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 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

仇鹿鸣

四星聚尾这一异常天象发生在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九月*:

初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运,以皇家土德,合承汉行。自魏晋至隋,皆非正统,是闰位。书奏,诏公卿议,是非相半。时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宰相(李)林甫亦以昌言为是,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疏奏曰:“昨夜云开,四星聚于尾宿。又都堂会议之际,阴雾四塞,集议之后,晴空万里,此盖天意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上以为然,遂行之。*

这是玄宗朝关于王朝正统的一次大争论,唐承隋为土德,所谓“国家承隋氏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常服赭赤也”*,所承续的是北朝系统,以北魏、北周、隋为正统。由于之前南北朝的分立,这一次序并非毫无争议。隋唐之际的王通便曾提出过远绍周、汉之说*,其孙王勃承其所论*,著《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主张直承汉之火运为土德,把魏晋南北朝各政权都黜为闰位。虽然封演讥王勃此说迂阔,未为当时所许。*事实上,这种黜隋承汉的正统观在初唐颇受时人重视,并对唐前期实际的政治运作发生过影响。*

武周革命前夕,改立二王三恪,“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封舜、禹、汤之裔为三恪,周、隋同列国”*,武后改制从李嗣真之议,具体的思想渊源尚不清楚。*唐代的二王三恪,例取杜预之说,以二王兼三恪*,武后改制则从郑玄之义,分立二王、三恪,显示出除旧布新、与唐之旧轨决裂的气象,可以视为周唐革命之际一系列具有政治象征意义改制举措的一环。*直至中宗神龙元年(705)五月复唐之初,方才“制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改归旧辙。*以此言之,承汉或是承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仅是一个礼制上的争论,事实上有着标识周、唐两个政权分野的象征意味。

尽管在初唐,一直存在着远绍周、汉的思想潜流,并在武周期间有过具体的制度实践,但众所周知,玄宗时代的真正开启乃是通过先天政变消灭太平公主等渊源自武周的政治势力,他本人对武周政权的态度恐怕相当复杂。*至天宝年间,虽承平日久,号为盛世,也曾有关于德运承续的讨论。*但时距武周甚近,故老犹在,而崔昌以区区处士身份上书,请求玄宗改承周、汉正统,并能在集议中舌战群臣,“负独见之明”,重新挑起这一敏感的话题,恐怕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背后可能蕴含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因此,虽然“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却难以形成共识,最终援以天象之变,才得以定谳。

就目前史料所知,此次关于王朝德运所承的争论,至少有双重背景。首先是玄宗本人确实有制礼作乐、改易制度名号的偏好,“希古慕道”并非浮泛之言。早在开元十六年(728)八月颁行僧一行所纂《大衍历》时*,张说所上《开元正历握乾符颂》中便将改定历法与承受天命相联系,云:“自尧典命,羲和修重黎之旧,理颛顼之历,上元甲子千五百余岁,得孔圣而《春秋》之历序,暨开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岁,遇圣上而《大衍》之历兴。是时也,土德入生数之元,天命当出符之会,信矣。”虽仍主唐为土德,但所云“其间距王而兴,不能复大禹九州之迹,及胜残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余气也”*,意在否定南北朝各政权的正统地位,将唐之德运远祧汉朝的火德*,此外“皇唐复兴,土精应王,厚德载物,生数五百,成数千年”,“得皇家天命,成数千年,古今祥兆,若合符契”云云更与王勃持论相近*,可知这一思想潜流一直生发着影响。同时开元十二年(724)甲子,被玄宗赋予了特别的政治意义,玄宗封禅泰山的计划便议定于是年,经过一系列准备后,于次年十一月告成*,而此时距高宗麟德元年(664)七月下诏于次年封禅,正好间隔一甲子,“孰若致美我高宗,勒岱甲子正六十”*。

其次,大约与玄宗朝的政争,特别是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有关。天宝七载(748)之后恰好是李杨矛盾激化,杨国忠势力上升的时期。*李林甫作为朝廷重臣中改承周、汉一说的主要支持者,崔昌上书或由他在背后策动,有投玄宗所好,借机邀宠固位之意。此议通过后,支持此说的崔昌、卫包等人也随之加官受赏。*

