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无限演绎的三国：从戏剧、小说到成功学、鬼畜视频

京剧《黄鹤楼》。三人的扮相从左至右分别为周瑜、刘备、赵云。（图/ 视觉中国）

从古至今，人们对三国的想象从未停止。每一个时代都有独特的对三国文化的传承方式和解读，但这种传承和解读有时与历史本身风马牛不相及。

也许是小说《三国演义》的缘故，离三国时代更近且被纳入正史的《三国志》，一向被视为“真正的历史”，尽管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的资料和视角往往互相矛盾。

但这本身足以证明，《三国志》的可信度并不比其他官方历史记载或野史演义要更高。

从对小说《三国演义》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元杂剧，到几乎把《三国演义》全书搬上舞台的京剧三国戏，再到当代与三国有关的漫画、游戏、成功学和鬼畜视频，几乎每个不同的群体都能从三国历史里解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三国文化的解构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大众文化。

剪不断的三国戏与《三国演义》

长久以来，以三国为题材的戏剧和小说如同一对双生花，互为来源和表里。

学界普遍认为，元杂剧对《三国演义》的成书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不必说《三国演义》的创作年代与元杂剧繁盛的时代相距甚近，其作者罗贯中就是一位杂剧、小说兼而有之的双栖作家。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罗斯宁认为，《三国演义》的题材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史料，以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为主；二是民间传说故事，以《三国志平话》为主；三是金元戏曲，以元杂剧中的三国戏为主。

三国时代，风起云涌。在这个时间段，也出现了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和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这些都让元代文人为之着迷、为之倾倒。

他们写下了一系列文采飞扬的散曲，丰富了三国人物的形象，完善了三国故事的情节，也充盈了三国文化的内容。

虽然三国鼎立的时间只有60年，但英雄辈出，使这段历史不仅与炎汉、盛唐比肩，而且经宋元文人的演绎，最终在元末明初形成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正如流行歌曲《说唱脸谱》的这段歌词所写，在大众认知中，红脸关公代表忠义，白脸曹操代表奸诈，黑脸张飞则代表莽撞。

只是人们大多不知，这些三国人物的类型化其实与元杂剧有关。

元杂剧三国戏中对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张飞的莽、孔明的智、曹操的奸的表现，被《三国演义》吸纳并进一步加强。

例如，《三国演义》为了突出刘备“仁厚贤德”这个特征，就去除了《三国志》中关于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的豪奢心性的描写；为了突出曹操奸雄的性格特征，去除了《三国志》中关于曹操生活节俭的描写，将其临终遗令“葬毕，皆除服”“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改为令妻妾“多居于铜雀台中，每日设祭，必令女伎奏乐上食”。

只是，经元代戏曲家、小说家加工过的三国人物，既非历史人物，也非艺术典型，而是一种文化形象。

而元代文人对诸葛亮形象的再塑造和“尊刘抑曹”的思想，被后世的明清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并延续至今。

有趣的是，1959年，郭沫若曾试图为曹操翻案。

其新编历史话剧《蔡文姬》中塑造的曹操，不但是雄才大略、忧国忧民的伟大政治家，还是一个在私人道德上无可挑剔的人。

但这样一个正气凛然、艰苦朴素、善解人意、知过必改、爱民如子的曹操却并没有被广大观众认可。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曾回忆说：“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

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

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

“被消失”的三国女性

无论是在三国小说还是在后世众多的三国题材影视剧中，女性角色都处于故事的边缘，为男人权谋服务。

2010年，新《三国》电视剧的编剧甚至称小说中只有“两个半女性”：“半个女性”指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其他两个女性则分别指孙夫人和貂蝉。两位女性都涉及美人计，服务于男性政治。

古典文学家、资深出版人金性尧曾在《三国谈心录》中写道：“《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妇女形象很少，貂蝉是极突出的一个，却又是过于理想化的形象——一个十八岁的歌舞美人，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到可以扮演一个置政敌于死命的女间谍了吗？”

旧时曾将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称为“四大美人”，可貂蝉却是个虚构人物，她的影子只出现在《三国志·吕布传》中：“卓常使布守中阖（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吕布与董府侍婢一事，点了一笔就结束。而到了《三国志平话》里，貂蝉却成了核心人物，丞相王允政治斗争的成败得失，都寄托在她身上。而这样的设定，也为《三国演义》中貂蝉的故事打下伏笔。

