000元定期存单（8月28日到期），戴厚英的一张500美元的定期存折和一张800元的活期存折。

爱华随身听

在现场勘查的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对戴厚英的邻居和附近弄堂两侧居民进行群众查访：经过整整一天的查访，一共走访了586户居民，绝大部分表示没有目击到有陌生男子从戴厚英家进出，部分邻居表示：在当天15时30分至16时之间曾听到戴厚英家有男女争吵声，先后两次听到女人的惨叫声以及物品倒地的“乒乓”声。

最有价值的线索来自一个12岁的小学生：当天16时左右，他正在弄堂里滑旱冰时曾经看见一个穿着红色衬衫、带一口络腮胡、头发微秃的男子走进了戴厚英家的单元门。该男子身高约1.70米，年龄约在40岁左右。警方认为，这个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作案时间被确定在8月25日15时30分至16时15分之间。

根据勘查结果，警方初步还原了案件发生的过程：凶手在戴厚英不在家的时候敲门，由戴慧请进屋并倒茶招待，两人在餐桌处闲谈了一会儿，紧接着凶手凶相毕露，对戴慧施暴，将她掐晕后在室内翻箱倒柜之际恰巧戴厚英从超市购物回来开锁进门。凶手立即就地取材拿了菜刀和花露水瓶对进门的戴厚英猛砸乱砍将其杀害，之后戴慧苏醒躲进小间，凶手追进小间，戴慧持木棍抵抗，但依然被杀害。

8月25日晚21时，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易庆瑶赶到现场，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正在漳州开会的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朱达人局长的指示，必须尽全力尽快破案。易庆瑶副局长要求根据现场勘查获取的痕迹、物证，确定案件性质和侦查方向；从戴厚英和戴慧的社会关系入手下功夫摸索可疑的作案人员。吴延安总队长和虹口分局张济祥局长商议后决定市局从刑侦总队抽调70余人，虹口分局抽调100余人组成近200人的8.25大案专案组，由吴延安担任组长、张济祥担任副组长。

本案的侦办就此展开。当晚23时，临时指挥部从201室转移到凉城派出所（不能影响201室的休息），并决定现场封锁10天，日夜勘查。

今日的虹口分局凉城新村派出所

戴厚英和前夫在20多年前离异后一直单身独居，唯一的女儿戴醒和女婿隋某在美国生活，有“江淮才女”的戴厚英的社会关系简单且层次较高，多为文学界人士，另外在老家安徽颍上也有一些老师、同学及其他的故交。戴厚英的邻居和同事一致反映：戴厚英平素小心谨慎，对上门拜访的陌生人从不轻易开门接待。

戴慧是戴厚英的侄女，父亲戴厚泉在颍上县南照镇任副镇长，母亲茅某琳是在颍上插队的上海知青。戴慧初中毕业后按照知青子女回沪落实政策，将户口从颍上迁回上海，落在上海卢湾区瑞金二路的外婆家（本厂长的外婆家当时也在瑞金二路上），当戴慧考入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校后，经二姑戴厚英同意，戴慧由外婆家搬入戴厚英家居住，姑侄彼此有个照应。

1996年7月戴慧毕业，在戴厚英家等待分配工作。戴慧的同学和老师一致表示：戴慧为人正派，生性活泼，在校期间品学兼优，还是班干部，同学都乐意和她交往。她联系较多的是她在颍上的初中同学和在商职校的同学，社会关系也很简单。

戴厚泉还说了件往事：某天一个男生给戴慧打电话，戴慧无意间摁了免提，男生的说话声让戴厚英听见了，戴厚英认为这个男生说话油嘴滑舌，当即要求戴慧把电话挂了并狠狠训了戴慧一顿，并且严令如果再犯，就把她送回到瑞金二路的外婆家去，顺便还将这件事告知了戴厚泉夫妇。挨了姑妈一顿训又挨了爹妈一顿训的戴慧就此再也不敢在家接男生的电话了。

