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眼对比：中世纪远东农民与欧洲农奴的生活境遇

长久以来，许多人一直对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有着极大偏见。不仅认为他们的生活黑暗且封闭，而且终生都在浑浑噩噩中毫无希望。但在同时代的远东，历朝农民的生活其实还不如这些人。尽管在名义上看似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实际待遇却反倒更加不如！

农奴阶层 出现于中世纪早期

所谓农奴，就是一个介于奴隶和普通自耕农之间的特殊阶层。因为通常所说的奴隶，在法律意义上是财产，主人只要乐意随时都能卖掉他们。虽然也有奴隶仍保有部分权利，但是理论上只要主人想要，他们就必须交出所有的财富。而农奴虽然地位低下，最大的区别就是农奴是不能被买卖的，并且在权利上有着比奴隶更全面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应的，农奴需要交纳大量赋税给他们的主公。

当然农奴和奴隶的也不乏相同点，那便是不能随意迁徙。领主通过法律将农奴束缚在了土地上，迫使其依附于土地拥有者。最典型的莫过于中世纪前期的欧洲。比如诺曼征服后的英国，其社会构成即是大量的维兰（农奴）依附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塞恩（领主）。维兰们出于生存或安全等原因，将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人身自由一并献给领主们，然后以“农奴份地”的方式收回。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封建庄园制度。作为庇护人的军事贵族保护农奴的安全，而作为回报农奴献上自己的部分权利和土地利益。

农奴制度的出现 也意味着自由民士兵的逐步淡出历史

反观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户籍制度。等到秦人统一六国，又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法律尚答》筒退提到: 甲徙居，徙数褐吏，吏瑕，弗焉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论？耐以上，当赀二甲。

当时普通人如果需要迁徙，应先向官府提交手续报备。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秦朝法律中有严格的连坐制度，早在其一统中国之前就规定了"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既然都将平民关起来彼此监视，让你们随意迁徙的话，还怎么监视呢？更可怜的是，当时人们要离开自己所在地，哪怕不迁徙户口也需要“符传”(类似介绍信)才能畅游各种关口。可平民百姓怎么能随便去开“符传”呢？没有熟人，没有门路的情况下，手续就算能过也会经过多道程序，等到了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中国农民从先秦时代起 就无法自由迁徙

至于原因其实也和欧洲类似，既能方便收税、也可以方便征兵。轻松把兵役人口统计到个位数。历朝历代希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为”之君无不是此套制度的忠实拥趸。毕竟通过该套体制可以轻松从民间抽取大量资源用于战争或者大工程之中。

所以说到头来，农奴制和户籍制非常接近属于大哥二哥的关系。其区别是由于集权和封建的不同，依附的对象也不同罢了。但是由于欧洲常年处于割据状态。没有哪个领主或者国王能够一扫六合，从而废除封建体制，再把整个系统重新格式化、原子化。

秦制下的普通农民 都如韭菜般难以离开原籍

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也罢、领主也罢，其所作所为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在英国的习惯法中，一个维兰需要给自己的领主在一周内服务3天，具体时间由领主决定，这称之为“周工”。此外，还有领主随时征调的“布恩工”。但小领主也不可能坐拥数千万人口的中原帝王一样拥有“大作为”，农奴日子虽然同样悲惨，但还无需斩断自己的手脚去逃避沉重的徭役。随着货币地租的实行，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到250年不变。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足够让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原本压得农奴透不过气的地租渐渐变得不那么沉重了。地租的比例从过去的1/3-1/5。留在农奴手中的越来越多。他们就可以将剩余产品卖到市场上去，甚至将其中一部分扩大再生产。这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农奴制在西欧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如上文所述，农奴制是农民希望获得庇护和领主签订契约而形成的。而且它的法律根据主要是当时的日耳曼习惯法，习惯法因地而异，即使什么是农奴也各地所见不同。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的学术观点是：西欧的农奴制并没有19 世纪时的史学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农奴的数目不太多，在农奴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半自由农民和自由农民；农奴制作为主流存在的时间也并不太长，只在封建的高峰期。在英国农奴制极盛时期的13 世纪，农奴约占农村人口户数的3/5 ，占全国人口户数的1/3。

在欧洲的乡村 普通自耕农的数量一直占很大比重

反观中国，个人就得有户口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皇帝直接控制。除非你是逃亡的黑户，否则就肯定要被皇权束缚。只要皇帝一想要“大有作为”，全体人民都得替帝皇的宏图霸业添砖加瓦。

因此，相对于中国全民都是皇帝的农奴，西欧的农奴不但相对人口比例较小，生活环境也普遍比中国更加稳定和良好。更重要的是农奴是自愿和领主签订契约交出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获取领主的庇护。而中国的一出生一上户口就没有任何的回报，生而就是皇帝的仆从。双方高下已经可以判定了。

晚唐到两宋之间 农民境遇才因城市扩张而有所缓解

安史之乱结束后，随着藩镇割据的扩大，皇帝也无法像过去直接控制到每个户口。同时战乱也引发了比过去任何一次规模都大的人口迁徙。时人评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导致过去那套把人直接束缚在土地上让皇帝“予取予求”的方式已经无法再使用了。唐朝共有三次由中央专使负责的人口检查，最后一次发生在天宝年间。而在安史之乱后，中央彻底将人口户籍的普查权利下放到了地方上。这样一来归属中央直接掌握的户籍数量就大幅度降低了。天宝十四年中央统计的户籍数量为8914709户，总人口为52913900人。而到了乾元三年只剩下了1933147户，总人口仅为16990386人。没了人口就没办法像过去那样直接对个体户籍征收人头税了。

于是，大名鼎鼎的两税法就应运而生，重点便是分离出地税。过去是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吃“存量”。既然现在人口流动了，那没有 “存量”吃的政府只好改吃土地。至于这块地属于谁，是自己来种植还是地主雇佣别人来，国家根本没兴趣过问。同时，两税法还改变了过去的实物税，大量发行货币取而代之。过去可以说，脱了衣服就是山顶洞人。现在随着货币的大规模使用，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脱离原始模板走向文明。

明清时期的自耕农 更像是皇帝本人的农奴

不过随着女真、蒙古入侵，新到的征服者对南朝这一套不感冒。相对于人口大量流动从而“吃流量”。秦汉模板的“吃存量”无疑简单粗暴更符合胃口。一直到清末，中国农民都没能够像中唐和宋朝那样流动，又一次成为了“帝皇的农奴”。而欧洲原本就是封建割据，所以不需要像中国那样将原本的系统打碎，从而迫使皇帝改变原本的路线。和中国相反欧洲的国王们是城市化的坚定支持者。无他，因为军事贵族的力量来自土地，通过封建采邑制度领主才能拥有自己的骑士。如果削减领主麾下农奴的数量，那么就意味着削弱了领主的根基。而没有一个国王不想扩大自己的王权的。

以上这些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西欧由于人口往城市迁徙，使得农奴阶级迅速消亡。同时，涌入城市的人口给近代的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的基础。双方谁更加高明，谁有资格嘲笑谁，恐怕读者们已经有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