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观察之职业打假（二）王海：“假打”“瞎打”不是职业打假

采写：首席记者 胡巍 邓建华 实习生 王伟江

责编：程权

校对：吴龙贵

因扣碗类熟肉产品被职业打假人举报后，重庆一商贩被判罚约5万元，事件一度冲上热搜；同时，网红电商辛巴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即将开庭，也引发舆论关注。两起案件中的被告，一个是作为小生意人的王女士，一个是顶级网红电商辛巴，他们均遭遇职业打假。重庆案中，职业打假人被网友扒出曾涉诉多起诉讼后撤诉，法律和职业道德的争议甚嚣尘上。

职业打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法律和道德边缘，他们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开屏新闻记者对话学者、律师及行业人士，邀请他们谈论职业打假的是是非非。

职业打假人是消费者吗

职业打假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

打假人首先面临的困境是身份的认定，经常有人质疑职业打假人是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食品药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青斌不认为职业打假人是消费者。他指出，消费者在概念上对应于生产者和经营者。“从一般司法案例来看，消费者购买东西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生产者生产东西卖给别人，经营者买进商品后又卖出去，都不是自己用；而消费者买了东西就是自己用，实际是产品的终端消耗者。”王青斌举例说：“有的职业打假人买假药或不合格药品，他没生病，自己不可能使用这个药。从基本常识判断，他不符合消费者的定义。”

法学界还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营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王青斌评价：“既然被称为‘职业打假人’，‘职业’就意味着谋生手段，就需要以营利为目的。”

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并没有关于“消费者”的定义，仅在《消法》第二条中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

云南省广南县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资料图片）

上海市汇业（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建军分析：“‘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本意是指厂家或商家所说的终端消费行为，购买的目的是自用，排除了商家的经营行为。职业打假人购买商品或服务的目的显然不是自用，但在法律上要认定不是自用存在困难。”

“目前，法律层面并没有关于职业打假的界定，我认为值得完善。比如，购买多少东西可以认定为消费者，超出多少数量就不能被认定。法律的不严密会导致一些人去恶意打假，但也不排除一些合法的职业打假行为被误解、误伤。”上海权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杨超平主张给职业打假人一个法律地位。

“无论购买者是否为‘消费者’身份，均不会影响他与销售者之间签署的买卖合同的效力。”陕西渭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春林指出，职业打假人在购买商品时，便已经与销售者产生了买卖合同关系，“即使不能按照《消法》有关规定处理，购买者的合同权利也不因此丧失。如果销售者售出的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购买方依然可以主张解除、撤销合同或确认合同无效等，并要求返还价款，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损失。”

是否敲诈勒索难以甄别

抛开身份问题，如前文所述，职业打假陷入争议，与大量非法打假行为的存在有关。其中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敲诈勒索是较为常见的罪名。

在中部某省会城市，有烟酒店老板告诉记者，其被一群至少在4人以上的职业打假人盯上过。该烟酒店老板售出假茅台酒后，该打假团体的成员和店方多次交涉，但核心人物从不露面，且团体成员总是闪烁其词，不直接提具体诉求（包括索赔金额），只扬言要向市监部门和媒体举报。

老板推测，打假人可能希望店方主动提出高于法定赔付倍数的金额，因为一旦被媒体曝光，或者被市监部门查处，店方在停业整顿期间无法经营，实际损失将大于赔偿。另一方面，店方又不知对方胃口，也不愿轻易开价，故难以达成一致。

该烟酒店所在片区的派出所所长向记者表示，该老板说法基本属实。

多位律师根据记者描述，认为这群打假人可能有敲诈倾向，“他们闪烁其词，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也因此存在取证难的问题”。

王青斌教授则认为，索赔多少钱不必然构成违法。“法律有相关赔偿规定，但不代表购买者不能主张更大的赔偿金额。当然，主张太多的话，销售者也很难给。所以是否违法，关键看购买者有没有要挟。”

记者一度直接接触到这群职业打假人，他们坦承：发现该烟酒店有销售假茅台酒的行为后，他们前往购酒，金额达到了5万元以上，但事后鉴定，发现当中有几瓶是真茅台酒，导致烟酒店售假金额未达到5万元，失去了可能追究烟酒店老板刑事责任的机会。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应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职业打假人甚至因金额不够标准而表示遗憾。

杨超平律师认为，这群打假人本身的购买行为不违法，但如果想以5万元售假金额作为刑事控告的砝码，就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我知道是假茅台，哪怕出价100万来买，这都是不违法的。但如果我拿这个金额做文章，说你构成犯罪了，你必须来跟我私了，否则我就去报警、举报，那就是敲诈勒索了。”

