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陶诗与魏晋玄风之间存在的关系（中）

玄学、玄谈在魏晋时期曾风靡一时，其衣被所及，远非止于哲学领城，即如当时的朝政、道德、学术、乃至文学艺术的理论和实践，无不沾溉至深。

陶渊明的艺术特征

陶渊明在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方法上，确实自成一格，他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既有别于传统，又与时流大异其趣的诗歌艺术美。这种美主要不靠外在的涂抹雕琢，而是诗人对事物本身的美的揭示和摄取。这种美蕴藏于现实生活之中，但又要凭诗人的审美修养去发现，并恰当地表达出来，因此它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这种美，人们称它为自然本色之美。

陶诗具有自然本色的特征，人们早就觉察到了，《诗品·宋征士陶潜》中不是说“世叹其质直”吗?“质”就是本色，“直”就是真率。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曰:“诗道志，故长于质。”苏舆《义证》释云:“诗言志，志不可伪，故日质。”

朱自清先生明确地说“质就是自然。”(《诗言志辨·诗言志》)“世叹其质直”，说明齐梁时人们对陶诗的自然本色之美，虽然看到了，但并不理解赏识。南朝是一个重藻饰、丹采的时代，刘艇说:“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情采》)“追文”即指追求文采藻饰之美。在这种空气中，陶渊明的诗风不合潮流，那是可想而知的事。

风格即人。陶诗这种艺术风格与诗人的生活道路、人生态度、思想品格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一切又无不受魏晋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的影响。

玄谈家们标榜自然，乃渊源于《老》、《庄》，所谓“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晋书·阮籍传》)《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自然视为宇宙万物的最高法则。《庄子》亦有“顺物自然”、“应之以自然”(《天运》)、“莫之为而常自然”(《缮性》)等语。在玄谈家看来，“自然”是与伪饰相对立的概念;人的最高思想境界，就是象大自然一样和融浑朴，只有这样才能算“真”。

《庄子·天下》曰:“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在玄谈家的概念中，“自然”与“真”几乎是同义语。“夫真者，不假物而自然也。”(郭象:《庄子·大宗师注》)“假物”就是伪饰，所以不“真”，当然也算不得“自然”了。弦乐是手指弹的，管乐是唇吻吹的，只有歌唱才是人的感情的直接流泻，所以比丝竹之音更近真实。这里“自然”之义，显然就是玄谈家的“真”了。由此可见，玄谈家是如何贵“真”、崇尚“自然”了。

当然，“真”不过是某种客观存在罢了，它本身是有是非、善恶之别的，并非一切真心率性都是好的。然而在某些玄谈家看来，似乎只要是真的就是好的。因此，魏末西晋时人，往往标榜狂放任诞，或醉生梦死，与猪狗共饮，或逸放无度，寄形做于山林。

现在看来，可谓丑态百出，腐恶至极。西晋王朝柞短命促，仅仅五十二年就覆亡了，刀巧些贵族，有的在杀伐中灭亡了，有的苟全性命，逃到江南，偏安一隅。江左时议，常有清谈误国之论，或出于自责自悟，或见于历史教训，因此东晋时期玄谈则有之，狂放任诞的病态行径则不大盛行了。然而，人们仍以任率自然相标榜，这一点直至南朝终结才告消歇。

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或借田园陶冶性情，或依山林逃避世患，或标清高以邀名，或蹈异途以抗争，凡此种种，都以复归自然为口号。于是，田园山水文学也就应运而兴盛起来。文学不仅在题材上与大自然结了缘，而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理论也与人们对大自然的态度和审美能力发生了关系。在他的思想中，“作文”与山水的关系竟如此密切。这就说明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和何深刻地影响到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实践，如何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观念。

陶渊明的思想和性格

陶渊明的思想和性格都明显受玄学崇尚自然的濡染。他自言“性刚才拙”(《与子俨等疏》)，“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护”(《归去来兮辞序》)。“矫厉”就是强作姿态，也就是违心的伪饰，与“自然”正柑对立。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在他看来，那是一个“道丧千载”、“八表同昏”的黑暗时代、大有“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之二十)的慨叹。他感到生不逢时，视官场为“尘网”、“樊笼”。

他的最后归田，不复再仕，与其说是朝政上的原因，无宁说是思想上的矛盾更合实情。因为陶渊明在朝政上并未受到如同屈原一类的打击，不是非走不可;也不象贾谊那样明显受人排挤压抑。他的归隐不仕，确实如他说的是“以心为形役”，即思想与行为的矛盾。这思想就是“质性自然”，这行为就是仕宦。

所以他回到农村后，才会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新鲜感觉。他这种思想和性格上的“质直”即自然天性，与他的时代极不合拍。当时溢法就有这样的话:“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

(见《晋书·刘毅传》)陶渊明归隐园田是他“返自然”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他之所以下了那样大的决心:“终死归田里”，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只有回到田园才能实践他“返自然”的理想和宿愿。乃至到死，“托体同山阿”(《挽歌诗》)，最终与自然完全合一。

这种崇尚自然的理想和人生哲学，与晋宋之际的现实:争斗、残暴、虚伪、奔竞等现象是何等的对立!他酷爱自然，坚守自然之性，在当时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的。

陶渊明既然坚持这种人生的理想和信念，自然对与“抱朴含真”相反的另一方面，即虚伪和豪华，要持反对的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信仰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上，就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更无一字不清真”(辛弃疾:《鹤鸽天》)。正如“抱朴含真”是他的思想性格的特质一样，质朴真率、自然本色也是他的诗歌艺术的基本风格。

在他看来，“著文章”是为了“自娱”、“示志”，如果隐蔽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矫情作态，那就是“矫厉”，就是虚伪。也正如颜延之所说，他为文作诗，“文取旨达”而已，而不是巧弄文字，铺锦列绣，借以扬才露己。因此，他的诗不象谢灵运、颜延之等人那样讲究词藻、用典和对偶。陶诗也常有典可寻，有的诗句对仗十分工巧，语言亦多有风华清丽之处，然而这一切都是自然流出。

陶诗在风格上的主要特征，我认为以“自然美”三字概括较为贴切，别的说法，诸如“平淡”、“枯淡”、“静穆”之类，总嫌有所偏颇。所谓自然美是与颜、谢之辈的雕琢美相对成趣的，表现为不离开内容而片面追求华美的词藻，也不以徘偶、用典为能事，而是按事物本来面貌去反映现实。

在陶诗中，写山林风景则清丽可想，春秋佳日，则“登高赋新诗”，“清吹与鸣弹”。思友朋，则披草相访，言笑无厌，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或“谈谐无俗调，所悦圣人篇”。陷冻馁，则“慷慨独悲歌”，“聊可挥”。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饥寒为病，叩门求食，虽拙言辞，但写出诗来，竟敢以《乞食》名篇，丝毫不以贵贱荣辱为然。他的品格质直真率，他的诗风自然本色，不是昭然俱在吗?

因此，或清靡、或质朴，对于他所描写的对象来说，都是贴切的，见花则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北窗炙车果录》)如果我们将“作为”理解为脱离内容而任意逞辞造语，施氏的说法就十分可取了。

结语

总之，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自觉追求自然本色之美的先驱诗人，并把这种理想、情趣贯彻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去。他不是将抽象枯燥的玄理硬塞进诗里，而是将这种理想和情趣化为一种新的美学观念，一反既往重外在描模刻划的风气，进而着力于客观事物内在本质美的揭示，创造出一种与现实生活本身协调一致、交相辉映的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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