需要指出的是德运次序的改定,涉及正朔、服色诸方面的变化,牵扯甚广,因此历来都是议论纷纭而付诸实践者寡。特别是玄宗天宝七载方才下诏访求后魏子孙,以填补三恪之数,至次年七月立孝文帝十世孙元伯明为三恪,袭封韩国公。*仅过了一年,便欲改弦易辙,显得相当突兀。另一方面,天宝九载的改制同样是昙花一现。三年之后,李林甫去世,杨国忠取而代之,随即罗织李林甫案,追夺封赠,兴起大狱,贬斥李林甫之党。此时,所谓改承周、汉正统一事便成为杨国忠攻讦李林甫的一条罪状:

及是杨国忠根本(李)林甫之短,乃奏云:“周汉远,不当为二王后。卫包助邪,独与林甫计议,大紊彝伦。”上疑之,下包狱案鞫。遂贬为夜郎郡夜郎尉,崔昌为玉山郡乌雷尉,并员外置。*

杨国忠主张复用魏、周、隋后为三恪,或许是与其自承隋宗室之后的身份有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玄宗本人的态度反复。最初,“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似乎改承周、汉正统一事颇合玄宗本人的心意,李林甫等人不过希旨逢迎而已。仅仅三年之后,经杨国忠的一番挑拨,玄宗大改初衷,反疑卫包等党于李林甫,其间或有隐曲,玄宗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颇耐人寻味。

事件中的另一位主角卫包事迹目前所知寥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于天宝九载初先后撰书唐华岳碑堂修饰记、唐金天王庙灵异述、唐灵台观修三方功德颂、唐华岳庙古松诗。*卫包本以书法名世,此次华州之行系奉旨修治庙宇、立碑颂德,“天宝中,诏颂功德于华山云台宫,并安御容,重饰金天王庙前御制碑而作此颂”*。不过此事更为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天宝九载玄宗曾有封禅华岳的计划,是年正月“文武百僚礼部尚书崔翘等累上表请封西岳,刻石纪荣号”,凡三上表,上乃许之。*丁巳,“诏以十一月封华岳”,并“命御史大夫王钅共开凿险路以设坛场”,不过到了三月因“华岳庙灾,关内旱”而被迫中止。*卫包九载的华山之行,最初的目的很可能是为胎死腹中的封禅计划做准备,或可推断他是当时受玄宗信任的文士,并于谶纬灾异之说颇有造诣。*玄宗生于乙酉岁,以华岳当本命,因此玄宗一朝华山在国家祠祀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之前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先天二年(713)封华岳为金天王与开元十年(722)立华岳庙碑*,而天宝九载未及施行的封禅之议,本当是玄宗晚年自我作古,借助封禅进一步提升华岳地位,进而告成天下的重要政治举措。这一未获施行的计划与改定德运次序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值得进一步思考。

玄宗改承汉统之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皆与改制相呼应,在当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是年十一月己丑制:“承前宗庙,皆称告享。自今已后,每亲告献太清、太微宫,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献。亲告享宗庙改为朝享,有司行事为荐享”*,在制度上明确了皇帝亲祀与有司摄事之间的区别。天宝十载(751)正月,“壬辰,朝献太清宫。癸巳,朝飨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亲自完成太清宫、太庙、南郊祭祀三大礼。三大礼的成立标志着玄宗时代礼制改革最终完备定型,并在唐后期一直得到遵行。*

众所周知,诗圣杜甫因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识,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杜甫在赋中透露举行三大礼的目的便是将改定德运次序的举措郑重地呈告祖宗天地: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议,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以相籍,越彝伦而莫俦……上穆然,注道为身,觉天倾耳。陈僭号于五代,复战国于千祀。曰:呜呼!昔苍生缠孟德之祸,为仲达所愚。凿齿其俗,窳其孤。赤乌高飞,不肯止其屋;黄龙哮吼,不肯负其图。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呴喻。历纪大破,创痍未苏。尚攫拏于吴蜀,又颠踬于羯胡。纵群雄之发愤,谁一统于亨衢。在拓跋与宇文,岂风尘之不殊。比聪廆及坚特,浑貔豹而齐驱。愁阴鬼啸,落日枭呼。各拥兵甲,俱称国都。且耕且战,何有何无。唯累圣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缉。兹火土之相生,非符谶之备及。炀帝终暴,叔宝初袭。编简尚新,义旗爰入。既清国难,方睹家给。窃以为数子自诬,敢贞乎五行攸执?而观者潜晤,或喜至于泣。*

