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草人语｜张宗祥校勘《国榷》始末

□柴伟梁

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张宗祥（1882－1965）不仅是书法家、图书馆学家，也是校勘家。他曾主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传承中华文化。他校勘的古籍有300多种、九千余卷。“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是其真实的写照。张宗祥抄校的著作中，明代史学家谈迁的《国榷》是很重要的一部。

张宗祥铜像（钱绍武塑）。

谈迁（1594－1657）穷其一生著编年体明史《国榷》，前后历时36年。顺治十四年（1657）谈迁去世后，《国榷》手稿由谈迁儿子们保管。面对这部近500万字的著作，同样穷困的谈迁后人，依然没有能力刊刻。

不久，形势越来越严峻。清朝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政策，加强文化、思想的控制。谈迁死后的第四年（1661），在湖州府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庄廷鑨明史案，史称“庄氏史案”。此案牵涉面广，仅处死者就有七十余人，“株连至七百家”。庄氏修史所持遗民立场，是这次“史案”发生的内因。“庄氏史案”后，朝廷下达禁野史令。

谈迁著《国榷》与庄氏修史一样，持遗民立场，也属禁书之列，自然不可能再公开露面，更不可能刊刻行世。此后三百年间，《国榷》只能以抄本形式在文人中流传。

1925年，张宗祥开始收集《国榷》稿本。首先，他找了海宁蒋氏（蒋光焴）“衍芬草堂”本过录。他在《国榷》提要中说：“甲子至永嘉，承假携行箧中，因得全抄”。这一年，张宗祥到温州任瓯海道道尹，《国榷》的这一抄本就是在他温州任上的两年间利用业余时间陆续完成的。后张宗祥至江南图书馆检视杭州丁氏（丁丙）的“八千卷楼”本，发现与“衍芬草堂”本缺漏相同。

1927年，张宗祥寓居上海时，又拟借刘氏（刘承干）“嘉业堂”藏明历代实录进行校正，但“心实不安”。他在《国榷跋》中解释了其中原因：“假得蒋氏衍芬草堂钞本《国榷》八十三册，阅十月，录竣，深憾缺简过多，正德、嘉靖、万历朝为甚。所载大事，或有始无终。后至江南图书馆，检丁氏八千楼旧藏，其书脱简正复相同，乃知二书实出一源。书中缺处，意欲以《明实录》补之。继思谈氏此书，系欲订正实录，今乃以实录补此书，心实不安，然卒无他资校订也。”

《冷僧自编年谱》中有关《国榷》版本的记载。

这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打算选一些书印四部续刊，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征求张宗祥的意见，张宗祥便推荐了查继佐的《罪惟录》和谈迁的《国榷》。结果，《罪惟录》得以影印，而《国榷》因篇幅多，未能列入。在《罪惟录》提要中，张宗祥详细说明了当时的情况：“适张君菊生以四部续刻目就商，中有《嘉庆一统志》、柯氏《新元史》两种。予意《嘉庆志》和《乾隆志》相差甚微，而《新元史》印行不久。欲弃此二种而以《罪惟录》《国榷》二书代之。菊生云，《嘉庆志》已排版，不及剔除。以《罪惟录》《国榷》字数计，去《新元史》即可印行。议已定，翰怡兄必欲影印原书，此书遂得印行。而《国榷》因篇幅增多，遂不能列入，故至今未印也。”

新中国成立后，张宗祥到杭州任职浙江图书馆馆长，从公之余，继续整理《国榷》。功夫不负有心人，1954年，经多方寻找，张宗祥终于得到《国榷》的另外一个抄本，即四明卢氏（卢址）“抱经楼”抄本，同时还得到一个仅有崇祯一朝的抄本。“客冬（即1954年冬），得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又得一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八阅月始毕，略可讽诵矣。”张宗祥将蒋氏“衍芬草堂”和卢氏“抱经楼”抄本进行了对比，并将“抱经楼”本过抄到“衍芬草堂”本上。

在其长女张珏所编的《〈冷僧自编年谱〉简编》“1955年（乙未）”条中也有张宗祥相关的回忆：“傅彬然兄寄一拟印书目来，中有《国榷》一种。标云“稿本”。予所见此书，自洪武起至弘光者凡三种。“八千卷楼”本即出自“衍芬草堂”，二种实同。“抱经楼”本，缺者亦多，然与上二种不同。合此三本相校，较为完整可靠。”

到1955年末，74岁的张宗祥终于校补成比较完整的《国榷》，前后历时30年。他把全书厘为百卷，前十二篇定为卷首四卷，“弘光”一朝定为最后四卷，所以全书定为108卷。最后，他说：“谈先生有知，当不责予鲁莽也。”又说：“然乡先哲巨著，得此以传，亦快事也。”张宗祥先生的《国榷》抄校本，今藏浙江图书馆。

《国榷》（中华书局版）。

当时，古籍出版社有出版《国榷》的计划并由时任副总编辑傅彬然与张宗祥联系。因此，张宗祥校补完《国榷》后，即把稿子交古籍出版社。1956年，古籍出版社给张宗祥回信，决定列入1957年出版计划。1958年12月，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国榷》，共108卷、420万字，有厚厚的六册。需要指出的是，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6月，是出版总署直属社，1957年3月并入中华书局，但在出版《国榷》（初版）时仍署“古籍出版社”之名，后重印时署中华书局。

张珏在《父亲张宗祥》一文中说：“75岁，为《国榷》的出版，日以继夜工作。”作为浙江海宁人，张宗祥对乡邦文献一直比较重视，共抄校500余卷，在其《八十书怀》（六首之第三）中写道：“先哲遗编历劫灰，雪抄露纂笑书呆，苦搜群腋成裘日，喜报高车问字来。继述藏书左尹瞻，平章实录枣林才，乡邦文献皆传世，自慰辛勤一举杯。”正是在张宗祥先生的持续努力下，《国榷》才得以在300余年后出版发行，并得到吴晗等历史学家和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谨以此文纪念张宗祥先生诞辰1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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