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顾维钧
“我有一条腰带是用细珠子穿的，装着银带钩，珠子那么细小，简直和织出来的一样。
“我在西班牙、法国、香港和以色列各处找人仿制，都没有办到。这种手工已经没有人会做了。”
在《没有不散的筵席》中，黄蕙兰如此描述着日常生活中的琐碎。
作为民国时期亚洲首富之女，黄蕙兰富可敌国。
提起民国时期的富家女，大部分人都是嗤之以鼻，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那些富家女不知民间疾苦，只知穿衣打扮。
她们无法理解社会变革带来的流离失所，也无法体会，革命志士为了抵御外敌侵略，不惜舍下家人性命的壮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位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背后的女人，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尽管她的确是中华民族的后代。
早年间，黄蕙兰的祖父因参加太平起义失败，而逃荒至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屿，开始漫长的苦力生涯。
兴许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强大，黄蕙兰的祖父凭借自身的毅力与智慧，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白手起家，甚至开启了黄氏“商业帝国”。
黄蕙兰父亲黄仲涵
黄蕙兰的父亲继承了祖父的衣钵，将黄氏商业蓝图继续扩大，一度做到了南洋地区首富。
而此时在遥远的中国，黄蕙兰未来的丈夫顾维钧，正在与封建旧俗的婚姻制度作斗争。
两种不同的生命体，都在各自不同的环境里，养尊处优、负隅抵抗着。
很难想象在这样大的落差下，二人是如何维系长达39年的婚姻。
尽管这段婚姻的交集，始于黄蕙兰的母亲，对于富贵家庭繁杂破碎的现实关系的逃离。
那时黄蕙兰的父亲正忙于娶第18个姨太太，而对于眼前这个15岁便跟随自己的女人魏明娘，愈发冷淡。
黄氏家族
尤其是在魏明娘相继生下两个女儿黄琮兰和黄蕙兰之后，黄蕙兰在册的兄弟姐妹，已经多达42人。
尽管如此，父亲并没有要收手的意思，母亲自知追求感情无望，便远渡重洋，带着一对女儿前往伦敦生活。
初来乍到的母女三人虽然腰缠万贯，到处购置房产，但是一百年前的华人，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没有足够的立足之地的。
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世界各国的名流之辈皆数聚集在巴黎，顾维钧作为中方驻英国会使得以前往。
而在此之前，为了遏制日本在中国的企图，顾维钧还特意拜访了美国前总统威尔逊。
黄慧兰与顾维钧，一个是除了金钱便一无是处的落寞富家女，一个是国破山河在，致力于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谋权的外交使臣。
若非命运使然，两人或许此生都不会相遇。
黄蕙兰的母亲，自打在英国遇见这位英姿飒爽的中国使臣之后，便火急火燎地将在巴黎游玩的女儿黄蕙兰叫回家。
“他什么都不会，甚至连起码跳舞都不会，只会说一口不太流利的英文”，黄蕙兰向母亲和姐姐抱怨道。
黄蕙兰与母亲魏明娘
“你有钱，他有势，你还有那么多心怀叵测的姨娘，如今不给你安排个有能力的人家，如何护你周全”，母亲魏明娘言辞恳切地说道。
黄蕙兰纠结至极，父亲虽然与母亲冷淡，又娶了众多姨太太，但对于母亲要将她嫁给顾维钧一事，却表现出极大的反对。
“他有过婚约离过婚，还娶过一个老婆，剩下一双儿女，蕙兰嫁过去只能做妾。”
“我的女儿岂能下嫁与人”，黄父在信中极力反对着，作为一个连续娶妻18个的“前辈”，他可以坑别人，但是不能让自己女儿吃亏。
黄蕙兰父亲黄仲涵
从一个老父亲的角度来说，反对也是极为正常的。
但是从母亲的长远利益考虑来说，寻找一个有权势的依靠立足于上流社会，也并不无道理。
她知道用何种方法为女儿谋福利，更何况家里还有一个擅长“下毒”的姨妈。
“你如果不与顾维钧相好，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死在你那个会下毒的姨妈手中，你自己掂量”，母亲交代完便起身去招呼客人。
