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兴衰史：没人再相信亚当的鬼话了

美剧《初创玩家》 剧照。该剧由杰瑞德·莱托（左）和安妮·海瑟薇（右）分别饰演亚当·诺伊曼和丽贝卡·诺伊曼。

几乎每个见到亚当·诺伊曼的人，都会因他身上的个人魅力而留下深刻印象。

创业伙伴米格尔·麦凯维是如此，妻子丽贝卡·诺伊曼是如此，后期加入WeWork公司的许多员工和客户是如此，包括软银创始人孙正义在内的投资人也是如此。

在这些人的簇拥中，拥有领袖气质的亚当·诺伊曼创办的WeWork从名不见经传的两人团队最终成长为独角兽。

该怎么形容初次见到亚当时的感觉呢？

面对《WeWork：470亿美元独角兽的崛起与破裂》纪录片（下文简称“WeWork纪录片”）的拍摄团队，亚当的前助理梅根对其不吝赞美：“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很悠闲，也很随意。他真的很有魅力，身材也很高，简直就是玉树临风。

此外，他非常有亲和力。我们谈论关于公司的种种梦想，相信WeWork不仅会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最终还会改变人们互动方式的方方面面。”

亚当身上有一种极具感染力的领导气质，他善于鼓舞人心、畅谈未来、勾勒宏大的愿景，热衷将“伟大”“使命”和“我们”挂在嘴边，如果碰巧遇上那些拥有“美国梦”和宏伟创业理想的年轻人，一定会收获无数信徒。然而，这样一位侃侃而谈、擅长游说演讲的明星创业者，既塑造了WeWork诞生的起点，也将其导向了末路。

成为明星创始人

2008 年 5 月，出生于以色列的亚当·诺伊曼和出生于美国的米格尔·麦凯维在布鲁克林建立了 GreenDesk，这是一个“生态友好型共享办公空间”，也是WeWork的雏形。

2010 年，两个人出售了该业务并成立了 WeWork。

在曼哈顿SOHO，他们租了一个场地用作经营，并于 2011年 4月开业。

随着 WeWork于2016年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对这家号称“提供共享办公空间”的公司已经不再陌生。

简而言之，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租赁场地，将其打造成适合于办公的空间，并将其转租给个人或公司。

这很适合那些缺少启动资金和其他资源的创业者和小团队，他们可以租几个简单的工位，用较低的办公成本孵化一个可能变现的项目，同时，他们还可以享受持续供应的咖啡、啤酒、零食和舒服的沙发。

到 2013 年，WeWork 的客户包括Fitocracy和HackHands等 350 家初创公司，这里成为了现实中创业者的“乌托邦”。

不得不说，“共享办公空间”的想法确有创意。

WeWork出现之前，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协同工作并不存在。

实际上，WeWork不过就是在做一种简单乏味的房地产租赁业务，更直接点，就是“二房东”。

然而，拥有高超感染力的演说家亚当却赋予其全新的光环。

他充满激情地介绍：“WeWork是世界上第一个实体社交网络，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合作赋予世界力量，我们知道世界的未来就是小企业，不是大公司。

所以我们正在建立一个透明的、能计量的共享社区。”

在共享社区里，创业者白天可以听到各种名人的陈述和演讲，到了晚上9点，就在社区举办的派对上尽情狂欢。

办公区日常摆放着啤酒，经常上演敲锣表演，同时，创业者还能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些都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是一种强有力的推销手段。

如亚当所言，WeWork不仅仅是提供硬件设施，更是建立一种彼此“连接”的社区。他总是强调“我们”，这给了许多联合创始人和租用者一种“彼此是共同体”的归属感和信赖感。

福布斯的资深编辑亚历克斯·康拉德（Alex Konrad）在接受纪录片团队采访时说：“WeWork体现了一种乐观主义，以及千禧一代对于如何工作、如何协同工作、如何灵活行事以及如何反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的办公室文化的兴奋。”进入这里办公就像进入一个俱乐部，这可比传统写字楼有吸引力多了。

《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也有类似的想法：“千禧一代不仅仅想要一份工作或一份职业，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使命。

