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另有原因，东亚损失惨重，唯有香港险中取

1998年1月初，国务院办公厅突然下发一份紧急通知，要求与经济工作相关的各个部门取消春节休假，立即集中起来研究制定当年的经济政策。

时任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动员会议告诉大家，形势非常严峻，1998年的中国经济将不能再依靠外贸，必须将主要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国内来。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相关部门的领导都是经济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们明白，按照这个方针来修改经济方向，就是要让航空母舰来一个急转弯。

这个转弯能不能成功，究竟会掀起多大的风浪，谁也说不准。

简单地说，这种要求与经济发展规律并不相符，但朱镕基要的就是在危机重重之中，逆势而上，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奇迹的“逆周期调节政策”。

我国为什么要突然大幅度更改国家经济政策，朱镕基为何如此笃定，要将经济重心逆势转回国内？这一切都源于一次巨大的浩劫：亚洲金融危机。

当时，国家高层已经得到确切的情报，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资本巨鳄，将在1998年卷土重来对东亚国家进行二次狙击，而香港则是他们的重点目标。

“乔治·索罗斯”这个曾经令全世界金融家们为之震颤的名字，究竟是什么人物，他真的有如此之大的能量，掀起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将东亚各国逼得倒退数十年？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尽管人们对索罗斯当年在东南亚的一系列谜一般的操作，感到无比震撼，不少人甚至将其神化。

客观来说，索罗斯在整个东亚金融危机中，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角色，他和他的量子基金只是趁着这股大浪抓住了机会，赚到了平时赚不到的巨额利润而已。

换句话说，即便没有索罗斯，东亚国家依旧会遭受巨大损失，只不过，危机可能来得不会那么急，那么烈，所遭受的损失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显现出来而已。

形象地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场巨大的风浪，而索罗斯以及同他一道的金融巨鳄们，就是那些找准风口被吹到天上的“猪”。只不过，这群“猪”，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一群！

这场巨大的金融风暴，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遭受了重创，为什么香港能够一枝独秀，于风浪之中屹立坚挺？所谓的“逆经济周期调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提起他们，就会让我国的经济学家为国运感到担忧？

关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很多人都认为，是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巨鳄，利用金融漏洞从东亚国家身上榨取了巨额利润。

而西方主流媒体则宣称，东亚各国在金融管理制度方面有巨大的漏洞，金融危机的隐患早已埋下，自食恶果是迟早的事情。

他们甚至指出，香港在英国近百年的治理之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金融管理体制，才最终顶住了金融海啸的冲击。

这两种说法在网络上有很大的市场，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另有原因。

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还要追溯到此前美苏两国的“冷战”。

二战之后，美苏两大阵营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大国竞争，而这种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竞争，给两大国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并为后来的世界格局埋下巨大隐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苏两国开始了在太空领域的激烈竞争，美国方面开启了星球大战计划，率先实现登月。苏联方面也不甘落后，不久便在太空建成了“和平号空间站”。

和平号空间站虽然号称“和平”，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苏联人原本是要将它打造成一艘“空天航母”，这座空间站在加装武器之后，不仅可以直接击毁对方的卫星、航天器，还可以对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为了应对苏联，美国大力发展军事信息化建设和弹道导弹体系，力图以高度发达的信息系统和超远距离武器来应对外部威胁，而这正是苏联的软肋。

这一系列的竞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双方都受到了巨大损失，可谓两败俱伤。

最终苏联没能挺住，在1991年宣布解体，一代强国终究落得了个分崩离析的结局。

美国虽然挺了过来，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越战、滞涨、能源危机、内部矛盾等一系列的病症压得他们苟延残喘，要不是在80年代用《广场协议》狠狠地敲了日本人一笔，他们也未必能耗得过苏联。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如释重负，终于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面来了。那么，接下来该如何寻找经济高速发展的增长点呢？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和苏联冷战时期的“信息化建设”上面。

克林顿在竞选时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要在全社会推广互联网，也就是要开启“互联网时代”。美国人提出的这个计划，对全世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巨大的威力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深刻体会到了。

美国人早在7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信息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和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尽管乔布斯和比尔盖茨，早在70年代中后期就建立了苹果和微软，但他们的黄金发展阶段，却是在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

微软乘上了互联网发展的东风，而苹果则是在移动互联网发力之后，开始在全球攻城略地，因此互联网才是信息革命的基础。

早在六十年代末，美国人就已经建造了信息网络，那时候仅在美军内部使用，这个网络的名字叫“arpanet”阿帕网。

1990年，美军新一代内部通信网络建成，阿帕网在美军内部的使命正式终结，美军将阿帕网交付给民间使用，从此它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Internet”，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因特网”或者叫“互联网”！

美国要进行互联网革命，这时候，他们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所以美国人要让全世界都用上互联网。

