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求助信和上海30万独居老人困境

文/石晗旭

时值4月，位于上海市金沙江路和枣阳路交叉口的华师大二村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

这个拥有27栋公寓楼的小区，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小区内的建筑大多都是没有电梯的老式公寓，公寓外体的红砖，以及楼道上的老式铁窗，都记录着岁月的变迁。

华师大二村本是华东师范大学为教职工提供的栖身之处。从学校中山北路校区后门（枣阳路门）出发，步行200米即可到达小区。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和华东师大中文系终身教授、《大学语文》教材主编徐中玉生前都曾居住于此。

如今，华师大二村仍居住着很多老教授。比如已有84岁高龄的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赵修义就依然生活在这里。

78岁的王彪是在2002年搬到这来的。据他介绍，现在华师大二村的310户居民中，有100多户仍与华东师大息息相关，或是同他一样的离退休教师、职工，或是仍然在职。

这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区，却在本轮上海疫情中因一封求助信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4月12日凌晨，一封来自华师大二村居民的求助信开始在网上流传。

信中描述，自4月1日封控以来，小区只收到过一次物资配送，小区内不少独居老人缺吃少喝、生活困难。更糟糕的是，小区居委由于缺人面临瘫痪，阳性居民迟迟得不到转运，且出现感染者以来，小区从未进行过专业消杀。

多位华师大二村居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求助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基本属实。原计划4月5日的浦西解封并未如愿到来，大家储备的食物越来越少，但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却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而转运、消杀迟迟未见。这一切都让居民们感到不安。

华师大二村居民陈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直到4月9日小区挨家挨户摸排情况时，作为志愿者的他才发现，自己隔壁一对八十多岁的夫妇食物已严重短缺，仅够两三天的，而老人中风后的常用药已经从每天三次减少到两次。

他介绍说，这样的老年人在华师大二村390多位居民中占了八成。对他们来说，既不会上网抢菜，也无法应对刷屏的团购接龙，自救能力非常有限；而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老人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向外人讲述他们的处境，甚至对不在身边的子女，也鲜少主动求助，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年轻人的负担。

4月18日，仍在封控之中的华师大二村。摄影/本刊记者 田雨昊

老人们缺食少药

以往，每天早上五点多，居住在华师大二村的王彪都会准时在鸟鸣声中醒来。等用过早饭或是午饭后，他会带着两岁多的小孙子步行200多米到华东师大校园，或到500多米外的长风公园去转一转。

91岁独居在华师大二村的张丽蓉阿婆，平时都自己烧饭。由于没有电梯，住在4楼的她上下楼有些吃力，每次从一楼爬上二楼，她会歇一会儿，数100个数再继续往三楼爬，三楼有个凳子，她坐在那里数到200，再往四楼爬。

尽管上下楼不方便，但张丽蓉阿婆仍时不时会去小区对面的餐厅吃饭，有时还会搭上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去城隍庙看一看。在她看来，这是她在上海生活的一部分。

近一个月，这样平常的生活被疫情打断了。

3月28日，上海宣布以黄浦江为界，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当日实施封控、4月1日解封，浦西地区4月1日实施封控、4月5日解封。

当天，华师大二村的居民们便纷纷开始囤菜。

华师大二村对面有一家小超市，旁边有一家生鲜连锁店“钱大妈”，这也是居民日常买菜的地方。但3月28日，小超市因为出现感染者被封，第二天“钱大妈”也被关了。

4月1日，封控如期而至。

第二天，华师大二村收到了一批街道发来的物资礼包，也就是求助信里所提及的他们唯一收到的那批物资。据居民林晓翔回忆，这份礼包里有三根胡萝卜、一颗包菜和两块鸡胸肉。而此后，直到4月11日，小区居民再未收到任何物资配送。

不会抢菜、也不会团购，让老人们的囤粮越来越少。

海娜的父母也住在华师大二村。封控后，她每天都会和父亲通过微信聊天。父亲从来不说缺少食物，只是告诉她，一切都好。被海娜问起，他也总说“不缺吃的，政府会解决的”。

直到有一天，父亲打电话给海娜，问她能否帮忙买些吃的，海娜才知道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上青菜了，家里的食物已所剩无几，鸡蛋只有两个。

