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足巴黎：2020年，5位法国作家如何书写“封城日记”

2020年3月17日，巴黎因新冠病毒肆虐而首次采取了封城措施。法国各大报纸纷纷开辟“封城日记”专栏，邀请众作家记录自己在禁足期间的感受。每个作家被疫情和封城触动的敏感点都不同：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因封城造成的人与人的隔离而神伤的、为被禁足的读者开书单的、关心社会在非常时期的运行状况的、记录自己的隔离生活的……这些真切的思想和感受，可以见证当下，可以引起共鸣，或许更能够启发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此处所选五篇作家日记，均来自法国《电视周报》2020年3月的“封城日记”专栏。

忧伤的皮肤

这是从痛苦和忧郁那儿偷来的一片柔情。照片里，一位老太太含笑将双手贴在一楼的窗玻璃上，窗户被白色纱帘遮去一半，老人们用这种帘子装饰自家老宅的做法由来已久。窗的另一边，街道上，一位女士——我猜她是老人的女儿——鼻子上扣着医用口罩，双臂交叉，将双手贴合在老人的两个手掌上。那双手倾诉了一切：爱、关注、强装的淡定和担心——“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张由帕斯卡尔·伯尼耶尔拍摄的照片上周六登上了《北方之声报》的头版。照片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让我恍惚间想到了自己。十四岁的时候，我隔着载我去夏令营的大巴车窗，望了父亲最后一眼。我挥别父亲，殊不知那是永别。今天，我们似乎碰上了同样的情形。最后的目光，最后的手势，也许吧。我端详着照片，生出疑问。窗玻璃真的把母女俩隔开了吗?她们的手指是不是永远也碰不到一起了?不要紧。她们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以至于那块玻璃，不管有或没有，都已不复存在了。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想把自己的皮肤融进对方皮肤里的渴望，消除了一切隔离。

剩下的是匮乏。我们无法抑制的渴望。熟悉的、遥远的、想望的、觊觎的、触不到的皮肤，我们的父母、孩子、朋友和爱人的皮肤。直到一个月前，我们能想象一个为了人类自身利益而禁止拥抱、亲吻和肌肤接触的世界吗?我想到了那些无法吮吸新生儿肌肤的父亲；那些分隔两地的恋人；那些双手经过一整天的刮擦而灼伤的收银员；那些在仓促的葬礼上未能亲吻母亲冰冷额头的姐妹；那些被人拦在楼外的医护人员。因为，你们明白，他们的手掌就是病毒的培养皿，从这些手掌到我们的电梯按钮之间，什么都可能在瞬间传播……

我们待在现代的蜂巢中自我隔离，我们假装保持联系，视频中的微笑、照片、社交网络、通知、电话。屏幕加深了匮乏豁开的裂口——它什么都不能弥补，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填补人与人之间的分隔。拟像在我们之间额外设置了一道玻璃，上面映着可以防止我们发疯的幻像。但谁又真的相信呢?为了自保，人们强迫自己忘却甜蜜，忘却肌肤纹理，忘却身体颤动，忘却贴面的清凉触觉，忘却嘴唇的细柔包裹，我们强迫自己遗忘难忘，天哪，这是多么不容易，起床时一片空白，入睡时空空如也，这就是我，是你，是人类中所有脆弱的人。

我想到了马拉巴特的一段话(出自其1973年出版的小说《皮》):“皮，我们的皮，这该死的皮。你无法想象，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皮囊，能够干出何等的英雄业迹，能够犯下何等的无耻罪行。”这副双面皮囊，崇高又罪恶。作为秘密的停靠港，它传输着情感，以及病毒。我们终于明白，皮肤是我们唯一的防线。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大陆、边境、封禁：每个生物都是其自身的国土和岛屿。为了让我们觉醒，需要地球的这一下惊跳，可果然，我们是令人大失所望的动物。

于是，我看到了这张巨大的人皮，它像一张无边的犊皮纸，铺展在世界上空。一无所知的我们把自己的历史寄放在上面，把遭遇的意外铭刻在上面，把人类的集体传奇编织在上面。我们还身兼描摹时代的细密画画家，自以为掌握了时代全貌，但时代用它的鞋跟踩灭了我们的气焰。那些活在对炸弹、地雷、强奸和饥荒司空见惯的国家里的人民知道，皮肤是我们最珍贵的财产，而我们西方人才刚刚醒悟。可皮肤并不专属于我们，还有数百万的微生物在我们体内筑巢。意大利作家弗朗切斯科·佩科拉罗在法国不为人所知，但他早在一部很有预见的小说《和平年代的生活》中，就已经研究了寄生虫群体：“人类自诩为自然的主人是可笑的；把创世神话、外在于人的现实视作为我们服务的宇宙是可笑的。正是我们用自己的组织、皮肤和血液，为成千上万的物种、数十亿的标本提供了食粮……我们的不同在哪儿?我们的卓越在哪儿?”

