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少年春风得意，青年潇洒俊逸，中年时运不济，晚年颠沛流离

文 / 毕朝阳

编者按：在第八届杜甫国际诗歌周到来之即，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将重磅发布由本会副会长毕朝阳先生撰写的长篇文章——《走近杜甫》，以此纪念杜甫诞辰1310周年。全文共七万字，每天发一万字，连续发布七天，敬请广大读者持续关注。

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

阅读提示：本文试图通过多维度、全方位透视杜甫的诗品、人格，还读者一个真实、鲜活、清新、立体、多彩的杜甫形象，使人们能够更自觉、更自信地去了解杜甫、感知杜甫、学习杜甫、体悟杜甫，从而更加从容地走近杜甫的内心世界。相信作者的不懈努力，能够让您做到开卷有益。

走近杜甫

——谨以此文纪念杜甫诞辰1310周年

（之一）

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毕朝阳

引 子

对于杜甫，闻一多说，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是“几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一评价，可谓至高无上、至精至切。而我要说，杜甫不仅是一位振古铄今的诗中圣哲，更是一位文化意义上的君子、仁者、圣人。今天，就让我们一道走近杜甫，去领略他的精神长相，思想高度去发现他的伟大与神圣吧！

走近杜甫，首先要了解杜甫的身世。

不了解杜甫的家世、身世，就如同不知道“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一般，无从知晓“诗圣”产生的土壤、“诗圣”诞生的背景。

对于杜甫，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普通巩义（县）人是极陌生的。1962年，是诗圣诞辰1250周年，就在这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斯德歌尔摩召开大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杜甫就名列其中。受这次大会的影响，杜甫才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里。（之前的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先秦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曾被命名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1958年，关汉卿入选。之后，1963年齐白石入选。）次年，也即1963年，杜甫故里才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保单位。之前，巩义很少有人知道杜甫故里就在站街镇的南瑶湾村。国人包括巩义人对诗圣杜甫的认识、对杜甫文化的研究也大抵从这时候开始起步。

之前，关于杜甫的事迹，民国二十六年的《巩县志》也不曾有过记载。仅是在文征四中摘录了杜甫的一首诗（《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而已。

后来，由于受文革的冲击，杜甫文化研究工作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杜甫文化研究的逐步展开，和对杜甫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杜甫才算真正走进了大多数巩义人的视野，成为巩义人的历史骄傲和巩义市的文化名片。

然而，杜甫却做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在距离我们一千多公里的四川成都，我们的诗圣老乡便火得很、红得很，甚至超过了川人自己的老乡诗仙李白（四川江油人）。数百年来，成都历届政府对杜甫草堂的修葺从未间断过。每年人日（正月初七）这天，都会发动市民到杜甫草堂瞻仰诗圣、谒拜诗圣。当然，这些都是免费的。杜甫的名字在成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日游草堂”活动，已于2011年入选第三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成为成都最具社会影响力与传播力的文化品牌之一。

凡是到过成都的人，都会对杜甫草堂游人如织的盛况感到吃惊。一个草堂，现在每年的门票收入就高达上亿元，为成都带来的综合旅游收入则高达十数亿元。良好的人文环境，也吸引着国内一大批杜甫文化研究专家、学者近悦远来，蜂拥而至，成都杜甫草堂因此而成为国内外地位不可撼动的杜甫文化的研究中心、传播中心。

三十多年来，我曾有幸到过成都五次，每次都要到成都草堂参观一番，每次都会看到草堂的新变化、新气象，每次心里总会油然而生出感慨万千。我想造成这种云泥之别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自身的底蕴不够。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事在人为，业在人创。如何通过学习好杜诗、了解好杜甫、宣传好诗圣，进而以我们的精深独到的真知灼见和知行合一的创新实践，尽快构筑起我们自身的文化优势，实现对成都的看齐乃至超越，我想，我们这一代必须做到使命在前、担当在肩。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欣逢盛世，恰逢其时。学习强国，文化强市。致敬杜甫，就让我们从学习杜诗、了解杜甫开始吧。