在这一部分，我要为亚当点个赞。

他设想每个人在参与WeWork项目时，都会达成他们各自的使命。”

在23岁搬到美国之前，亚当住过13个不同的地方。

在辗转的过程中，作为小孩的亚当每次转入新的学校，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亚历克斯认为亚当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游牧的童年和对归属感的渴望所塑造的：“他一直想要的就是参与到人群当中，他笃信一个好汉三个帮，渴望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

曾在WeWork办公社区工作的唐·刘易斯（Don Lewis）是一位中年律师。他说，在所有公司的团建活动中，只要亚当一出场，灯光就黯淡下来，随后闪光灯四闪，场面陷入疯狂。

这一切就像一场魔术表演

2014 年，WeWork 被认为是“纽约增长最快的新办公空间承租人”，并有望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新办公空间承租人或出租人”。

许多大公司看到了它的潜力，风险投资者认为，共享办公领域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WeWork成为了日益增长的灵活办公趋势的典型代表，投资人必须迅速行动。

眼看着其他风险投资公司从初创公司中坐收渔利，他们不想错失良机，决心下注WeWork。

无数人抱着“这是一家小公司，我要用一张小支票从它的底部抢一票”的想法加入进来。

这一年，摩根大通、高盛、惠灵顿管理公司、波士顿地产等知名投资公司都坐上了牌桌。

当然，亚当的演说能力也起了大作用。

WeWork极速生长，估值突破5亿美元，但创始人对其定性却并不明确。

它的的确确在做房产租赁，却又声称自己是科技公司。

在亚当登上一档美国电视节目时，主持人曾说，WeWork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却被科技的光环围绕。

亚当立刻反驳了这种说法：“我们绝对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

我们是创造者的社区，我们为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创造环境。

我们利用科技将人们连接起来，这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正如优步利用汽车来发展共享经济、花旗自行车利用单车来实现共享经济，我们则是利用空间。”

亚当用他一向擅长的“我们”制止了主持人的质询：“我们绝对不会买下房屋产权，那将使我们成为另一个房地产公司。

我们与房东签订了长期的租约，我们将空间分割，然后我们创建了社区以及会员之间的联系。”

亚历克斯告诉WeWork纪录片团队：“以一种新的方式完成对旧有事物（建筑物）的翻新，这是别人没有的洞察力。”

亚当同样得到了房地产行业的认可，波士顿地产前CEO莫特·扎克曼（Mort Zuckerman）说：“显而易见，他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还在继续膨胀。”

亚当得到了地产商的认可，也得到了华尔街的认可，尽管用的是一个模棱两可、难经推敲的“新理念”。

但有人看到了公司快速增长和华丽路演背后更深层面的东西。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莫林·法雷尔（Maureen Farrell）在受访时不留情面地说：“亚当惯常喜欢对外界拉大旗作虎皮。”

比如亚当曾说杰米·戴蒙（Jamie Dimon）是他的私人银行家，而后者是世界顶级银行家。

拥有5亿美元估值后，WeWork开始疯狂消费，在更多社区租用办公空间。

员工被允诺了伟大的未来图景，每个人都获得一份优先认股权，但代价是，他们会拿一份比常规范围更低的薪水——这正是热情和梦想的代价。

亚当声称他给予了每个人权益。所有人为此感到兴奋，却忽视了亚当的障眼法：有优先认股权并不代表拥有公司的股权，而仅仅是购买该公司股票的选择权。

这家公司走向颠覆的讯号逐渐浮出水面。

2016年，一位女员工在上司邮箱里发现了一份解雇名单，终日忙碌的自己名列其中。

这位员工深入查询时，发现公司的钱快花光了。

但与此同时，亚当却在各种社交媒体和活动上谎称公司一直在盈利。

德里克曾在一次活动中接触了亚当。

作为行业报道者，他想了解这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模式的特殊性，亚当却再次用背了太多遍的企业文化、宏伟愿景等空话回答。

聊了很久，德里克也搞不清这家公司的面目到底如何：“我认为这家公司有许多迷雾和虚幻，这一切都像一场魔术表演。”