这些被请到巴黎家中的客人，正是巴黎和会中方的代表团，其中就有刚刚丧妻不久的顾维钧。
当时的顾维钧，正值壮年，又比黄蕙兰年长几岁，碍于母亲的介绍，黄蕙兰不得不主动见识一番。
起初黄蕙兰对顾维钧并无兴趣，一番交谈之下，才发现顾维钧更加无聊，除了国家大事，顾维钧也说不出个花言巧语来。
兴许是人帅话少，位高权重，黄蕙兰虽然说不上喜欢，但也被顾维钧这种稳健的男性魅力所吸引。
顾维钧见状，便展开主动“攻势”，对于二人的结合，母亲与姐姐是极力支持的，所以黄蕙兰很快就被拿下。
“我有一对儿女，他们需要母亲”，顾维钧当着黄蕙兰的面，目光坚毅、斩钉截铁地说道。
黄蕙兰目瞪口呆，心里琢磨着：“这算是求婚？仅仅是他的孩子需要一个母亲，而我要做继母？”
正是这一段无聊又没有情感的一句话，二人竟顺理成章地结了婚，尽管黄蕙兰似乎并没有完全爱上顾维钧。
从顾维钧的求婚说辞上来看，他大概是被黄蕙兰的外表吸引，而本质上需要的还是一个持家的女人。
这也为二人日后的婚姻埋下一颗不安定的种子，尽管这场婚姻持续了39年，但这背后却有着许多见不得人的辛酸。
在母亲的见证下，这段婚姻正式在一枚镶刻着“什米尔蓝宝石”的戒指和一件貂皮斗篷下开始“运营”。
显然顾维钧的家境远不如黄蕙兰家殷实，这些东西，甚至不能与她三岁的时候，就挂在脖子上的80克拉钻石相比。
然而顾维钧却可以给到黄蕙兰，一个她用无数金钱都买不来的，正统中国人的身份。
确切地说是中国驻英国外使夫人的身份，有了这一头衔，黄蕙兰和母亲在遥远的英国上流社会，便可以享受到一切特权。
婚礼如期在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举行，顾维钧为了投其所好，还邀请了国内外政界翘楚作陪，黄蕙兰享尽风光。
正如黄母高见：“你有钱，他有权”，这正是保护母女三人周全的完美结合，初尝名利的黄蕙兰，顿时感觉这“婚姻”还不错。
黄蕙兰
婚后的生活，黄蕙兰依旧保持往日里的奢华，开着父亲买的豪车，戴着母亲亲自挑选的珠宝。
在外交场合，她用毕生所学的6门语言，为身为外交官的丈夫“舌战群雄”，一度引来中内外高层人士的好评。
她参加白金汉宫宫廷舞会，与英国高层人士握手，与伊丽莎白合影，她前往美国，参加杜鲁门总统的就职典礼。
她在国际政界社会，左右逢源，将顾维钧的国际地位推向历史新高，她雍容华贵又博学多才，是众人心仪的“好夫人”。
她理解战事频繁的中国，正饱受战争的洗礼，也理解作为外交官的丈夫，出席外交场合而囊中羞涩。
她慷慨大气，为中国修建驻波兰大使馆，只为了重振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她体恤丈夫，为丈顾维钧出席多种外交场合提供资金支持。
当抗战爆发后，顾维钧回国工作，黄蕙兰更是受到父亲的支持。
黄父大手一挥就是20万，一举帮她拿下北京狮子胡同故居，与丈夫办公起居使用。
正是这样一位出手阔绰，又富有才情的印籍顾夫人，却时刻将丈夫的脸面和中国人的形象放在第一位。
“所有中国外使的夫人都比不过顾夫人”，国民政府驻法国巴黎的领事袁道丰赞叹到。
尽管黄蕙兰已经倾尽一切来支持丈夫的事业，尽心尽力照顾丈夫前妻与自己的四个孩子，顾维钧还是无法高兴起来。
起初，顾维钧的确是被这位雍容华贵的大小姐所吸引，也真情实意地想与之白头偕老。
可真正生活在一起时，二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又不像其他传统夫妇那般情深意切。
每每黄蕙兰要与顾维钧一起出席外交场合，黄蕙兰总是将自己最名贵的珠宝与服饰如数穿戴满身。
甚至她还喜欢与其他的名门阔太争相斗艳，以至于还登上美国杂志，被评选为1920年至1940年“最佳着装”的中国女性。
想来作为一个出身高贵的海外华人，黄蕙兰深谙国际上流社会那一套，不管中国处境如何，中国女性要争得那一份“光荣”。
但这份“光荣”，对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生长的顾维钧来说，过于奢靡，且自身为军人，又要顾及国内人的看法。
顾夫人过于“张扬”，势必会招蜂引蝶，为丈夫顾维钧惹来一些不必要的口舌麻烦。
一时间，“顾夫人绝代双骄”、“顾外长抱大腿”、“顾外长吃软饭”，等等说辞不绝于耳。
作为一名极具大男主义的中国传统男性，听见这种非议可还了得，以至于顾维钧开始反对妻子的种种“珠光宝气”。
“我已经尽我所能送你我力所能的珠宝，以后其他名贵首饰收藏起来便不可再戴。”