上方采厖俗之谣,稽正统之类,盖王者盛事。臣闻之于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萧条,无复生意,遭鲸鲵之荡汩。荒岁月而沸渭,衮服纷纷,朝廷多闰者,仍亘乎晋魏。臣窃以自赤精之衰歇,旷千载而无真人。及黄图之经纶,息五行而归厚地。则知至数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长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异。惟神断系之于是,本先帝取之以义。*

改易正统所承是杜甫《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叙事的中心,强调由于魏晋以降各政权都未能混一宇内,完成统一,于是皆被置于闰位,因此,自汉亡以来,正统暂绝,直至唐再受天命,阐释了唐承汉统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将“炀帝终暴”与“叔宝初袭”对举,进而强调“先帝取之以义”,否定之前根据五行相生的原则,唐因受隋禅,继隋为土德的旧有德运次序,进而将隋唐易代的性质视为“革命”而非“禅让”,取消了隋的正统地位。“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优游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晋,批周抉隋之后,与夫更始者哉”*,新的德运成了万象更新的象征。

杜甫《有事于南郊赋》中虽未再用大篇幅铺陈此事,但亦有“端策拂龟于周汉之余,缓步阔视于魏晋之首”等语述及改制。事实上,玄宗《天宝十载南郊赦》中对改制的意义已有明确的表述:“然则上稽历象,傍采舆议,爰以土位,承汉火行,是凭大《易》之辞,用绍前王之烈,祯祥累应,正闰攸分,不改旧章,惟新景运。”*值得注意的是《有事于南郊赋》又强调了早先颁行《大衍历》对塑造正统的意义:“宜其课密于空积忽微,刊定于兴废继绝。而后睹数统从首,八音六律而维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灭。”*正如上文已述及的那样,《大衍历》自上元甲子之岁,至开元十二年甲子,合三千四十岁,同样具有除旧布新、接续周汉的意义。*

事实上,杜甫此前举进士不第,其献三大礼赋时的身份与崔昌相若*,这种野人献曝式的上书,之所以能为玄宗赏识,关键不在于文辞的雅正,而在于能贴合现实政治的需求。杜甫在三篇赋中皆热情讴歌改定德运次序的意义,已足窥见当时的政治氛围。除举行三大礼外,玄宗于是月己亥下诏,“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这一更名无疑也与再受命的意图有关。

新的德运作为盛世的象征符号,很快也被纳入科举考试的题目,要求士人为之鼓吹。“后是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是年取士以“土德惟新”为题,无疑是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也契合《天宝十载南郊赦》中“不改旧章,惟新景运”的蕴意,强调玄宗再承天命的正当性。同样,在天宝十载五月,玄宗又下诏改诸卫旗幡队仗,之前用绯色,现在改用赤黄,以符土德*,进一步强调了土德的正统地位。

不过蹊跷的是这一次对德运所承大张旗鼓的变更,为何在不久之后,又被视为“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成为安史起兵时号召天下的符应。笔者以为欲索解其中的谜团,需将崔昌上书、杨国忠对李林甫的攻讦、安史以为四星聚尾作为易姓之符的政治宣传这三件事放在一起考虑,这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生,都与如何来理解四星聚这一天象变化背后的政治蕴意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天象变化的具体内容及时间,史料所记并不一致。两唐书《天文志》未载四星聚一事,《新唐书·天文志》则另记有: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则庆,无德则殃。”*两者显系一事,惟系时于八月,在具体星象描述上亦有四星聚与五星聚的差别。因此,我们首先试图确定这次四(五)星聚的天象记录能否被现代天文学计算所证实,进而判断哪一种记载更契合实际的天象状况。江晓原、钮卫星曾作推算:此次天象当发生于天宝九载八月庚申,结束于九月乙未,约持续三十五天时间。*但江晓原、钮卫星的计算对五星聚持较为宽泛的定义,将五星聚于60度内皆视为五星聚,黄一农则认为二十八宿中范围最大的井宿,其黄道广度亦不过大约30度,以30度之内作为推算五星聚的条件是较为稳妥的。*若此,此次天象在天宝九载八月庚申发生时,五星相距约59度,但其中惟水星距离其他四星较远,金、火、木、土四星则分布在约26度的范围内,至九月乙未天象结束时,五星之间的距离更近,分布在约33度的范围内,特别是除水星外的金、木、土、火四星紧密地分布在赤道经度242度至253度的区间内,恰好与尾宿的位置颇为接近(图一)。*因此,四星聚尾这一天象无疑是确实出现过的,甚至人们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略作夸大,将其宣传为五星会聚亦无不可。

