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行业清退风口，不敢撤退的中年农民工

【文/财经看点网 骰子】“冬天还像个人，干了这两天活就黑不溜秋的，还有个人样？”每当夏天来临，孙成的妻子王芬总是会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

尽管如此，但在建筑行业，作为小队长的孙成并不算最累，虽然也会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但他所做的更多是监理和测量的工作。对比之下，砌钢筋的孙利和走水电的于贵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的活更耗费体力，对身体的损耗也更大。

而在这三位之中，最年轻的孙成今年也已经五十有六。

与他们一样，人过中年仍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的“临时工”不计可数。据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2022年2月底，我国农民工人数29251万，直逼三亿大关。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需要付出高体力的行业，却出现了极为明显的总体老龄化趋势。2021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则为36.8岁。

年龄、身体与高强度的劳作的冲突日益尖锐，建筑行业清退令的盛行已成大势。

都是生活逼的。

尽管是在过了立夏后的北方小城，但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孙利住处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

前几年村里拆迁，孙利在村前分了套新屋，我并没怎么来过。正在想着要不要和孙利电话联系再确认一下时，远远有个佝偻的人影，左脚深右脚浅地提着水桶从楼后钻出来。从他的走路的姿态中，我认出来人正是孙利。

“来啦，”认出了我，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后面园里种了点辣椒，我去浇点水，才回来。”村里分的大亩农田孙利已经荒废了两三年，现在他只在新楼后废弃的荒地垦了一小片园子，种些自家吃的蔬菜，趁着晚上的空当简单打理一下。

走进楼内，两人的聊天声唤醒了楼道的声控灯。我这才看清孙利的装束，一件厚厚的蓝格子衬衣，一条别着大串钥匙有些脏污的休闲裤以及一双沾满了泥的烂皮鞋。

孙利回家后大概并没有换衣服，他衬衣的肩膀处有些不同寻常的磨损痕迹。他的工作是扎砌楼层的钢筋，把各类型号不等的钢筋三五支不等地扎起来扎到柱子和平板上。“钢筋扛着夏天烫手，冬天冻手，买副皮绒手套，四五天就磨烂了。”

不只是手套破损严重，孙利上了年纪的身体也不堪重负。“我这个腰啊、腿啊都不得行，扎梁的时候还好能站着，等着扎平板，一蹲蹲半天，这个背啊，根本就受不了。有时候晚上回来就累得管哪儿都疼。我有些伙计还得晚上回来贴膏药。”

孙利自知身体损耗巨大，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自从工厂1998年整改倒闭之后，他便一直靠此糊口。彼时他才37岁，体力充足，建筑行业收入也较为可观。干久了，年龄上去了，老实的他也就不再动换行的想法了。

同样出于生活所迫的还有于贵。2008年，54岁的于贵卖掉了闲置许久的小型号东方红叉车，转身投入了电工行业。“本来都打算退休了，没想再做了，结果还是不能。”

2008年，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会同行的年份，祸福的交织在国家层面淋漓尽致，在于贵的生活上也是如此。这一年八月是于贵儿媳的预产期。在生产时，孕妇出现了大出血的危急情况，长时间抢救后，母子二人从鬼门保住了性命。然而不久之后，于贵的儿媳又患上了胆囊石，并在第一次出院的当天复发，再次进行了手术。

几次住院的花费也差点掏空于贵的家底，不过所幸母子平安，钱没了再赚就是。产后一个月，于贵的儿子陪爱人前往另一城市看病，足月的孙子被留下由于贵夫妻照顾。

“不挣钱没有法啊，孙子连奶粉都喝不起。”孙子一周200元的奶粉开销打消了于贵退休的念头，“那时候刚开始做电工，一天工资就只有40，干了一个周算算，算上开销收入都出现负数了。”彼时于贵年事已高，而由于学历和技能的限制，建筑行业注定是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年轻人谁干这个啊。