为了全面学习杜诗、深入研究杜甫，五年前，我专门购买了一套由山东大学萧涤非、张忠纲教授领衔编著的《杜甫全集校注》。这套编纂时长达36年、参与专家达11名、总字数达680万的煌煌巨著，可谓目前国内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者。说起来，《杜甫全集校注》一书也与巩义有着一定缘分：

1984年5月3日至10日，由山东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巩县杜甫故里纪念馆联合召开的《杜甫全集校注》样稿讨论会就是在河南杜甫故里举行的。萧涤非先生自始自终主持了会议。

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有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戈平、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屠岸、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林英海、巩县县委书记牛甲辰、巩县杜甫研究学会会长杨立柱、知名学者殷孟伦、蒋维崧、王利器、周振甫、舒芜、冯钟芸、陈贻焮等，还有成都杜甫草堂负责人杨铭庆、加拿大不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女士，以及有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出版社和《杜甫全集校注》编写组的同志，共七十余人。

会议期间，巩县杜甫故里纪念馆还特地举行了书法表演，萧涤非、殷孟伦、蒋维崧、王利器、陈贻焮等都乘兴挥毫为纪念馆题词赋诗。叶嘉莹教授还用英文书写了杜甫《秋兴八首》第二首，并吟唱了《秋兴八首》第一首。七十八岁的萧涤非即席赋《重谒杜甫故里有感》：

笔架山前暗揣量，的应窑洞出诗王。

少陵若是庄园主，那得光芒万丈长！

1985年巩县扩建杜甫故里纪念馆，山东大学捐助2000元，在“敬慕诗圣奉修故里”第一批赞助名单中，山东大学排在第一名，是唯一捐助2000元的单位。

在杜甫陵园竖立着两通纪念碑，一通由萧先生题写碑名：“唐杜甫陵园纪念碑”，另一通刻有萧先生的《重谒巩县少陵墓》诗和天津大学王学仲《谒杜甫故里》诗。

1991年4月15日，萧先生溘然长逝。巩县政协、巩县杜甫纪念馆还发了唁电：“惊悉萧涤非教授逝世，不胜悲痛。萧教授多次莅巩指导工作，他的逝世，对我县杜甫研究工作是莫大的损失。”

这段文字，来自于张忠纲先生的《杜甫全集校注》编纂琐记。按虚岁，萧先生接受《杜甫全集校注》任务时是74岁，张忠纲担纲完成时，也是74岁，仇兆鳌最后完成《杜诗详注》时，也是74岁，这难道是一种巧合？

面对千江万状、汪茫海瀚、铸古镕今、茹地含天的杜诗及研究成果，起初我确实感到无从下手，在博大精深、气象雄浑的杜诗面前，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无知与浅薄。说实在的，如果不了解中国古代史，不熟悉中国古代文学史，你在杜诗面前，几乎就是个懵横、白痴。毕竟那是他老人家“读书破万卷”、“百年歌自苦”的心血结晶呀。要想睽其堂奥，就必须恶补自己的历史知识与文学知识。没有这些知识的铺垫，你就拿不到走进杜诗殿堂的敲门砖。为此，我在通读了中国古代史之余（读史好办，只要你有好的记性即可），又拿起了古奥的《诗经》、《楚辞》。单研读这两部经典，我就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好在退居二线后，我便有了充裕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最终，我不仅攻克了这两座横亘于我与杜诗之间的堡垒，而且也顺势收割了《诗经新译》、《楚辞新译》这两部著作。当这些铺垫工作完成之后，再回过头去尝试着阅读杜诗，就略显轻松了一些。但实际上，要想真正吃透杜诗的精髓、领略杜诗的精妙，并不是可以造次的事情。如果不了解杜甫生活的历史阶段、杜诗的创作背景，不了解杜甫的内心世界、创作心态，那么，你同样难以读懂杜诗、读懂杜甫。

