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及其利弊

商鞅作为我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名声之大超过了一般帝王，商鞅变法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历来受到人们的热议。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他是一位推动了历史发展的伟大改革家；又有人说他为人刻薄寡恩，好刑名法术之学，是一个酷吏。其实，商鞅并非只懂刑名法术，只是他一生的功业表现在了为秦国变法图强上，因此历史给他贴上了“法家”的标签。商鞅早年间是魏国公叔痤的门人，深受魏国西河学派的影响，身上也有儒家的文化基因，问题是商鞅以成功为目的，他要的是名爵，那就必须拿出让君王满意的东西来。有史料记载，商鞅为了找工作，准备了三套方案去秦国参加面试，他托了一个叫景监的宦官帮忙引荐，得到了面见秦孝公的机会。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谈的是帝道，所谓帝道，就是三皇五帝之道，可见商鞅立意颇高，想辅佐秦孝公成为尧舜这样的圣君，可是孝公认为人生苦短，建功立业需争朝夕，实行帝道见效太慢，寡人等不了；商鞅第二次见秦孝公，谈的是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之道，孝公听了仍然觉得不满意，认为不合时宜，况且寡人要享乐，不喜欢仁义道德这一套说教；商鞅第三次见秦孝公，谈的是霸道，所谓霸道，就是齐桓晋文之事，孝公听了大悦，同时跟商鞅约时间再详谈一次。商鞅出来后感叹道：“唉！我虽然可以帮助秦富国强兵进而实现称霸之志，但是离王道越来越远了，达不到理想的治国境界啊！”

变法之争

商鞅面试成功后，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变法活动拉开了序幕，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守旧派与商鞅围绕着“要不要变法”展开了论战。甘龙说：“圣人不易名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老实讲，甘龙等人的观点也有道理。商鞅反驳说：“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在论战中，商鞅占据上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改革运动正式展开，分三个波次逐步推进。商鞅变法的重点，是以法令来保障加强中央集权，移风易俗，重农抑商，打造国家战争机器。具体内容是：废分封、行郡县，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制分家，规定一个家庭不能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废井田、开阡陌，发展以小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按军功授爵，废除世卿世禄制，提高人们的战斗积极性。

应该说，商鞅的变法具有时代进步意义，尤其是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垦荒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对后世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另外，“法律公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法治”原则的确立，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太子嬴驷犯了法，也只是处罚了太子的“师”跟“傅”，于太子本人毫发无损。

上面我们谈了商鞅变法的利，接下来我们再谈一谈商鞅之法的弊。商鞅变法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急于求成，只强调法律的权威，而忽略了文化建设，或者说是有意而为之，商鞅燔诗书以明法令，大搞愚民政策，认为老百姓只有傻乎乎的，没有思想，才好管理，就会像动物一样顺从，被驱使。在商鞅的制度设计里，国家除了国君以及帮助国君管理老百姓的臣僚之外，只允许两类人存在，一类是农民，负责给养，另一类是士兵，负责征战，没有一帮文人在那里搬弄是非，江山就会永固。秦的法律是出了名的严酷，轻罪重刑，鼓励告奸，大兴连坐，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制造冤假错案，人民一旦被捕，便没有辩护的权利，就连商鞅自己最后也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不得不无奈地感叹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如果道德建设跟不上，一味地讲求严刑峻法，久而久之会使社会弥漫一股暴戾之气，导致人心叵测，就连伟大的秦始皇后来也被奸人所图，秦朝最终落得个二世而亡的结果，令人唏嘘。秦本是一个伟大的王朝，但是却成了历史的反面教材，时时警示着后来者：法律应当严明，但是不能严酷，更不能严苛，苛法乃为政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