如果说貂蝉是以楚楚可怜的传统女性形象出现在董卓和吕布的故事中，那么嫁给刘备的孙夫人（孙权的妹妹，民间戏剧称之为“孙尚香”），则以“刚猛”形象著称。

《三国志》描写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后来刘备入益州，裴松之注引《赵云别传》云：“此时孙夫人以权妹骄傲，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

《三国志平话》甚至说周瑜定计，要孙权使其妹暗杀刘备。

京剧《回荆州》中，刘备于江边见诸葛亮驾舟而来，急忙抢先上船，孙夫人哼了一声，又白了一眼，刘备连忙说：“请郡主上船。”这个微妙的动作，显示出这对新婚夫妇各自的内心隐秘。

在元杂剧《隔江斗智》中，孙权的妹妹首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孙安小姐。她在周瑜、孙权定计要她“等刘备拜罢堂，着小姐暗里刺杀刘备”时，从自身利益出发大为不满：“我本待诵雎鸠淑女诗，怎着我仗龙泉行剑客的事？你只怕耽误了周元帅在三江口，哎，怎不想断送我孙夫人一世儿？”

而她见了刘备，一见钟情：“我看玄德生得目能顾月，两手过膝，真有帝王仪表。以为丈夫，也不辱没了我孙安小姐。”

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她保护刘备冲出周瑜的重兵包围，从而使这场斗争以刘备一方的胜利告终。

但到了《三国演义》中，孙权之妹又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角色。

在小说第五十四回中，孙权妹妹孙夫人在孙刘联姻的政治斗争中，完全是出于服从政治需要嫁给刘备。

东吴方面企图以刘备作人质换取荆州，不惜短兵相接，这种既关乎东吴和兄长利益又关乎孙夫人自己终身大事的矛盾中，看不到她应有的感情波澜和心理冲突。

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在《赤壁之戟》一书中曾分析，在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上层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曾经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后世的史传或者文学作品中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如曹丕曾于公元222年下诏，禁止百官向卞太后奏事，显示出太后的政治影响力；孙权的母亲吴夫人也曾积极参与政事。

“然而，这些意志强悍的女性，在史书中从无详细记载，她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常常是间接揭示的。

大概在史家们看来，把她们尽量描写成谦柔和顺的贤妻良母，是对她们的美化，更是对本朝利益的服务。”田晓菲分析。

2021年10月30日，湖北荆州。巨型关公像因雕像表面出现裂纹、基座下沉等问题，被监管部门责令拆除。（图/ 视觉中国）

现在的三国，三国的现在

迈入21世纪，三国热依旧没有退去，反而推陈出新，以另一种方式存续着。

2006年，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易中天品三国》，一时火遍大江南北，甚至连易中天本人讲话的语气，都成为了当时娱乐综艺模仿的对象。

男女老幼对三国的印象，也因易中天的讲述，不再仅局限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

可以说，《易中天品三国》对三国历史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易中天所著的《品三国》《三国纪》等书也用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性语言推动了三国历史知识的传播。

但同时，也有不少史学家诟病易中天所写内容存在与史实不相符之处，有误导公众之嫌。

与此同时，三国成功学、管理学、“厚黑学”也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

2003年，一本名为《水煮三国》的管理学书出版，而后畅销海内外。

作者成君忆是一名管理咨询从业者，且无任何史学或文学背景。其创造性地将基础管理学理论融入到三国故事中，并将故事背景设定为当代。

虽然故事内容与三国史实相去甚远，但《水煮三国》轻松幽默的语言吸引了不少读者，一时间掀起了一股“水煮风潮”，出现了100多种跟风图书。

就连作者本人都曾在傍晚逛街时发现过不少售卖《水煮三国》盗版书的小贩，足见此书在当时之畅销。

作者成君忆也因此“一煮成名”。

他就像《细说三国》的作者黎东方当年所说的那样：“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

成君忆不再是一个追赶电梯的上班族，也不用再从事管理咨询工作，而是可以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外出讲学或回家写作。

如今，对三国的演绎也有了最新的呈现形式。

随着网络世界的崛起，以三国为背景的游戏、同人小说，取材于《三国演义》电视剧的鬼畜视频，也在各自圈层中悄然流行着，尽管很多时候，它们所表现的内容与三国历史本身几乎毫无关联。

在此时，考证史实也许已变得不那么重要。正史上的一两句话，被小说家、戏剧家看中后，就可以成为曲折离奇的创作素材。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人对三国的解构，和前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