只有真正走进了杜甫的精神世界，走进了杜甫的心灵深处，你才能真正了解杜甫、理解杜诗。可杜甫毕竟是1000多年前的人了，要想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心灵深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我做了积极而黾勉的尝试：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从床上爬起，净手泡茶，点上香烟，一边反复阅读他的诗作，一边竭力揣摸他写作时的心境。如此虔诚地与杜甫进行神交，果然效果明显。也许是他老人家可怜于我，时常会赐我以灵感，让我的脑子在灵光之余，颇有思想发明，下笔如有神助，有时一晚上即可译注几首杜诗。

又恰逢新冠疫情来袭，对外联系几乎中断，更有利于我集中全部精力，进行杜诗的翻译工作。如此两年的马不停蹄、手不释卷，终于按“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顺利地将杜甫的1455首存诗全部用白话文（现代语）翻译完。那种大功基本告成的愉悦感令我欣欣然陶醉了多天。但对于翻译的质量如何，合不合他老人家的胃口，仍一直心怀忐忑。

直到去年5月份，河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杨光女士亲自审阅了稿子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我才如释重负。杨光女士在推介文中写下了如下评语：更具特色的是它的翻译，译文是颇见功力的，会不时质疑是杜甫穿越千年而转身吗？她说，这是她目前看到的有关杜诗翻译的最佳作品。由此，我对自己的作品质量更加自信。

通过翻译杜诗，我才明了为何现今眼目下人们对于杜甫知之甚少，或只是一知半解，因为大家根本没有（或者说很少有）机会和条件来通读杜诗。而据我的经验，如果杜诗你通读不了五遍以上，不能对杜诗作出准确翻译的话，那么，你就无法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杜甫的人生经历，系统感知其思想与诗风的变化，仔细体悟其人格与情怀的魅力，自然也就难以领略诗人的伟大之处，发现“诗圣是怎样炼成的”秘密。

我作出如是结论，决不是用来吓唬人的。这既是一种理性，也是一种客观。因为，我也正是在一遍遍地阅读体验、一次次地与杜甫心灵碰撞中，才越来越觉得杜甫的伟大与高尚的。而这种发现，就如深山探宝一般，必须付出超越常人的艰辛劳动，甚至以透支个人的生命为代价。

当然这种劳动与牺牲，也不必人人都要为之。大家只要善于利用其成果、乐于享用其成果，我也就满足了。能够让读者毫不费力地阅读杜诗，十分轻松地走近杜甫，正是巩义杜甫文化研究会与我本人主动开展这项工作的初衷。我相信这本《杜诗课》以及不久将出版的《杜甫全集注译》的当代价值也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

《走近杜甫》这篇文章，旨在探明三个问题：一是杜甫的形象到底该如何去表述？二是杜甫对于人类的重大贡献重要启示。三是我们到底应向杜甫学习哪些方面。

通常在我们的印象中，杜甫就是一副干瘪羸弱、驼背躬脊、愁眉不展、潦倒不堪的穷酸模样。这也难怪，因为我们很多人对杜甫的第一印象（原始印象）就来自于矗立在巩义原汽车站对面的杜甫雕像。据说当年那位叫蒋兆和的雕塑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模样来刻画的杜甫。而出于对这位国内雕塑界权威人士的尊重，我们很多人便先入为主、不假思索地认可了（或接受了）杜甫的这一形象。于是很多人便认为杜甫一生都是穷困潦倒的，杜甫一生都是愁眉不展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说杜甫一生都是穷困潦倒的、愁眉不展的，只是某些人对杜甫个别诗歌内容进行断章取义而得出的片面结论，甚至是错误结论。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杜甫的身世、杜甫的生平、杜甫的性格、杜甫的作派。