结合现场的门窗没有撬压的痕迹这一事实，专案组认为凶犯应该是戴厚英和戴慧的认识的人，否则不会轻易地进入戴厚英家，戴慧也不会倒水招待他并和他闲聊，不过关系并不亲密，否则就得沏茶招待了。

专案组随即对罪犯的作案动机进行了分析：成员们对财杀、仇杀和情杀的几种可能各抒己见。

从现场分析看，财杀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戴厚英的经济情况并不富有，现场被劫走的财物价值也不算太高，这点财物就至于凶手大开杀戒吗？

仇杀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戴厚英的朋友都说她个性刚烈，嫉恶如仇，经常针砭时弊，文笔犀利如刀，很是得罪了一大批人，不能排除哪个恨她入骨的人雇凶杀人。

至于情杀，也不能排除某个爱慕戴慧的男子因为戴厚英的“棒打鸳鸯”而因爱生恨、失去理智痛下杀手。

在接下来8天8夜的现场勘查中，专案组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痕迹专家徐林生等人在戴厚英南边卧室衣橱板上和北间床头柜上戴慧的眼镜玻璃片外侧取到数枚指纹，其中一枚左手拇指指纹最有价值——是罕见的双箕纹。

戴厚英卧室写字台中间的抽屉有被撬的痕迹，但却没被撬开，说明凶手手法拙劣，可能之前没有犯罪前科。

被劫走的物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不值钱的廉价物品，说明凶手虽然是劫财，但并不识货。

凶手留在现场的袜子又脏又臭，说明凶手不是一个爱干净的人，袜子上的图案可以确定凶手是个年轻人，因此判断凶手应该是个年龄在18岁至28岁之间的外地人。

现场获取的鞋印经鉴定属于“力度”牌或“毫克”牌休闲皮鞋，这种皮鞋价格低廉，档次不高，说明凶手经济条件一般，根据鞋码判断凶手身高应该在1.70米左右，体格较为健壮。

现场勘查结束后，专案组达成共识：8.25大案是一起以谋财为目的的特大入室抢劫杀人案。

戴厚英作为著名作家，在海内外华人文坛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她的遇害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港台媒体和海外华文媒体都有所报导，但多有“带节奏”的歪曲之言，比如8月29日的香港《明报》就称戴厚英遇害“不排除情杀”。一时间给上海警方带来了不小的舆论压力，甚至惊动了政法委和公安部，上级要求专案组必须在国庆节之前破案，给全社会一个交代。为此，专案组组长吴延安、副组长孔宪明、王军、张济祥、宋孝慈联名向朱达人局长，易庆瑶、张声华副局长下军令状：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真凶给挖出来！

正在开会的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朱达人（左三）

张声华（穿警服者）

吴延安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商议后，决定从以下方面入手：

1、查清戴厚英和戴慧所有社会关系中的可疑人员，重点放在“两戴”都相识的关系上。

2、加强对现场所获取的物证的调查，以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其中，尤其对现场遗留的血袜和“力度”牌皮鞋查清产地，了解销售渠道。

3、向全市出租车行业发放了600多份通报，希望出租车司机能为警方提供凡是在8月25日下午或傍晚坐过出租车的可疑人员，以寻找破案线索。

4、通过交通信息台反复播放假设犯罪嫌疑人可能的衣着打扮、体貌特征，要求司机们提供在现场附近乘坐出租车的可疑人员线索。

5、围绕戴厚英和以戴慧母亲茅某琳名义在人银行的存单、存折被劫的线索，专案组专门布置侦查人员在有关联的银行伏击守候，捕捉前来取款的嫌疑人。

8月26日，刑侦总队一支队和虹口刑侦支队一行11人组成小分队驱车前往安徽颍上县，在颍上县公安局的协助下对戴厚英、戴慧的故乡——颖上县南照镇的23个村、4个居委会以及戴慧就读的小学和初中进行全面排摸，先后排摸出了300多名在上海打工和经商的人员，经逐一审查后全部排除嫌疑。同时又对颖上县及阜阳地区数百家商店进行查访，也未能发现与案发现场获取的相同类型的袜子和皮鞋。