可是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个计划和亚洲金融危机有直接的关系。

互联网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同时还要在软硬件技术方面进行快速研发更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一种东西来实现，这种东西就是“钱”。他们需要大量的钱，源源不断地投入这场革命之中。

当时，美国人手上的钱并不多，并不是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可能让钱躺在银行里，钱全部都在世界各地的传统产业中运转着，他们必须把这些钱从全球各个角落抽回来。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东亚各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他们自身的改革和努力，而是赶上了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便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日本也同样面临着这种情况。

日本在80年代初被美国人狠狠地坑了一回，他们开始把一些产业转移到国外，不再全部绑定到日元上，以此防止陷入同样的圈套里面。

这里我们另外提一点，日本在海外投资的产业规模和收益，都要大于他们的国内产值（GDP）。因此，对于日本不能仅看GDP，日本人在海外赚了很多钱，拥有很大规模的资产。

他们转移产业的方向就是廉价劳动力丰富的东亚，也就出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亚洲四小龙”，实际上不止四个国家和地区，其他国家多少也都沾到了光。大批的投资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让他们的经济走上了高速路。

不过，这些穷国在国家治理，尤其在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非常欠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他们有些飘飘然。

以泰国为例，他们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也就是泰铢紧跟美元，始终将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维持在25:1的框架之下，而泰国政府对泰铢的买卖并不设太多的限制。

这种做法具有一定优势，但前提是经济一直向好，有持续的投资进入泰国，让泰国当局手中保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就是持有大量美元。

克林顿上台之后，立即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付诸实施，欧美包括日本的产业集团和金融机构开始着手大规模从东亚撤资，投入互联网产业中去。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美元为世界唯一通用货币的情况下，一旦某国或某地区的美元被突然抽走，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很显然，结果就是灾难，就是金融危机。

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游资，提前嗅到了风暴来临之前的味道，他们以极为高超的金融手段发起了针对东亚国家的“狙击”。

所谓狙击，就是做空行为，我们以泰铢为例简单讲一下这种操作模式。

他们早就预料到了泰铢会贬值，所以提前借出泰铢。例如，他们首先从泰国借来25亿泰铢，再卖到市场上，按照原有汇率可以得到1亿美元，这时的交易是平进平出，不亏不赚。

泰国方面要维持利率稳定，当市场上多出25亿泰铢时，他们就必须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1亿美元来买入。

但当泰铢汇率发生突然大幅下跌时，情况就变了，这就不是泰国政府能在自己的国内市场上能解决的事情了。

例如，当国际撤资导致泰铢汇率下跌一倍，也就是达到50:1时，国际金融投机机构只需要还给泰国5000万美元就可以了，左手倒右手净赚一倍利润。

这些国际投机商往往都是集体行动，手法娴熟且动作迅速，泰国对泰铢进出的宽松管制政策，成了他们能够得逞的巨大漏洞。

实际上，当时索罗斯他们对东亚各个国家都实施了狙击，之所以狙击泰铢成为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因为泰国的管理过于疏松，应对不力，所以损失也最大。

当年，韩国、台湾、香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受到了重大冲击。韩元的汇率一天之内跌到了1008:1，令人瞠目结舌。

如果任索罗斯之流肆虐，这些国家的经济将陷入崩溃的境地，因此，他国政府必须立即出手救市。

可是此时大批的外资已经撤出，政府手上已经耗空了自己的外汇储备，无奈之下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钱。

当时只有IMF有钱且愿意借给他们以度过危机，但这钱不是白借，除了利息不低之外，还附带有一些苛刻条件。

这些条件我们就不再展开了，大家只需要知道，对于借钱的国家来说，这些条件就只有四个字“丧权辱国”。

然而，一分钱难死英雄汉，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只能咬着牙接受了这些条件，只有马来西亚传奇总统马哈蒂尔坚决拒绝了IMF的无耻条件。

当他看到这种条件时，愤怒地宣布马来西亚宁可闭关锁国，也不会把好不容易得到的主权，再让给殖民主义者。

马来西亚强行宣布该国货币林吉特与美元脱钩，这等于放弃了对林吉特的保护，真正关闭了国门。马来西亚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在多年后得以恢复。

这场经济危机刚开始只在东南亚发生，因此也被称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来波及了韩国，而韩国当时有很多日本投资的企业，日本受到了波及，所以又被称为“东亚金融危机”或者“亚洲金融危机”。

不过，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出现了两个特例，一个是中国香港，另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之所以要分开来讲，是因为二者遭遇的情况不同，应对方略也不一样。

1997年10月份，索罗斯率领国际资本对港币发起攻击，此时的香港刚刚回归祖国，脱离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西方资本自然不希望看到香港继续繁荣。

不过，香港和亚洲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这里本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中国人勤奋又聪明，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经验。无论是华尔街、伦敦还是东京的手段，香港都不陌生，因此对索罗斯等人早有准备。