首先谈谈杜甫的家世，也即杜甫的出身。

先说说杜甫的远祖（十三世祖）杜预（《晋书》有传）。历史上这个人可真是太了不起了。他不仅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也是司马昭的妹夫、司马懿的女婿。文治武功，显赫当时。西晋灭吴，他就是统帅。中国历史上文武双全的人有很多，但只有两人死后同时进入到了文庙和武庙。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便是杜预。况且杜预比诸葛亮进入的还要早。（古代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是为了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地方，武庙是纪念和祭祀姜太公的场所）。杜预博学多才，颇有建树。被时人誉为“杜武库”。他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注》，考释严密，注解精确，流传至今。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曾作《祭远祖当阳君文》，对这位令他时常引以自豪的先祖进行了高度颂扬。

杜甫的曾祖父（老爷）叫杜依艺，唐贞观十八年任监察御史，位终巩县令，正是他把杜家从湖北襄阳迁到巩县的。可能是政绩一般，新旧唐书无传。

杜甫的祖父（爷爷）叫杜审言（645—708），唐修文馆直学士，官至武周膳部员外郎。（新旧唐书有传）

杜甫的父亲杜闲（682—741），曾任偃城尉、奉天令、朝仪大夫、衮州司马。（新旧唐书无传）

杜甫的爷爷杜审言，也是一个厉害家。他与苏味道（苏轼的九世祖）、李峤、崔融，并称为初唐“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区别于古体诗）的奠基人之一。杜甫“吾祖诗冠古”中的吾祖，指的就是他的爷爷杜审言。杜审言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长子杜闲，次子杜并，三子杜专（曾任开封尉），四子杜登。长女嫁蜀县丞钜唐魏上瑜，次女嫁济王府录事河东裴荣期；三女嫁平阳郡司仓参军卢阳范正均；四女嫁硖石县尉京兆王佑；五女嫁常熟主薄会稽贺撝。

杜甫的亲生母亲出自隋唐时期天下最著名的“五姓七望”之一的清河崔氏。所谓“五姓七望”，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当时，很多社会名流都以能娶上这“五姓”女子为荣。所以说，杜甫舅舅家的门第在当时也非同一般。杜甫的外婆的祖父、外祖母则是李世民的儿女，李世民当应是杜甫的外曾孙曾曾祖父，因此从理论上讲，杜甫和唐太宗李世民是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的（相隔六代）。

以上情况说明，杜甫的家世很好。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正月初一，杜甫就出生在这么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大家族里。父亲杜闲为儿子取名为甫，我觉得有这么两层含义：一是杜甫是老大儿子，二是杜甫长相俊美。希望他长大后能大展宏图，大显身手，大有作为，大有成就。（次年（713）即开元元年。）杜甫出生于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最后一年，可谓是幸运的。但不幸的是，在他两岁多的时候，生母崔氏便因病下世了。杜甫的童年，实际上是在洛阳仁风里二姑家度过的。杜甫的二姑对于杜甫可谓视为己生，疼爱有加。关键时候，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亲生儿子的性命为代价，来挽救杜甫的生命。鲁义姑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但许多人不知道，“有唐义姑”的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杜甫二姑身上。由于当时杜甫年纪尚小，并不清楚内情，他是后来才从二姑家仆人那里听说的。不难想象，当年杜甫听说事情真相后的真实反应。因此，杜甫对自己的二姑一直是感恩不尽的。二姑卒后，杜甫泣血亲撰了《唐故万年县京兆杜氏墓誌》，文中写道：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

大义的种子就这样埋在了杜甫稚嫩的心田。

而杜甫叔父（二叔）杜并的故事，也在他稚嫩的心田中埋下了孝义的种子。杜并的事迹，我们回去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也是很感人的。他死时年仅十六岁，被世人誉为“孝童”。长安二年（702）四月十二日，杜并被安葬于洛阳建春门东五里（杜甫祖茔偃师首阳山前）。其父杜审言亲作祭文祭奠之。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左台监察御史苏颋（tíng）亲自为杜并撰写了墓志。称赞他为“安亲扬名，奋不顾身。行全志立，殁而犹生。”当时巩县藉诗人刘允济也撰写了祭文。