即便这样，父亲也没有过任何抱怨或不满，还嘱咐海娜，不要在外面多说，免得伤了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心。

老年人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封控让日常用药的补充也成为难题。

87岁的刘原和他83岁的爱人都是空军退伍老兵，1978年转业来到上海，1982年搬到华师大二村居住。2020年，刘原的爱人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吃饭也需要别人喂，刘原自己的胯关节也做过手术，腿脚行动不便。

疫情前的每个周末，在浦东八佰伴生活的儿子都会回来探望他们。再加上日常有保姆照顾，生活一直有保障。如今，他们与儿子各自被封在黄浦江两岸，只能靠电话联系。

直到4月9日小区志愿者上门统计每户居民物资需求时，刘原才告诉对方，自己爱人的降糖药所剩不多，已经从每天三次减少到两次。他说，“志愿者都很忙，我想着还能撑几天，不给他们添麻烦。”

缺药的并不是刘原一家。父母住在华师大一村的胡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月11日那天，她与父亲通话，发现周遭很吵，这才知道83岁的父亲正独自拿着医保卡和通行证走了6站路，到社区医院去配药。

唯一的居委会社工

4月1日，按市里的要求，华师大二村需要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在小区的一块空地上，小区居委会唯一的社工王嵘礼组织着27栋楼里的全部居民下来检测。

多位居民回忆，当天大喇叭反复响着，一时间全员出动，再加上没有人维持秩序，场面一度拥挤、混乱。

据王彪回忆，这一轮核酸后，小区便报告了异常结果，等待复核，但直到4月4日，阳性感染者仍未被转运出去。而这一天，第二轮全员核酸又开始了。

林晓翔记得，自己所在的楼栋是最先出现核酸异常的。但当天，他和楼里其他人依然混在人群中完成了检测。

这轮核酸后，小区再次报告阳性感染者。陈东回忆说，“但具体几例，分布在哪栋楼，信息并没有公开，只有居委会知道”。等4月7日第三轮核酸过后，又出现了一例阳性感染者。

虽然没有确切消息，但出现阳性感染者的消息开始在小区里不胫而走，大家也越来越觉得不安。

但与此同时，小区里需要做的工作也越来越多，组织核酸、发放抗原检测试剂、送物资、帮老人配药、解决居民提出的问题……但这一切，最初只能压在王嵘礼和十来个已年过古稀的楼组长身上。

据了解，华师大二村之前有自己的居委会，但2020年小区专属居委会被撤销，转而被并入隔壁小区长风三村居委会。去年，社工王嵘礼才接手了华师大二村，成为小区唯一的居委社工。

求助信中也提到，长风三村由于有疫情，居委会根本无法抽调更多的人手顾及华师大二村。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自封控以来，多位小区居民表示从未见过其他居委会成员，只有王嵘礼一人在忙前忙后。

作为长风三村居委会中唯一负责华师大二村的工作人员，过去十几天，王嵘礼每天就睡在居委会办公室。

除了之前提及的常规工作，他还要为小区里5位超过90岁的独居老人送饭上门，包括张丽蓉阿婆。

为了避免感染风险，封控楼的所有事情也基本靠他一个人。“像抗原检测试剂、物资和药品之类的东西，志愿者先完成分发，然后让‘大白’搬到货架上，他再带上去分发到每户。”陈东说。

由于缺乏组织、缺少人手，在封控初期，华师大二村很多工作得不到有效落实。比如，就有居民反映，有一批从外省运来的蔬菜，堆放在小区门口好几天，直到腐烂也没人管。

据居民林晓翔回忆，当时有在门口的志愿者拍照发到群里，后来有些封控楼的居民缺物资，就直接去里面扒出来一些还能吃的蔬菜。

好在后来小区一些年轻人开始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40岁的陈东就是其中之一。4月8日傍晚，陈东开始帮助王嵘礼理顺小区要做的各项事情。他们先是将小区群的二维码打印出来，在每个楼道门口贴上一张，再广播通知大家扫码加群。