王青斌提到，如果职业打假人的行为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且老板售假金额已经有可能涉嫌犯罪，那他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报警。“而不是说你给我钱，我就不报警了。”

一位基层民警说，职业打假合法不合法是不好界定的，只能以职业打假人的行为来界定，“除非查有实据或者具备敲诈勒索的要件，而他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去维权，你能说他是敲诈勒索吗？”

职业打假恰恰节约了司法和行政资源

如果舆论认为职业打假不合法，或者不值得提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过多的司法、行政资源被消耗其中。

但知名职业打假人王海认为，职业打假恰恰是节约了司法和行政资源。“职业打假人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赏金猎人，类似于为了拿到奖金和荣誉，把小偷或通缉犯扭送进公安部门的人。有警察会抱怨扭送小偷的志愿者，说他们在浪费警力吗？硬要说浪费，那也是小偷和通缉犯浪费的吧？”

王海还指出，较一般消费者，职业打假人具备一定专业能力，尤其是在调查取证方面。“政府部门打假，往往面临取证难的问题。而职业打假人把证据都准备好了，大大减轻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负担。”

必须指出的是，在王海的语言体系下，非法或无理取闹式的职业打假被归类到了“假打”“瞎打”的范畴，而在他看来，这些行为根本就不算职业打假。

他说：“假打是指栽赃陷害和敲诈勒索。有的是明知厂商没有欺诈行为，却故意栽赃陷害，调包、投放异物等骗取惩罚性赔偿。甚至有人采用‘钓鱼式’购物方法，诱使原本没有售假的商家售假。”

他还说：“瞎打分两种：一种是商品确有瑕疵，但购买者主张销售者欺诈，按照欺诈的标准打。另一种是在商品完全没问题的情况下，依旧滥用诉权。”关于滥用诉权，王海举例称，有人在一年内起诉了八百多个案子，“要求国产食品卖家提供进口报关单，这就是典型的瞎打”。

但在公共语境中，“假打”“瞎打”也往往被纳入打假范畴，或被冠以“非法职业打假”等名称。王青斌教授所指的浪费了行政和司法资源的职业打假，实际就是王海所称的“假打”“瞎打”。“如果告了一百次，只胜诉了一两次，那就有可能被定义为滥用诉权，也说明这个打假人不够‘职业’。”

王青斌介绍：“很多商品的瑕疵，可能达不到制假售假的标准，打假人如果仅仅与经营者私下沟通，很难实现获赔目的。此时，打假人可能会去政府部门投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政府部门就有职责去查。查完以后发现，商品瑕疵根本达不到处罚和赔偿标准，但打假人还是有可能不服，就把政府部门也告上法庭。这样一来，原本只是一个民事纠纷，现在又衍生出一个行政纠纷。”

王青斌强调，打假人举报制假售假是合情合理的，理论上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但到了现实中，绝大部分被举报的问题恰恰是商品瑕疵，有的连瑕疵都没有。

张春林律师介绍：“有的职业打假人大量知假买假，然后异地进行批量诉讼。由于过于集中，必然给当地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带来困扰。其中很多仅仅是瑕疵问题，但为了应诉，往往案值仅一两千元的官司，有关部门却要远赴千里之外调解、开庭，造成很多资源浪费。”

昆明市官渡区整治火车站片区“山寨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资料图片）

事实上，开屏新闻记者采访的学者及律师，均认可部分职业打假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当他们对另一部分职业打假持否定态度时，实际只是批判王海所称的“假打”“瞎打”。而王海也说，“假打和瞎打行为，十倍甚至百倍于合法职业打假。”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吴云梅认为，关注职业打假人该不该存在，或者他道德怎样，相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更应该关注为什么在王女士的事件中会出现“守法的经营不下去”的舆论，为什么很多网友在了解王女士的违法行为时会自动忽略其违法行为的事实，甚至主动去购买其产品来声援王女士。这说明我们现存的，公众所认可的一些社会规范与我们的法律规定，特别是食品安全法相关的法律规范是有出入的。这是对部分法律合法性的质疑，会阻碍人们自觉遵守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因此，相比职业打假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当前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社会规范是什么，大家对食品安全怎么看，找出食品安全法和社会规范存在的差距，然后引导社会规范，完善法律，共同促进食品安全。“因为食品安全才是我们目的，不管是经济利益驱动还是道德驱动，这个只是手段，我们还是首先以这个目的来看待职业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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