8月26日至8月30日，专案组重点对戴厚英家邻近的500余户居民逐家走访，先后对896名人员进行了逐一甄别，结果全部排除嫌疑。对在附近打工经商或闲居的140余名外来人员进行了逐一排查，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同时，侦查员走访了戴慧生前就读的上海商业职业学校和她实习过的商场进行走访，先后走访了学校的同学、教师以及实习商场的同事和顾客总共150多人，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发现。又对戴慧的外婆家邻居以及戴家所有在上海的亲朋好友开展查访，依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另外，专案组还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协助下对戴厚英执教过的历届学生和同事共131人进行了排摸，最终也一一被排除了嫌疑。对戴厚英所保存的千余封信件的发信人或者关系人，以及通讯录、名片等进行整理，排出她的各种社会关系共计1600余人，然后开始了浩大繁重的核实工作。

复旦大学校门

在人员排查工作艰苦地进行中时，鞋印和袜子的排查有了眉目：

现场鞋印最终被确定为“力度”牌41码休闲皮鞋，这款皮鞋的模具为江苏常州制造，一共生产了三千双，在上海和哈尔滨两地销售；“小花伞”商标的袜子最终被确定是广东顺德的一家小厂生产，在上海大量销售。这两样商品在上海本地消费者群体中并不受欢迎，侧面证实了凶手是外地人的判断。

8月28日，戴厚英的女儿戴醒和丈夫从美国飞回上海，专案组副组长宋孝慈受专案组委托接待了夫妇俩，在交谈汇中，宋孝慈得知戴厚英有记日记的习惯，希望戴醒授权专案组查看戴厚英的日记，戴醒起初坚决不同意，但是在宋孝慈恳切的再三劝说下，最终授权专案组可以查看母亲留下的厚厚的一打日记本（从80年代初开始）。随后，虹口分局刑侦支队政委施敏鹤独自承担起这一艰苦卓绝地查看任务（戴醒只同意专案组出一个人查看）。自此，施敏鹤就在分局打了地铺，衣不解带地与戴厚英的日记本为伴，一页一页地翻看。

戴厚英、戴醒母女在上海外滩黄浦江边的合影

9月13日中午，端着饭碗的施敏鹤在查看到戴厚英在1996年4月某日的日记时，看到了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今天托他的孙子陶锋带信给我，要我在上海为他孙子找一份饭店厨师工作。天哪，我一生中都没有进过几次饭店，更不用说在饭店替他找工作。在外地人的眼里，我这个当教授的好像有多大本事，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但是，既然是老师托我，我总得替他想想办法……”

刑警的职业本能很快让施敏鹤将厨师、菜刀和杀人联系到了一起，于是顾不得吃午饭，要求技术部门立即将1996年4月里李文杰和戴厚英之间的来往通信找出来。

施敏鹤（穿粉红色T恤衫者，此时他已经退休）

很快，一封1996年4月李文杰写给戴厚英的信被放在施敏鹤面前，信中写道：“戴老师：今有我的孙子陶峰前来上海，想寻找一份厨师工作，希望你能帮忙。我的身体很好，你好吗？有机会来界首做客，碰面再谈。李文杰 1996年4月X”。信的背后留有陶峰在上海的联系地址——呼玛一村206号202室。

于是当晚， 专案组立即派侦查员前往呼玛一村查找陶峰，但经202室曾和陶峰合住的室友介绍，陶峰已在8月底已回到安徽。前几日还给他打过电话，说自己在安徽界首市的一家酒店里当上了厨师长。