“我工地的工友平均年龄都50岁以上了，最大的还有70的，你不想想，这个活又累挣钱又少，年轻人谁愿意干这个啊？”但孙利表示，工地偶尔也有例外，“本地的年龄一般都大些，很少有50以下的，那些40来岁的基本都是外地来的。”

登门时，孙利的儿子孙玉正窝在自己的房间睡觉、前年，20多岁的孙玉从部队退伍回家，在家赋闲。“本来他想考个大车证，现在疫情，考试前天才开。”一年的时间里，孙玉始终没有找过工作。疫情封控前的一段时间，每到傍晚，等村子里的老邻居下来班吃过晚饭，孙利便会出门打上几圈麻将。对此，孙利尽管有些着急，但他也并不太愿意儿子去到工地工作。另一方面，孙玉也从未考虑过“子承父业”，干起青年人口中抖机灵的“搬砖”工作。

孙成是本地的一个小队长，今年56岁，手下有大约七八名工人。“都是和我一般大的，还有比我大的，现在年轻的上哪去找呢，都没有愿意干的。现在选择这么多，出去送个外卖也比在工地上耗一天好。”

相比于工人，孙成勘测绘图监理的工作轻松不少，尽管如此，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疲惫还是如洪水一般袭来。平日里能够熬夜到一两点，需要妻子多次催促休息的孙成，工作时九十点便会自动上床睡觉。

对知识有强烈渴望、高考多次却均落榜的于贵则更是深谙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有点知识多好，动动脑子就行，不用像这样，靠体力赚钱。年轻人还是应该多读点书，干这一行吃体力饭还是不行。”短暂地在工地驻留了四年后，于贵不留怀念地告别了这份工作。靠着四年打工的积蓄，于贵付清首付，购置了一辆马力十足的叉车，回到了老本行。

干到不能干了再说

年轻人不愿意来，超龄来了待不住。

孙利表示，近几年市里加强了对建筑行业安全的关注，对于超龄农工，老板都会以不给他们上意外保险的方式进行清退。“我们队里的那个70的，体格比我们还好，手艺也行，他是特例。其他的一般到了65以上现就很难找到工作了，最近几年这方面规范了不少，都不敢冒这个险。我在楼层里面作业都必须得系好安全带，夏天磨得热得身上一道一道的也得忍着。以前坐车，5座的面包车能塞16个人，下了个车腿都是麻的路都不会走，现在都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更不用说超龄的了。”

作为小组长的孙成在每次联系工人时，都会统一收取他们的身份证件办理意外保险，在收取身份证时，他也会根据其中的出生年月仔细甄别工人的年龄。

建筑行业的年龄限制并非空穴来风。与他们一样，人过中年仍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的“临时工”不计可数。据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2022年2月底，我国农民工人数29251万，直逼三亿大关。而在这个需要付出高体力的行业，却出现了极为明显的总体老龄化趋势。2021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则为36.8岁。

年龄、身体、高强度劳作与经济回报的冲突始终盘桓在每位农民的心间，然而面对生活的胁迫，真正能够选择放下的人却仍在少数。正如孙利一样，尽管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只能“咬着牙坚持”，但是在身体出现强烈可感的异常之前，农民工们并不太愿意主动退休。除却2020年初受到疫情影响，农民工数量有过短暂的下跌之外，近年来农工数量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状态。

与其说是不想退休，更多的或许是不敢退休。孙玉在回到县城之后，寻寻觅觅，看中了距离市中心不远处的恒大房产，孙成夫妻俩东拼西凑，又贷款30万为儿子购置了一处115平的大房。儿子工作还未敲定，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孙利一旦退休，儿子娶媳妇的婚房也就将被收回。

在谈到其他人的清退时，孙利还显得有些随意，但在问及他的退休计划时，孙利却明显有些紧张和害羞。最终他也没有给出清楚的回答：“等干到不能干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