杜甫出生前十年他的二叔就死去了。所以，杜甫并没有见过二叔，但其二叔的事迹却足以影响杜甫一生，为杜甫后来成为有情有义、重情重义之人埋下了伏笔。

优越的家庭条件，使杜甫打小就受到了规范的儒学教育。再加上天姿过人，聪颖早慧的杜甫“七岁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十四五时便“早充观国宾”，成为了政府聘任的国情观察员。“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在大唐第二政治文化中心的东都洛阳，以诗赋见长的杜甫很早就在大腕云集的翰墨场里已崭露头角，成为令人青睐的“文坛新星”。

十九岁以后，杜甫的经历大概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一、漫游时期。二、求仕时期。三、为官时期。四、飘泊时期。

漫游时期：唐代诗家文人在应试之前，大都喜欢漫游，以开拓视野、阅历社会、广交朋友、增长才识。同时，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籍此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为科举应试作准备。

开元十八年（730）（杜甫19岁），年将弱岁（20为弱岁）的杜甫便开始了自己的漫游生涯。先是游晋，至郇瑕（即今山西临猗），结识了韦之晋、寇锡等人。次年，即开元十九年（731），南游吴越。“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州荷芰香。嵯峨闾门北，清庙映回塘。”“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鉴湖日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壮游》）历时5年，遍历江南山水、名胜古迹。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因要回洛阳参加应进士试，不得不结束这次极具浪漫色彩、令他终生难忘的吴越之游，回到了故乡洛阳。

开元二十四年（736），“忤下功考第”的杜甫（25岁）随即又启程游历了齐赵，与苏源明等“放荡齐赴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壮游》）杜甫的第一首《望岳》诗便作于此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时的杜甫是多么地意气风发、青春飞扬。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的父亲杜闲下世。杜甫回到偃师为父亲守墓三年。公元742年，李隆基改元，是为天宝元年。天宝（公元742年正月——公元756年七月）三载正月朔，改“年”为“载”。天宝三载（744）四月，三年之孝完成后，33岁的杜甫在洛阳与44岁的李白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遂相约同游梁宋。时大杜甫6岁的高适也正寓居梁园，于是三位便结伴同游。“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遣怀》）。次年（745）秋，杜甫、李白才在山东衮州分手。在此期间，杜甫曾登上过泰山。“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朱崖著毫发，碧海吹衣裳。龟蒙不复见，况乃怀旧乡。”《又上后园山脚》。

如此“快意八、九年”的漫游生活，使杜甫在35岁前便得以完成“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双重人生历炼。而八、九年的漫游，虽然当年不收门票，可单衣食住行又该花费多少金钱呢？要知道，当年杜甫并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工资收入，这些钱当然来自于家庭的资助。可见当年杜甫的家庭经济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拿现在来说，一个年轻人在自己没有任何工资收入的情况下，要想出去游玩一年，又需要花大人多少钱呢？更何况还是那种呼朋唤友、寻欢作乐的玩法呢？

由此可见，35岁前，杜甫是很潇洒的，没有为花钱而发过愁的，并且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否则何以任性的“说走就走”，何以随便的“呼鹰唤兽”，又何以轻易地与当时名气远比他大（名满天下），且比他年长11岁的李白结为朋友的呢？我猜想，当年杜甫一定是在嗜酒如命的李白身上花了不少的钱，通过“喝酒交朋友”与李白熟络了起来。否则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怎么会随随便便地与杜甫搅和在一起的呢？李白是属于那种虽视金钱如粪土（千金散尽还复来），但离开金钱又一会儿也过不成的主儿。要想与一身酒味的李白交成朋友，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花钱请他喝大酒。谁能让他把酒喝美，谁就有可能成为他的挚友。比如王伦。当时，他只不过是安徽某地的一个富商，钱多的花不完了，便想附庸风雅一番。听说李白的诗全天下写得最好，于是便托人捎信给李白，说他那里有赏不完的美景（十里桃花），喝不完的美酒（万间酒家），希望李白能亲自来他那里一趟。李白一听有喝不完的美酒，随即便答应了王伦的请求。到了之后，王伦对李白自然是热情招待、美酒伺候，李白要走时，王伦还大方地赠予了李白八匹骏马，当然金银自然也是少不了的。于是，李白在被王伦的热情好客感动之余，便欣然吟出了那首著名的《赠王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踏歌”，便是今天的拉手舞。