该室友回忆说：陶峰今年4月来到上海，一直没有找到固定工作，手头非常紧巴，还跟他借了一百多元钱，8月25日上午还说要弄到15万元后偷渡去台湾。8月25日下午，陶峰空着手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是17时以后，带回来个随身听，还还清了之前欠自己的一百多元的债务，还说马上要回安徽去，还大方地额外掏出70元钱买下了自己原本打算回安徽的火车票。

随后侦查员又问了陶峰的年龄、体貌和当时的衣着打扮，室友说陶峰今年22岁，头顶微秃，络腮胡子，体格健壮，上身穿件红色衬衫——体貌特征和凉城新村的那个12岁小学生所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

陶峰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界首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专案组查清了陶峰的底系：安微省临泉县人，家住临泉县宋集中学内，现系界首市昌盛宾馆临时厨师。66岁的爷爷李文杰曾经是颍上县某中学教导处主任，曾经是戴厚英的中学语文教师。之所以陶峰不跟爷爷姓是因为李文杰曾经被划为右派，陶峰的奶奶带着陶峰的父亲改嫁陶姓人家，陶峰的父亲因此也改姓了陶，陶峰是他的次子。

9月14日，易庆瑶和张声华拍板，抓陶峰！

9月15日上午，抓捕小组在界首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先来到界首一中教工宿舍，从陶峰爷爷李文杰的口中得知陶峰正在昌盛酒店上班，于是众人又赶赴昌盛酒店，在酒店后厨将正在颠勺的陶峰擒获，陶峰被抓时，脚上穿的正是一双“力度”牌皮鞋，鞋印和现场的鞋印相吻合，又看他的左手拇指，果然是罕见的双箕纹，和现场提取的一模一样。在被押上警车时，陶峰说：“你们别看了，戴老师是我杀的。”

今日的界首市公安局大楼

随后，抓捕小组在陶峰的宿舍中发现了“爱华”牌随身听景泰兰手镯、镀金项链、旧“上海牌”机械女表等赃物，另外还搜出一条戴厚英穿的女式长裤，又在陶峰的牛仔裤口袋中搜出了以“茅某琳”名义存入工商银行的2000元定期存单。800元的活期存折被陶峰用戴厚英的身份证全部取出存款后被陶峰烧掉，戴厚英和戴慧的身份证以及500美元的存折，也一并被烧掉。

下午，当侦查员们准备将陶峰押出界首市公安局，准备押往界首市看守所暂时羁押，等待押回上海时，陶峰的爷爷李文杰闻讯赶来，当听到孙子亲口承认自己是杀害戴厚英的凶手时，66岁的老人如同五雷轰顶，抬手就给了孙子一个巴掌：“畜牲！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

当天14时，已经和丈夫在虹桥机场候机厅等待飞回美国的戴醒接到了舅舅戴厚泉转来的杀害母亲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当场在候机厅大哭一场，随后通过丈夫向上海警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抓住了杀害母亲的真凶，让凶手落网表示衷心感谢。

90年代的虹桥机场候机厅

9月16日13时左右，陶峰从界首被押解回上海，为确保万无一失，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军和虹口分局副局长宋孝慈亲自前往界首负责押解工作。当陶峰被押解进虹口分局后，交代了他作案的全过程：

陶峰于1996年春节过后来上海打工，原本以为上海遍地是黄金，但没想到事情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一个月下来非但工作没找到，身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只能灰溜溜地回了界首。爷爷李文杰心疼孙子，就跟他说：“上海有爷爷一位学生，很有作为，也很有名气，原先也是安徽人，叫戴厚英。你到上海可以去找戴老师，兴许她能帮你一把。”随后李文杰就写了一封给戴厚英的信让陶峰转交。

4月25日，陶峰带着爷爷的信再度来到上海，并根据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戴厚英家，戴厚英见是昔日恩师的孙子来访，自然热情接待，对恩师所托之事也尽力帮助，帮陶峰联系了上海的一家餐厅当厨师。