另一方面,古人对五星聚或四星聚之间的不同意义区分得并不十分清楚,《宋书·天文志》已云: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严复墓志又云:“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志文将此次四星聚的天象比拟为汉高祖入关之应。而高祖入关,五星聚于东井,为受命之符,是世人熟知的典故,此方墓志的撰者赵骅是当时著名文士,当不至于混淆。若此,则是五星聚还是四星聚在时人眼中似乎区别不大,皆可视为天下大乱、易代革命的先兆。

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星占之术,往往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联,天象记载往往也因政治需要而被删改、附会。如西汉丞相翟方进因荧惑守心这一天象异变而被逼自尽,但根据黄一农的推算,当时根本未曾发生过这一天象变化,此事乃出于政敌的伪造,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代类似的案例亦不罕见。*如果以较为严格的标准来检验古代关于“荧惑守心”“五星会聚”这两种最重要的天象变化,也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数的记载并不可靠。*与其认为古人关心天象变化本身,还不如说更在意天人感应模式下投射在世间的政治纷争,因此天象记载本身的精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时人如何理解、诠释、应对天象的变化。*关于四(五)星聚这一天象对世间政治的意义,《宋书·天文志》提供了详尽而明晰的解释:

《星传》曰:“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齐则永终侯伯,卒无更纪之事。是则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汉光武、晋元帝并中兴,而魏、宋并更纪。是则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昔汉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张,各五日。柳、张,三河分。后有王莽、赤眉之乱,而光武兴复于洛。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后有刘聪、石勒之乱,而元皇兴复扬土。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后有董卓、李傕暴乱,黄巾、黑山炽扰,而魏武迎帝都许,遂以兖、豫定,是其应也。一曰:“心为天王,大兵升殿,天下大乱之兆也。”韩馥以为尾箕燕兴之祥,故奉幽州牧刘虞,虞既距之,又寻灭亡,固已非矣。尾为燕,又为吴,此非公孙度,则孙权也。度偏据僻陋,然亦郊祀备物,皆为改汉矣。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禅,此为四星三聚而易行矣。蜀臣亦引后聚为刘备之应。案太元十九年、义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与魏同也。*

据《宋书·天文志》所引《星传》之说,无论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都是王朝革命的重要预兆,如周武伐殷、五星聚房;汉高入关、五星聚东井;四星三聚而曹魏受禅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唐代官方编定的《开元占经》引《海中占》亦云:“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罚,离其国家,减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由此可知,《新唐书·天文志》所引“有德则庆,无德则殃”一占,便是这一占词同源文字的节略。*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所谓的“有德受庆”,也是与改立天子联系在一起的,绝非当朝天子的吉兆*,对此唐人有清晰的认识。

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昴,太史奏:“毕、昴,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衮冕摄朝三日,遣臣下备仪注、军府称臣以厌之。*

这一四星聚毕、昴的天象异动,在半个世纪后作为后唐李存勖承受天命、即位于邺的符应而被载入史册,这当然是出于后人的附会。但唐懿宗的乖张应对,无疑证明四星或五星聚对于当朝天子而言是需要攘除的灾异,而非吉兆。

因此无论是有德还是无德,“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无疑是王朝革命的重要征兆,这也是安史起兵以此为号召的缘由所在。*尽管《宋书·天文志》云“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提出五星聚未必一定是易代之兆,但即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之符,亦意味着皇权失驭,霸者迭兴,四星聚则至少预示着兵丧并起的大乱之象。因此,这一重大天象变化的出现,无论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无疑都是对玄宗本人权力正当性的重大挑战。

天象异动带来的危机直接推动了改制。根据以上考述,或许可以对整个事件的演进过程做一更大胆的推测。天宝九载八月,在司天台官员报告五(四)星聚的天象发生之后,如何应对、攘除这一对当朝皇帝合法性构成重要挑战的天象异动,便成了玄宗、李林甫所需面对的一件棘手之事。九月崔昌上《五行应运历》,请求改承周、汉正统一事便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崔昌的行动或许是受到了李林甫的操纵,但其背后更有着玄宗的默许与支持。因此玄宗很快接受了崔昌的意见,下诏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公。*