WeWork纪录片提到，房地产是一项稳定的事业，但WeWork却增长太快，这和投资者认为它是一家低成本科技公司有关。

一直以来，除了在盈利上撒谎，WeWork还把自己描绘成一家发展非常迅速且雇员稳定的公司。

但是一个从事网络检索和抓取公共信息的团队在偶然中发现了相反的事实：WeWork人员流失率正在加速，尽管创始人说公司开发了内部社交网络，并以此为科技公司的性质“背书”，然而并没有人使用这一社交网络。“那么你就不是一家科技公司。”

意外扯下华丽面纱的团队成员说。

接着，他们写了一则公告披露这一事实并发在社交媒体上，3个小时后，他们收到了一封WeWork的电子邮件，称希望他们撤掉这份公告。社区经理甚至找上门来，给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威胁”：“你们违反了我们的会员幸福条款，我给你30分钟的时间停下这一切。”

WeWork 纪录片海报。

2018年4月12日，亚当·诺伊曼在上海威海路的WeWork 中国旗舰店参加签约仪式。（图/ 视觉中国）

从疯狂到大厦坍塌

“泄密”事件发生几个月后，软银创始人孙正义对WeWork表现出兴趣。

彼时，这位世界闻名的投资人正潜心于搭建愿景基金，WeWork成了他的目标。

听完亚当的推广后，孙正义希望对方跟自己讲实话：“我不需要包装，亚当。

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一场战斗中谁会胜出，是聪明的还是疯狂的？”

亚当说，是疯狂的。“你说得对，但你还不够疯狂。

你一定得成为那个疯子，你需要想象得更宏伟，你要有十倍的雄心。”孙正义说。

孙正义开始实施将WeWork推向全球的宏伟计划，他给了亚当一张价值40亿美元的支票，留下一句“去疯狂吧”。

疯狂的扩张开始了，有了更多资金后，WeWork大量租赁场地，马不停蹄地赶工，焦急地将办公区出租出去，以至于许多人来参观时，施工还未完成——这是孙正义施压的结果，他希望WeWork赶快盈利，估值翻倍，好兑现对自己客户的承诺，让他们大赚一笔。

亚当身上的表现欲越来越严重，他和妻子享受处于聚光灯下的感觉。

在任命妻子成为高管后，他们做了一系列让人迷惑的投资，甚至想要开办一所学校大搞教育。

一旦有投资者来，亚当就让社区人员进入公共区域作为一种社区活力的“展示”——WeWork的客户以为自己是会员，但实际上却成为一种品牌宣传资源。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斯科特·加洛韦（Scott Galloway）在软银给出估值200亿美元时，审查了WeWork的建筑和设备，他认定这是世界上最被高估的私人公司。

后来，他发现为了掩盖一直亏损的事实，亚当开始发明自己的财务指标，通过荒谬地调整计算方式向世人证明自己是盈利的。

但实际上，他们的亏损越来越大。

在一个平安夜，亚当接到孙正义的电话，对方透露因投资者不满而决定撤离的想法。

软银这一次也给市场放出了信号——人们不再相信亚当了。

WeWork开始准备公开募股，但在公开招股书中，许多引发众怒的问题暴露出来。

比如，亚当曾购买一些建筑，让公司从他这里租用，而他就这样从自己的公司里赚走了7亿美元。

即便在公司十万火急的时刻，他还一掷千金去以色列旅游、去马尔代夫冲浪。

但现在，他又寻求社会大众为他的公司融资。

招股书出台后，短短6周内，公司从470亿美元的估值跌至濒临破产的境地。

在重压之下，亚当选择离职，但令很多真正将WeWork当作事业去热爱的员工愤怒的是，这个用“使命”欺骗了他们却自己贪图享乐的人离开时还收到了一笔17亿美元的遣散费。

面对纪录片的镜头，共享社区的一位主理人说：“我对这个人越了解，我越从悲伤转向愤怒。

突然间我觉得这个人用美好的工作方式和美好的生活方式骗了我，还骗了一群人，我很生气。

我也很生气自己竟然相信了他的鬼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