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把自己从四野核心名单中去掉，下属问为何？大将笑答：将相和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高级战术单位里面，军事主官和政委属于平级；在此之下，通常还有两个重要的职务，一个是参谋长，另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这两个角色谁的权力更大、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往往取决于具体任职的将领、干部是谁。在东北野战军里面，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齐备的。而这位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来头可不小，就是大名鼎鼎的谭政。谭政1955年获封开国大将，说起来比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包括后来的参谋长肖克的军衔都要高。

谭政将军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主官，他没有在军事生涯当中指挥过多少著名战役，但这无损他对革命工作的巨大贡献。从红军初期开始，他就跟随主席担任秘书长职务，文笔非常好，政治工作更是十分了得，我军早期许多章程和制度出自谭政之笔。主席评价谭政的一句非常经典：谭政就是“谈政”。确实在政工工作领域，全军当中地位超过谭政的人凤毛麟角。谭政为人非常低调，解放战争时期在第四野战军担任政治部主任，按照他的革命履历，军中地位是排在刘亚楼之前的。

早期四野的文件、公告、电报上面，最后署名往往都是“林罗谭刘”，而不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林罗刘”，这个谭就是指的政治部主任谭政，排在了参谋长刘亚楼的前面。但是刘亚楼当年非常年轻，又有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的履历，和林帅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是军中难得的智将。他总是看到这样署名的电报，觉得别扭又拗口。有一次刘参谋长就跟相关负责人员说道：以后署名不要写林罗谭刘，叫林罗刘谭。于是“林罗刘谭”的新署名方式便开始使用。

谭政比刘亚楼年长，而且十分厚道低调。他本身并不在意此事，但得知参谋长对此事有意见之后，谭政便对工作人员说，以后不要署我的名字了，新发的电报文件直接叫“林罗刘”就可以了，这样便演变成了后人所熟知的叫法。不少人以为，这就是四野的全部指挥核心，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谭政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这样处理之后，谭政的下属不是很服气，说为什么要把首长您的名字拿下来？最多把参谋长排在前面就是了，您何必这么谦让呢？谭政闻言大笑，只对下属讲了3个字：“将相和“。”很明显，谭政的意思，是把自己比作相，把参谋长刘亚楼比作将，自己主动让一步，然后野司内部的气氛就会更好，运转也更有效率，何乐而不为呢？下属听罢，不由得赞叹谭政将军的气量宏大。

若论和首长的亲疏关系，刘亚楼在红军时就跟随过林总，后来他去苏联学习，期间和来莫斯科养病的林帅处得非常融洽，也充当了翻译和生活中的秘书角色，因此深得林帅器重。当然刘亚楼将军的指挥才能和文化素质是非同一般的，得到重用也是必然。谭政的背景就更厉害了，是从革命初期就紧跟主席的，主席离不开这个“笔杆子”。但是谭政不争不抢，为人十分谦和，能够主动迁就年轻将领，显示出了大将风范。

谭政大将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因为性格低调外，跟实际的工作分工也是有关系的。谭政觉得自己很少参与军事决策，也基本不指挥作战，在具体军事资历和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上不如参谋长刘亚楼，因此既然刘亚楼有这个意思，那么他干脆就在相关的电报和文件中不再署自己的名字，一心一意地负责政工、组织工作和后勤保障，并且把这一套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为四野的壮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1955年授予的开国大将当中，只有谭政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政工干部，就很能说明问题。

年轻的刘亚楼将军得知谭政如此谦逊，觉得自己的处理方式不是很到位，心里感到比较内疚。事后刘亚楼也向谭政表达歉意。后来两人的关系非常好，在建国之后，谭政也是保持着自己低调谦和的作风，五十年代曾经官至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不爱参与风波，1959年庐山会议作为开国大将出席，却没有在会上对彭老总的发言表示任何的意见和批判之意，显得非常厚道，是少数没有对彭总落井下石的高级干部之一。

谭政大将一向为人无私、秉公办事，他没有诬陷彭总，甚至没有做出任何激进的发言，但这也在原四野首长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彭总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后，接替他职务的正是原四野首长。在1960年，也就是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二年，谭政因为不支持四野首长过度抬高个人的做法和言论，而遭到无端攻击和诬陷，并免去了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职务，在军队当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70年代末才被平反。1988年，谭政大将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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