此外，香港当时的美元储备将近1000亿，国际游资未必能有这么大的胃口。

当索罗斯开始在市场上大肆抛售港元时，香港金管局立即大批买进，游资抛多少，金管局就吃进多少，双方厮杀得十分激烈。

与此同时，香港金管局强行限制港币流动性，严格控制大宗资金交易，不让游资轻易地收到港币。

为了控制市场资金的流向，金管局还在短时间内将银行利率提高了280%，如此高的利率，资金大量流入银行，导致股市暴跌。

令人没想到的是，游资早就意料到了金管局的招数，为以防万一，他们保留了部分资金，在股市暴跌的时候趁机抄底，最终从股市赚取了大笔利润。

1997年，香港在和国际游资的交手中保持了港币汇率，赢得一局，但香港股市被游资抄底，双方基本打平，但香港略有损失。

香港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战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坚定地表示全力支持港元地位，同时承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正是有了如此强大的后盾，香港才有了足够的底气与巨鳄较量。

1998年，国际炒家攻击的重点目标是印尼，印尼也遭受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甚至因此爆发了严重的社会骚乱。

东南亚再次掀起腥风血雨，导致了日元汇率也开始下跌，金融危机更加严重。随后，他们果然再次大举进攻香港。

香港金管局吸取了前一年的经验，在汇市和股市做了两手准备，国际炒家也集中了大量资金，在股市、汇市和期货市场同时发起进攻，妄图一战定乾坤彻底拿下香港。

金管局在汇市大笔吃进港元的同时，抱定与游资决一死战的决心，拿出外汇基金直接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直接进场与游资厮杀。

这一次国际游资做了充分准备，资金量非常充足，他们估算拼到最后，香港金管局必定弹尽粮绝而投降。

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香港，低估了香港人以及站在香港背后的中央政府。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西方媒体开始散布各种谣言，煞有其事地唱衰港元，香港上空顿时被绝望的氛围所笼罩。

在最危急的时刻，香港本地的大型企业，富豪群体主动站出来力挺金管局，香港人也对香港充满信心，不但没有在悲观氛围中抛售港元，反而积极买进港元资产和股票，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

最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面对世界强势表态：坚决支持香港金管局，坚定力挺港元。

很快，国际上的风向开始扭转，各路消息纷纷传出，不排除中国央行在关键时刻会直接出手参与香港救市。

中央强硬表态之后，香港市场立即稳定了下来，国际炒家折戟沉沙，在香港遭遇巨大损失，只得立即止损退出。

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又将目光转移到了俄罗斯身上，但俄罗斯采取了果断措施，让他们再次惨败而归。

香港不仅险中取胜，并以大胜而告终，现在咱们来看看中国当时面临的危机。

有人认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实则不然，因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得很快，外贸已经占了GDP的70%，是当时世界上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意味着外贸份额将大大减少，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国际上称中国经济将迎来一场“硬着陆”，大部分机构对此持悲观看法，因为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97年的金融风暴挺过去了，接下来的98年该怎么办？当时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依靠外贸肯定是不行了。

这个时候，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给中央递交了一份调研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当时存在“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

一重过剩：生产力过剩，外需不旺，定然导致我国出口生产力过剩；二重过剩：劳动力过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农村出现大批过剩劳动力。

双重过剩严重，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低，消费不旺，中国即将出现第一次内部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不是金融危机那么简单，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过剩危机”，是最严重的危机。

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林毅夫也给出了方案，借鉴“罗斯福新政”即国家直接出手干预经济，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释放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将大批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

于是，便有了本文开篇时的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朱总理听取了多方意见，又会同各部委、各方面专家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强力宏观调控政策。

基调确定之后，各部委立即开始调整，批复并延展了大批公共设施项目，在那个时候国内开建了大批的高速公路和其他公共项目。

但这些依旧无法消耗掉巨量的“双重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提出了著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当年宣布投入三万六千亿支持西部开发。

也正是有了这个宏伟战略规划，从那以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了快速发展，为后来西部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时国家手上并没有太多的钱，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外汇储备，但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

为了解决投入资金的问题，国家发行了大批国债，据统计整个西部大开发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是来源于国债。

国内外对中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国债的销售情况火爆，资金筹集也非常顺利，而这些策略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这艘巨型航空母舰竟然真的实现了稳定的硬着陆。

西方媒体一提到这段历史，往往用“专制专权”或“非市场经济国家”等词语来批判中国，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当年的强势调控，中国绝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如果当时出手不够果断，后果还真的不堪设想。

1998年香港遭遇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香港之所以能够险中取胜，这与中央的强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香港金融危机，朱镕基表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背后有强大的祖国为后盾，无疑给香港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中央支持，港府下场，决战香江，在东南亚、东亚损失惨重的情况下，香港局势逆转，最终取得胜利。

时隔几十年后，有人提起这段故事，仍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