但是陶峰是怎么“报答”的呢？还是听听陶峰本人的交代吧。

“我来沪后，曾经先后为找工作多次到过戴老师家。几次接触，我也认识了戴慧。8月25日上午，我打电话找戴老师。她不在家，侄女戴慧接的电话。她说，戴老师今天从安徽老家回到上海。因此，当天下午2时半左右我独自一人来到戴老师家，目的是想跟戴老师借15000元钱，准备偷渡到台湾去。

敲开门后，只有戴慧一人在家。她倒了杯水招待我，并跟我闲聊了几句，便不理我了。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偏巧电视里播放的是上海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专题节目。我心里有点忿忿不平，我在前一段时间虽然在两家饭店打过工，但是干了没几天，就被老板炒了‘鱿鱼’。上海的饭店老板真刁，想不用我，就把我赶跑了。刚才跟戴慧聊了一会儿，知道她从学校毕业后，正在一家商场实习，看她找工作多容易，心里就不平衡。

下午3时半的时候，戴慧母亲来电话了。乘她接电话的功夫，我悄悄地跟进北面小房间里。她刚挂断电话，我劫胆顿起，扑上去抓她。戴慧十分吃惊，连连喊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一不做，二不休，死死卡住她的脖子，直到她昏死过去。

这时，我正在翻抽屉和橱柜，想弄点现金和值钱的东西。门外突然响起插钥匙开门的声响。糟啦，戴老师回来了！我心中一惊，随手在茶几上抄了个花露水瓶子，躲在门背后。

戴厚英刚进门，我用力向她头上砸去，并死死地扼住她的脖子。戴老师惊诧中眼睛里喷出怒火：‘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会受到法律制裁的！’我顾不上那许多了，把戴老师打翻在地后，我脑子里只想一个问题，不能留下活口，否则我真死定了。于是，我到厨房找了把菜刀，向戴老师头上、身上乱砍。戴老师临死前说了一句：‘陶峰，你会后悔的！’我越发收不住手，一刀刀向她头上、颈部狠砍乱斩，直到她不再动弹为止。

这时，我忽然听见戴慧睡的北面房间有声响：大慨是戴慧醒过来了。不行，不能让她活。我冲上去，戴慧在里面顶住房门不让进。房门上插着钥匙，锁不住门，力气也没有我大。不一会儿；我拼命推开房门，挥刀向戴慧劈去。

杀了两个人，我像发疯似地在她家翻箱倒柜，抢走了戴家两张存折和一些财物后，我在水斗上洗掉了脸上、手上和鞋上的血迹，换了血衣，套上戴家一条裤子，扔下了一双沾血的袜子……

临逃走前，我跪在戴老师的尸体面前，说了声：‘戴老师，我对不起你了。’便出了门。”

至此，8.25特大入室抢劫杀人案在经过上海警方21天的侦办后真相大白。

在案件交检察院后，陶峰在其辩护人的“建议”下不断抛出所谓的“新线索”、“新证据”、“新揭发”来要求“争（拖）取（延）立（时）功（间）”，但经过核实，不是子虚乌有就是夸大其词，陶峰的企图被挫败。

1996年9月2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陶峰提起公诉；10月1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陶峰在庭上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其辩护律师以“陶峰临时起意，主观恶性没有蓄谋已久严重”为理由要求法庭从轻判处死缓，公诉方认为：陶峰虽然临时起意，但手段和后果足以说明陶峰心狠手毒的程度和罪行严重的程度，也充分反映了陶峰的主观恶性程度极深，对于这种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恶性犯罪，理应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法庭因此驳回辩护人的主张，辩护人随后又出示了陶峰在开庭前交给他的检举两起案件的检举信，提出要予以查证属实并依法给予陶锋从宽处理。当天法庭没有宣判。

陶峰受审以及他抢掠的部分财物和行凶用的菜刀

一周后，公诉方查实陶峰所谓的检举内容纯属捏造，因此法庭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陶峰死刑。陶峰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复核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2月26日，陶峰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