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中国文学带有很明显的悲剧性，并非所有的作者和作品都是悲剧，而是一些作者和作品成了悲剧中的东西，甚至本身就是悲剧。
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没有真正的悲剧，大多都是个人化的悲剧而不具备普遍的意义。那么，果真如此吗？项羽乌江自刎，却只有一个项羽在那里唱着“虞兮虞兮奈若何！”而对于刘邦的军队来说，项羽的乌江自刎本身就在证明刘邦的胜利，并不是悲剧。岳飞风波亭遭遇屠戮，对他来说是一种悲剧，但对于满朝文武来说尤其对于皇帝和秦桧来说，未尝不是喜剧。林妹妹得了相思病，贾宝玉最后被迫出家，对于他们个人来说都是悲剧，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却只有庆幸自己活得好好的，没有什么太多悲剧性的命运了。当然，有人会有一种悲伤，但也只是同情他们，感同身受，却不一定真的成了他们。虽然悲剧比喜剧更具有打动人心的作用，但是个人化的悲剧要上升到普遍意义的悲剧就比较困难。当然，并不是没有，而是比较困难。
艺术的规律比较复杂，人的感情也比较复杂。人们明明不是项羽，没有他的身份地位，但看到他乌江自刎的时候，却从心底里升起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人们不是岳飞和文天祥，但看到他们英勇就义的戏剧，也会感觉异常悲哀。古语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除了同类之间的悲悯，就是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了。这种敬畏之心是一种基于理性的人文主义体现，也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同情和共情。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火烧孟获三千藤甲军的时候，看着那些穿着藤甲的将士被火活活烧死，不禁潸然泪下，说自己损了阴德，要为此而减寿十年。那么，诸葛亮用计烧的明明是敌军，怎么还会对敌军的悲惨表示悲哀呢？其实，这是一种自身高贵行为的堕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悲悯情怀。诸葛亮是蜀国的军师，虽然用火攻计策烧了藤甲军，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他的计策让三千藤甲军几乎无一漏网，全都死于非命，是不是有些残忍？是不是验证了他的战略并非高贵？战场应该是一对一地打斗，君子对君子，不能用小人的伎俩。而《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诡道也。”又说“兵不厌诈”，其实都在用小人计策，而不是用了君子争斗的策略。如此的决斗，似乎有失公允，但在战争中没人评价公允与否，都要想尽各种办法获胜，而不是讲什么君子和小人。于是，战争中的各种计策就被运用上了，“借东风”、“火烧赤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空城计”、“增兵减灶”等，都在被运用，即便到了现代战争中，这些计策仍然成为一种可供模仿的范本。而对于对手的中计以及死伤，将军们也会有些同情和悲悯。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意识，有思维，有感情，能感同身受，能帮助别人，也能获得别人的帮助，同时也能抱团取暖。但是，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挫折和磨难，战胜了固然好，要是被打倒了，就成了自身的悲剧。而文学作品中很多主人公的悲剧都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或者他人影响，或者条件影响，或者命中注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说，主人公的悲剧不具备普遍意义，更不能说中国文学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
看看那些遭到贬谪的作者们就知道悲剧是什么了。韩愈谏言遭贬，刘禹锡、柳宗元因为参与王叔文的政治改革失败遭贬，李煜、宋徽宗成了亡国之君，比遭贬还要痛彻心扉，苏轼因“乌台诗案”遭贬，范仲淹犯言直谏，三次遭贬……可以说，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们大多遭贬，而且把自己活成了悲剧。在悲剧中才能体会官场险恶，体会世态炎凉，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如果要是在人生得意的时候，一般不会体会到悲剧的意义，只能对悲剧中的人们表示同情，而当他们自己活成了悲剧人物之后，就会有了痛彻心扉的体悟，诗文也就好了起来。而诗文中的好并非在写喜剧，而是对自己的悲剧作了一番文学化的描述，即便进行了不经意地描述、不敢得罪皇帝的描述、隐忍地描述也一样会打动人心。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感同身受，以自己的感悟去打动人心，而悲剧的感人之处也在于此。
并不是所有的悲剧都能具备普遍意义，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能打动人，但中国文学的悲剧往往并非只是文章内主人公的悲剧，而是作者的悲剧，他人造成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命运的悲剧。如此来看，中国文学的悲剧性就具备了普遍的意义。
从创作角度来看，韩愈说过：“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作家们写“穷苦之言”就是在塑造悲剧，用悲剧来打动人心。或许，这才是国人苦难的真实记录，也是国民性悲剧的普遍意义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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