没有及时入群的，他们从4月9日开始逐户联系，有微信的都邀请入群，同时统计居民所需的物资、用药需求。

通过微信群组织核酸检测，也让事情变得容易起来。4月10日，小区的第四轮核酸便是由志愿者带着医生轮流走到各楼门口，逐栋进行。这既维持了秩序，也避免了可能的交叉感染。

陈东还通过朋友联系到了武汉微光救援队。4月12日晚，微光救援队连夜过来给每栋楼做了消杀，包括楼道内环境及门把手、楼梯扶手等所有手可能触摸到的地方。

“他们不该被遗忘”

求助信发出的当天，华东师大就做出回应，表示二村是不少离退休教师的居住地，自疫情发生以来，学校高度关注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学校正沟通协调所在区和所属街道，师生校友也慷慨捐赠物资。

当天，长风三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顾辰晨也赶到华师大二村。他在小区表示，居民关心的阳性感染者转运问题将在当日得到解决。

4月12日，还有媒体注意到，一车馄饨正被送进华师大二村，志愿者们用平板手推车分发到各个楼栋。

两天里，华东师大校友丁祖昱给小区全体居民发放了馄饨、杏花楼礼包、牛奶和鸡蛋。另一校友丁杨阳通过上海仁德基金会，给小区志愿者及工作人员送来了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在接下来的几天，华师大二村又陆续收到了更多的物资：4月14日，华东师大经管学部校友通过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向小区的志愿者及工作人员捐赠了100套防护服、100个N95口罩、200副医用手套、100瓶酒精喷雾及30瓶消毒液；4月15日，社会爱心人士张楠通过恩派公益基金会捐赠150份蔬菜，华师大校友通过新沪商赛艇会捐赠油、米、饼干、鸡蛋各200份，在保障退休物资的前提下，剩余物资亦分发给所有居民；4月16日，上海银发无忧科技为老人捐赠1000斤蔬菜。

4月14日，华师大二村志愿者在小区大门内等待分发物资。图/受访者提供

在校友等社会力量的帮助下，华师大二村终于暂时摆脱了物资短缺的困境。

问题解决之后，但海娜的担忧却没有停止。“在上海，像这样老人居多的小区，远不止华师大二村”，海娜说，“他们不该因为沉默就被遗忘。”

《上海市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显示，上海是目前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型城市，约有533万老年人，占总人口36.1％。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20年底，上海独居老年人数为30.52万人，其中2.26万为孤老。

疫情发生后，有媒体曾对部分上海独居老人疫情的现状和困难做过统计，在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徐汇区岳阳路的老弄堂等多个小区，数十户受访的独居老人均面临着信息壁垒，其中大多在物资和医疗上已经遇到困境。

同样无法忽视的，是智能化时代下老人们的窘迫和无助。有志愿者介绍，其所在小区里大多数爷爷奶奶不太会用智能手机，连朋友圈发一张照片操作起来都很费劲，每次核酸检测用的健康云、随申码对他们而言也并不友好。而像张丽蓉这样年纪的阿婆，更是连微信也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在几个小区的团购群里看到，在接连发起的大米团、猪肉团、蔬菜团、酒精团等中，除了用相关小程序参团外，还会再发起新的群聊，譬如“奶油富士苹果群”，并将二维码发入大群中。

年轻人一个疏忽，可能就错过了截团时间，老年人操作不熟练，一晃神，团购的消息就被更多的群聊刷了过去，再翻起来就更为吃力。

“我现在还没有去抢购过，不敢抢购，也不会，还得靠年轻人。”退休前负责工厂生产技术、喜欢各种创造的华师大二村居民江信飞感慨道，“现在人老了，不中用了。”

“社区‘三驾马车’，业委会成员年龄比较大，物业正在更换中，责任都落在居委会身上”，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林庆华表示，眼下华师大二村治理确实比较难，特别是居委会工作人员少，可能需要想一想更好的机制，把多重力量发挥出来。

（应受访者要求，张丽蓉、海娜、林晓翔、刘原、陈东、胡欣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