“还有那台汽车，我已经有一台，虽然是二手的，可是已经足够使用”，顾维钧望着坐在扔满钻石首饰的梳妆台前的妻子说道。
显然黄蕙兰没有同意，她也不会同意。
在她看来，顾维钧在追求自己之前就已经知道，珠宝首饰还有名贵汽车都是自己已经具备的。
之前能用如今却不能用，顾维钧未免过于大男子主义。
可往日不同于眼前，如今顾维钧的地位也高于从前，自然不希望夫人的锋芒掩盖自身。
更何况她是那般富有魅力，以至于她被西方社会的诗人评价为“东方最美丽的珍珠”。
一方是习惯了富甲一方，锦衣玉食生活的大小姐，一方是自尊心极强又大男子主义的外交官。
二人在公共事业上的成就自然不用多说，但是每当走进生活，二人之间却少了许多初见时的情分，愈发疏远起来。
女人还是曾经的那个女人，而丈夫却不再是以前的丈夫了。
女人在外交场合，尽力规范言谈举止，又锋芒毕露赢得满堂彩，只为了博得丈夫的一句认可。
然而这一切都被他的那句“你周末应该去海德公园，再带上个肥皂箱子”击得粉碎。
黄蕙兰失落至极，丈夫不再欣赏她对镜梳妆的模样，也开始挑剔她在外交场合的发言没有层次。
她昔日里随意将珠宝丢在梳妆台上的动作，也在深深地刺痛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此时的顾维钧，已经不需要一个只重视外在的妻子，和一个只喜欢追逐名利的富家大小姐。
渐渐地，黄蕙兰无法忍受丈夫的冷嘲热讽，进而选择分居，但对外，她们依旧是外交场合上的“好搭档”。
回到家关上门，他们却变成了谁也不搭理谁的“陌生人”，尽管如此，二人依旧保持“外合里不和”的生活模式。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9年。
老话说得好：女人的生活不能没有爱，男人的生活不能没有女人。
分居两年后，黄蕙兰发现，丈夫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名为“严幼韵”的女人，尽管那时的顾维钧已经71岁。
黄蕙兰嫉妒至极，生气地将一杯茶水从顾维钧的头顶浇下，却又佯装洒脱的要求离婚。
可顾维钧丝毫没有理会黄蕙兰，依旧淡定自如地打麻将。
也许在他看来，最好的攻击就是无视，尽管那是自己结发39年的妻子。
顾维钧自知当了一辈子的外使大臣，也享尽了一辈子的风光，晚年只想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生活。
而黄蕙兰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姐姐因嫉妒而与她老死不相往来，父母又已离世多年。
而且，父亲留在爪哇的所有遗产，也被其他手足分割，一些固定房产也被日本人占了去，只有父亲生前给予的一些财产留作生活补贴。
39年的婚姻生活各取所需，最终形同陌路，二人携手创造过辉煌的外交生涯，也亲手毁灭了几十年的婚姻生活。
要说黄蕙兰在婚姻上一生清高随母亲，不难过是假的，不嫉妒也是假的，丈夫将所有关注和温暖都给了另一个女人。
换作是谁，都很想好奇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连一个出身高贵，风靡国际政坛的“女明星”都比不及。
恰巧，她严幼韵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高材生，也是一位已故外交官的遗孀，还带着三个孩子。
她没有珠光宝气的外表，也没有奢华的生活，仅仅是一份传统女性的自持与贤惠，但是这便足够吸引顾维钧的目光。
尽管黄蕙兰对于“小三上位”嗤之以鼻，尽管她已经与顾维钧分开。
但是在黄蕙兰的心中，严幼韵永远都是妾身，自己才是正统“顾夫人”。
这位正统的“顾夫人”，晚年一直与心爱的宠物狗生活在纽约，褪去了往日的色彩，孤独又惬意。
她藏起毕生穿戴过的珠宝，悉数变卖，悉数上交给博物馆收藏，悉数分配给顾家后人。
1993年，黄蕙兰带着对往昔峥嵘岁月的不舍，在曼哈顿的家里与世长辞，终年100岁。
晚年的黄蕙兰
这是个漫长而又圆满的年岁，也是个半生富贵又半生苍茫的人生，人这一生，活着无非都是在追逐名利和各取所需。
只不过最终都无法熬过年岁的消逝，许多年轻时候无法想通的事，都会在孤独的晚年之中觉悟。
正如黄蕙兰生前所说：“以前我是在众人的包围下生活的，但我觉得孤独，现在我孑然一身，只有一条狗作陪，我却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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