总之，杜甫三十五岁之前并没有过过什么穷日子，如此，又怎能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呢？假如杜甫生活真的很贫困潦倒，他又如何能在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当年，将相当于现在农业部副部长的千金娶到手呢？又怎么能裘马轻狂、随心所欲地到处漫游呢？显然，这种说法是不明真相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由此带来的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杜甫形象描述的一错再错。

再次，求仕时期。

天宝五载（746），杜甫35岁。此时距其父下世已经5年时间。杜甫共有姊妹6个（四个弟弟：杜颍、杜观、杜丰、杜占。一个妹妹。）虽然与弟弟妹妹不是一母同胞（4个弟弟1个妹妹都是后母卢氏所生），但却感情很深，情同手足。当时，除了杜甫已婚外，其他弟妹都还没有成家，杜闲死后，杜甫家道中落，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由于家里人口多，父亲的积蓄没几年便被“坐吃山空”。过惯了衣食无忧的优裕生活，一下子没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全家人确实很不适应。眼看一大家子的日常开销都成了问题，作为长子的杜甫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坐视不管。长兄如父，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杜甫理应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不过此时杜家也并不是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船烂还有三千钉呢，好赖他的祖上还为这一家子在长安、洛阳等地留下了“永业田”。即使一家人啥也不干，填饱肚子还是问题不大的。

况且，杜甫姊妹们因蒙受祖荫，还享受着“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特殊待遇，也就是说，这部分田亩的收入是无需向朝廷交租税的。如果没有高人一等的生活要求，凭此收入，过正常的平民生活还是毫无问题的。

之前，当惯啃老族的杜甫在家里显然是个“连油瓶倒了也不扶”的主儿，既没干过体力活，也不懂什么生意经，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读书作文、交友旅行上了。不过，这一次经历过丧父之痛的杜甫显然变得开始吃目了，似乎多少有了点家庭责任感、个人危机感。如果说二十五岁那年，杜甫对自己“忤下功考第”还满不在乎的话，那么，三十五岁的杜甫，面对自己韶华将逝，一事无成的悲催状态，显然心里已经发毛了。

怎么办呢？杜甫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取仕之路。本来当大官就是杜甫的人生奋斗目标。（与“致君尧舜”这一崇高政治理想相配套的，便是他的“稷契之志”。）然而，自25岁那年落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醉心于漫游的杜甫似乎将这一人生追求给雪藏了，直到十年之后，才重新激活了进京求仕的程序。正好此时，朝廷下发了“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的诏书，自信满满的杜甫便随着考生大军的洪流涌入了长安。这一次，杜甫是躇踌满志、志在必得。并坚信自己能够倚马可待、马到成功。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右相李林甫的嫉贤妒能、私心作崇，杜甫与众多考生一样，仅因他的一句话，又一次在天宝六载（747）的国家大考中名落孙山，遭受了命运的“滑铁卢”。“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谁能料到，李林甫的这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弥天大谎”，竟在一向圣明的明皇那里得以“瞒天过海”并盖章生效。由此可见，此时的明皇真的已是“眼花耳聋”，不再“耳聪目明”了。明皇失明，这既是明皇个人悲剧的前奏，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序曲。

（未完待续）

来源：巩义市杜甫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