这是一段皮肤的历史，一段脆弱的历史。但还不至于是万念俱灰的历史，不妨当它是一段张满我们的风帆、又从指缝中溜走的记忆。渴望重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但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看护好自己忧伤的皮肤。

病毒检验我们的团结程度

巴黎“封城”第八天。禁足令继续延长，每个人都投入到居家工作的义务当中，当自我产生抵触时——毕竟待在家里根本无法令人安心——我们选择通向外部的最后一道窗口：数字窗口。屏幕，一种数字形式的救赎，我们从上面读取信息。不管怎样，我们还能看到些好消息——尽管那些消息会时常遭到遗忘。《世界报》等一众媒体坚持这种鼓舞人心做法：他们没有否认当下局势的严重性，也没有掩盖会让一整周都陷入哀恸的沉重数字，但他们指出，与新冠感染和死亡的统计人数相比，被宣布为痊愈的人数也在增加。

互助运动已具规模——其挑战将是运动的深度与可持续性，我们必须押注于此次应运而生的新公民精神：公民精神与防疫后盾的增强甚至赶超了新冠病毒的感染速度。这呼应了一位病人的话：“我们在检测病毒，病毒也在检测我们。”这句话在心理上给人以力量，病毒让我们有机会检验我们的团结程度，检验我们坚守的人文与人道的牢固程度。考验中固有失望，但也有美好的发现。

《鼠疫》完美地阐释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暴露无遗，就像照片的曝光过程一样：本来不被察觉的东西，现在却显现出来，让人心生失望，或者反过来，让人重新获得此刻亟需的信心。让·格雷尼耶读完加缪的小说后，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您的书让人产生一种沉重而深刻的共鸣……大家都会称赞这部小说的理念，即与恶对抗的坚持；以及看上去单调的叙述方式，我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品质，因为单调证明了心智的成熟。”

我们的部分“封城”日记，讲述的就是这类“单调”。在史无前例的形势面前，单调成了反常的真理。人们以为，与旷古奇闻搭档的永远是紧张激烈，其实并不一定。每一天都是类似的，数字越来越糟糕，新冠病床和呼吸机的配给起初让人寒心，逐渐让人变得麻痹。加缪在小说中用单调与坚持对抗恶的辩证法，是集体在经受考验之时的典型做法。集体经验的结构是二元对立，每个人都在这一结构中各就其位，一些人过得单调，另一些人就过得饱和。

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在紧急状态下，占上风的、纹丝未动的，依旧是社会的运行状态，依旧是我们身旁的精英在没有万全办法自保的情况下接触他人的基本勇气：护工、收银员、公交司机、家政人员、送货员等，他们是基层中的伟大精英。

幽默，禁足期的保健药

巴黎“封城”第十一天。隔离有它严肃的地方，但隔离3.0也有滑稽和荒诞的时候。它秉承了即兴喜剧的伟大传统，而数字工具又为它增添了技术感、画面感和互动感。幽默的“调节”作用并不新鲜，近年来，幽默已经成为社会、文化和女性主义宣传中的重要元素。仅举一例，二○○一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蒂莫西·亨特——他绝不是为了搞笑——曾针对女性发表过一番荒唐言论：“当她们在实验室里时，会发生三件事：你爱上她们；她们爱上你；你批评她们时，她们就对你哭。”女科学家们随即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了以“性感得让人分心”为标签的“呼应”，纷纷晒出她们在显微镜前哭泣，或者自责跟男同事又谈起恋爱来的照片。

在这个标签下，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有逗人发笑的推文让我们一展愁眉。这就是幽默的作用：它在产生禁锢感、阻滞感、屈从感的地方产生自由；它行使解构的权利：这样或那样看似——甚至就是——悲剧的事件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被易容了，不是被否定，而是被超越、被升华；转瞬之间，悲剧不再坐庄，去悲剧化开启了，它是正向心理投射的产物。这可以算作逃避，但也可被视为简单的中心偏移，向旁边挪一步，脱离现实，腾出距离，渡往彼岸，切换视角。