不管如何,在天变的驱迫下,改制被迅速付诸实践。玄宗改承周、汉正统一事的实质是通过再受天命的仪式,自居有德者之位,以应明君将出之兆,从而化解五(四)星聚这一天象对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冲击。整个举动与西汉哀帝因赤精子之谶、行再受命事的举措颇为相似*,所谓“上方希古慕道”,直接指涉的大约就是汉家故事。而上文所引“会议之际,阴雾四塞,集议之后,晴空万里,此盖天意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云云,实际上是在宣示玄宗改承周、汉之后,即刻得到了天象的回应,顺利度过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不过这一改承周、汉正统的举措,起初虽然声势浩大,但不久之后,随着李林甫的去世,招致杨国忠的攻讦,引起了玄宗的猜忌,旋即遭到废止。*而那位出身寒微的元伯明再次幸运地被立为三恪,并且其家族地位一直得以保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杨国忠清算李林甫、独揽大权,恢复以周、隋为二王后之后不久,天宝九载因故中辍的封禅华山之议再次被提出。天宝十三载(754),杜甫投匦献《封西岳赋》*,积极为之鼓吹:

惟时孟冬,百工乃休。上将陟西岳,览八荒,御白帝之都,见金天之王,既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轩皇。兹事体大,越不可载已。*

赋中引时议云“国家土德与黄帝合,主上本命与金天合”,按历代封禅皆告成于岱宗,华山虽作为五岳四渎之一,历代受到崇祀,但除了传说中的黄帝外,历代无封华岳者。*当时反复被提出的封禅华岳动议,无疑是为了迎合玄宗本人以华山为本命的信仰,“予小子之生也,岁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协太华之本命”*,杜甫亦不讳言这一动机,“维岳固陛下本命,以永嗣业”。此次封禅之议背后的推动者大约是杨国忠,杜甫表中除了颂扬玄宗之德外,亦特别将其表出,“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朝臣给玄宗新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在前一年刚刚恢复旧有德运次序后,杨国忠主导之下给玄宗加尊号,并再次推动封禅华山的种种举措,恐怕不无“拨乱反正”的意味。

这一封禅倡议最终无果而终,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不过当年五六月间曾发生荧惑守心、日蚀等天变*,入秋之后又遇霖雨饥馑*,封禅的取消大约与这一系列天象人事上的不协有关。《新唐书·天文志》将“荧惑守心五旬余”占验为“主去其宫”*,目之为玄宗奔蜀的先兆。“主去其宫”的占词当然出于后见之明,但这一天象恐怕也会成为安禄山叛乱重要的号召。值得注意的是,肃宗后来为灵武自立构拟的合法性叙事中,天宝十三载也成为关键的时间节点,“往十三载冬,已有传位之意,属水旱年饥,左右劝朕,且俟丰岁”*。

毫无疑问,天宝九载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前一系列天象异动及其应对策略是观察玄宗晚年政治一个重要的角度,较之于其他帝王,玄宗本人无疑对天象征验有着更多的敏感。尽管睿宗为何突然传位玄宗的真相仍笼罩在迷雾中,但至少表面上是以“传德避灾”,攘除星变为借口的,“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可以说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两次天象异动,映照了玄宗时代的开场与落幕,此时距将要动地而来的“渔阳鼙鼓”已不遥远,仅仅一年多后,盛世的幻景便被击碎。事实上,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在其晚年一方面醉心于自我作古、超迈前王,通过制礼作乐、封禅改制塑造圣王的形象,另一方面,面对异常天变造成的危机,又仓促推行改制,攘除灾异,可以说玄宗晚年的政治氛围既有帝业永昌的自负,同时也夹杂着盛世表象下的虚弱与不安。

改制背后隐藏着的李林甫与杨国忠的争斗,导致天宝九载之后,玄宗在短短三四年间竟两次改易正统所承,其间造成的混乱,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恐怕有相当的冲击,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唐王朝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尾确属燕分*,上文所引《宋书·天文志》便记汉末韩馥以尾箕为燕兴之祥,试图拥立刘虞称帝,这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安禄山利用这一天象变化大做文章,宣扬天命改易之说,笔者怀疑安史政权之所以选择“燕”为国号,除了地域因素之外,“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之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本文节选自《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仇鹿鸣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有删节，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