当然，幽默还有其社会作用：它在社会分裂之时组织社会，在纽带断裂之时维系纽带，甚至在绝望人间塑造人性；总之，幽默以自发的方式生产，却无决心和信心带来的负重感。它不咄咄逼人，不激昂陈词，只留欢声笑语，让我们这些船骸继续漂流。其实，幽默是能产生运动的，因而在禁足期间，幽默是一剂促进身心运动的保健药。“所以，反讽就是意识的流动本身，头脑不断废黜自己的造物，以保持劲头并继续主宰符号、文化与仪式”，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在其一九六四年的作品《反讽》中如是说。

这剂传统良药可消解因过失而涌上心头的怨恨、气恼和愤怒。扬科列维奇再次告诉我们，幽默做到了“对整个现实的尊重”，尽管它要经历自身的微渺、微末、琐屑和无谓。它的“无谓”是为了更好地接受。最先尝到这滋味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他们藉此稍作休整，以恢复体力、抓住眼前的生命。

我难以忍受把他人当成威胁

在巴黎东城一条崎岖的小巷里，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士将小孩绑好在婴儿车里，推着车从一栋磨石风格的房子里走出来。当看到我朝向他走去时，他害怕起来，躲进两辆汽车之间。我停下脚步，拉开距离，好让他通过。由于道路窄小，他迟疑着前进，然后像箭一样从我眼前穿过，同时不忘保持低头姿势，无疑是为了让我们各自的黏膜隔开最大的距离。一句话、一个手势、甚至一个眼神都没有留下。在这片刻间，我们不再只是行人，而是唾液的分泌者，是活的气溶胶，是两组培养基。我们都被一轮光圈围着，就像中世纪祭坛画中圣像头顶上的光环。只是包裹着我们的，是由无数小水滴组成的隐形云雾，且它象征的不是救赎，而是救赎的反面。

在尚未关闭的公共空间里，一种全新的人类正在诞生。出于种种需要，人们在楼梯间里、斑马线上、超市门外相遇，更多时候是在超市里面重逢。现在的社会关系似乎完全受物理基本定律的支配，人们就像同性电荷般行事。当他们聚集到同一个地方时，便会发生互斥反应。最大的问题是，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头?我应该退到多远的地方，才不会吓到我的同类，同时又不刺痛到他?如何在不排斥他人的情况下避开他人?

我尽量少出门。每当我跨出自家的门槛——有时这一动作的频率高达一周三次，我总是隐隐觉得自己有错。一瞅见警车，我就鬼使神差地加快脚步。正如我口袋里揣着的罚单上写明的那样，我违章了，我乱纪了，或者说，我犯法了。我享有随时配合警察质询的耐受力。我每次为出门找的理由必然是有待商榷的。我在街角杂货店刚买的奶酪、一盒鸡蛋和一把樱桃小萝卜，是否属于基本生活用品的范畴?我仔细找了一找，看不出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或“刻不容缓的”的理由，使我非离开公寓不可。

我迷失在沿美丽城一路下行的某条小径中，两旁是公园、花树和小楼。在这片不时被救护车声打断的死寂中，我们舒一口气，倾听最微弱的生命迹象、栅栏后面孩子的哭啼、更远处窗户上一块抹布的摩擦。每一种声响都像被电影音效师放大了一般显著。我的家还在一公里的范围内吗?在一个广场的中央，我看到两男一女正在交谈，他们彼此隔着相当远的距离，各自的狗被绳子牢牢拽着，以防它们互相攀爬。宠物往往很难遵守防疫措施。

禁足期间的巴黎是符号的帝国。突然间，一切东西都抓取到了意义。每一次外出都要有理有据，不能只以书面形式呈报，其动机必须做到外露。这儿有人推出了购物车，那儿有人套上了紧身裤和运动鞋，别处还有人亮出了印有电信运营商缩写的工作服。街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剧场，人人都在其中扮演指定的角色。我的一个朋友会随身背着一只空购物袋，即便是在家附近溜达都得带上。前两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个年轻女人，她像抱着婴儿一样，把猫咪揣在怀里散步。我期待下次能遇到一个端着鸟笼或鱼缸的人。

我避开最繁忙的街道，并非出于慎重，而是为了免于一见到同胞就要绕道走的尴尬。我难以忍受把他人当成威胁、当成扩散的危险一样对待，我更不忍心以停步不前或更换路线的方式向对方申明我的心思。我施展各种策略，好不让别人注意到任何不妥。我预估他人的行动轨迹，趁早溜走。我缓缓移动，走出一条漂亮的高斯曲线，流畅，规则。但是，很多时候，对方也会在最后一刻改变方向，于是，我们就在一种略显滑稽的神色中照面，然后不得不侧身跳开。我安慰自己说，这样做反过来也保护了别人。我试图用微笑来弥补我的戒备姿态，我摆出表示友好的表情，但通常遇到的是无人搭理的空气。这一刻，人们都在相互打量，却不怎么对视，似乎我们的眼睛和嘴巴一样，都可能沦为传染的源头。

禁足期的书单

星期一，我便和妻子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们要离开首都，带着两个孩子去我们那栋位于雷岛的破旧小屋里避难。那里与我们在巴黎的公寓大相径庭，算是斯巴达式的艰苦环境，但当整个法国都在受难时，我们能够——甚至可以说是必须——做一些牺牲。我太害怕了。前一天，妻子在化妆时打了喷嚏。两下。我们知道，我们幸存了下来。

出于互助的精神，我们向在家里帮佣的贾米拉提议，让她借此机会跟我们一起离开。我们可以挤一挤。但她坚持要和三个儿子一起住在她那位于新庭的两居公寓里。她害怕改变。妻子是一家大银行的副经理，到时候她能远程办公，这对她大有好处，她可以在花园里摘草莓，或者捡枯木生火，总之干在乡下能干的所有的事。我们一大早上路，大约九点或九点半的样子。这让我想到了逃亡，想到了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难民。我在从不离身的记事小本上，为自己未来的作品写下了这样的备忘录：“我们都是移民。”

到达之后，我们得去储备食物以维系一家子的生存所需。我需要买圣雅克扇贝、多宝鱼和海鲷鱼。妻子把为拯救地球而生的雷克萨斯混合动力车停放好后，从车库里开出了适合泥泞地区行驶的路虎揽胜。雷克萨斯挂着末尾是75的车牌11。开着这车出去，没人知道当地人会不会朝我们扔石头。我们在花园里吃了晚饭，彼此保持着安全距离。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和手套。

吃完饭后，孩子们和往常一样不愿收拾餐桌。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把桌子清理干净，冠状病毒就会用它的尖牙来咬你们。”无论形势多么惨烈，都要教子而且要有方。我一边写作，一边品着由南瓜花和从韦科尔山脉的蜂花中萃取出来的精油混合制成的有机排毒茶。透过书房窗户，我看着被笼罩在夕阳光晕里的蜀葵。一只夜莺正拼命把它火热的音符投进柿树的叶簇中，仿佛和我一样，它也决定要唱出这个正在被邪恶蹂躏的世界的痛苦。夜莺和我都是宇宙至暗之夜的守夜人。我心想，这场大灾难会让多少人走上作家之路呢?在这些黑暗的时代里，我们这些写作者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保存文明与文化的火种，使其继续为人类点亮。我以为这次的禁足是有好处的，我可以借机重读普鲁斯特、巴尔扎克、亨利·詹姆斯、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亚历山大·贾当12的所有作品。

我正思索时，妻子走进书房，朝我靠过来。我知道她要做什么，但也不能不遵守防护措施啊。我让她离远点，把口罩戴上，她听到后勃然大怒：“我受够了被关在家里的日子!无论如何，我们得过日子啊!”她失控地喊道：“我们不可能连亲嘴都搞成远程的!上菜、洗碗要怎么远程!趁着这个机会，远程吃饭、远程上厕所怎么样?”她的问题朝我压来，我也很难过，但我还是坚持己见。这就是隔离的可怕后果。闭门谢客才刚刚开始。

我的书单或可让你们在这段禁足的日子里放松神经、理清头绪：萨特的《隔离审讯》和《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格扎维埃·德·梅斯特的《宅游记》;若利斯-卡尔·于斯曼的《逆流》;莱昂·布洛伊的《隆瑞莫俘虏》;让-马里·拉克拉维汀的《禁闭者》;西尔维奥·佩利科的《我的狱中生活》;卡露·玛丁尼兹的《耳语城堡》;弗朗索瓦·尚德纳戈尔的《房间》。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卡罗琳·洛朗等，法国作家“封城”日记选，世界文学.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