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史经典三书”：现代人的案头必备、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

“剑桥史经典三书”

现代人的案头必备

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

编：

对懂书的人来说，有三个出版社堪称“通史”类著作的“免检保障”——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日本的讲谈社、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三家不仅在国内享有巨大声誉，更是全球公认的经典和权威。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历史悠久的学术出版印刷机构。

很多人即使没有买过剑桥出版社的书，也听说过它的鼎鼎大名。高品质、学术化出版，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不懈追求。

▲高品质的出版质量，让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很多出版物成为无数图书馆的必藏书

剑桥大学出版大中华区总裁袁江说：“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古老的童话。剑桥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近2000种新书，每一本都要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学术委员会定期的严谨讨论后批准，委员会由18位富有学识、不同学术领域的教授组成。由于出版的图书大多很专业化，又横跨几乎所有自然及人文科学，教授们的敬业、专业和投入令人十分钦佩。”

这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古老的出版制度，之所以在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世界坚持这样的传统，目的只有一个：追求极致的品质。

▲爱丁堡大楼 |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部所在地

1980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高峰。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镇社之作”，例如剑桥史系列：《剑桥中国史》《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剑桥科学史》等，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引入中国。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早熟，但后来被西方超越的东方大国，国人一边想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但同时却习惯了“从中国看世界”，而不是周有光先生说的“从世界看中国”。

正如历史学者朱维铮所说：“想象中国是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外国学者只能通过窗户看里面，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

而以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外国汉学家们，恰恰能帮我们找到房间的位置。这套“剑桥经典三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不只因为它们是伟大出版社的经典书，更因为这些书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察世界、审视自我的角度。

这套书正是梁启超先生说的“益民智之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套有洞见、有态度的史书，更能帮助我们思考历史的发展逻辑，去寻找真理和自由。

▌《剑桥中国史》：“毫无顾忌”的历史书，唤醒中国人的“历史道德”

《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是堪称“头号中国通”的费正清和崔瑞德（杜希德）。他俩领衔百名西方汉学界顶尖的学者，历时半个世纪，终成巨著。 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称它为：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这不仅在于《剑桥中国史》的史料之丰富，论述之深入，更在于它体现了“记录真相”的历史精神。 其中，有一点能引发中国人深思。即“统一”到底意味着什么？

费正清说：“10亿欧洲人散居在欧美50多个主权国家中，但是10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难道只是因为地理的差异和民族的特性吗？

▲《剑桥中国史》内页展示

与此相反，《剑桥中国史》当代卷的主编之一马若德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局面就使得当时的政治哲学家们，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当有了“统一”的永恒命题，随之而来的就是统一的最高象征——皇帝，以及庞大而复杂的官僚团体。而为了顺利行使帝王和他下属组织的职能，就需要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

帝王、官僚、意识形态，在统一的国家理想下，看似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三角关系。但是马若德指出，这样其实并不现实，“统一这个概念是自我拆台”。 个体或许会一时失语，但是不会永远当哑巴。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积蓄日久，最终会导致混乱，造成统一制度的崩溃。历史上不乏其例。

因此，马若德认为：“维护统一，只有实行多元化”。这样的话，只有《剑桥中国史》能说，也只有《剑桥中国史》敢说。

▲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马若德

敢说敢讲的马若德于2019年年初去世，费正清和崔瑞德更是早已作古，这版凝结一代汉学家心血的《剑桥中国史》终成绝响。

《剑桥中国史》堪称西方中国史研究最权威著作，百位西方权威学者半个世纪的心血。 了解古老的中国，可以选择《二十四史》； 但想读懂今日之中国，却少不了这套海外汉学家主编的中国史。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让中国读者从世界的角度“开眼看世界”

《剑桥世界近代史》最初由阿克顿勋爵主编。

阿克顿勋爵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英美文明的人，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阿克顿勋爵（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阿克顿曾无情地指出，自由在每个时代的进步，都面临着四大威胁：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无知者和迷信者对乌托邦的向往，缺乏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而这四大挑战的思想源头，正是激进主义和唯科学主义。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而他希望给真正的自由人留下一部永恒的作品，能够被带进坟墓里。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晚年的阿克顿，承担了一项宏大的使命，代表剑桥大学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从四百年的历史现象中发掘三千年间的思想，这一次，他呕心沥血，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这部未完成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于1902年一经出版，立即轰动世界，成为西方世界经久不衰的思想经典。在这一伟大作品的鼓舞之下，剑桥大学又连续出版了《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古代史》，这三部著作，被后世统称为“剑桥三史”，达到西方数百年来历史研究的顶点。

“剑桥三史”的出版，一举奠定了剑桥大学在历史作品出版中的地位，一百年来，先后300多本剑桥史系列作品得以出版，包含了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学、思想等。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

这部未完成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于1902年一经出版，立即轰动世界，成为西方世界经久不衰的思想经典。

在这一伟大作品的鼓舞之下，剑桥大学又连续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著作，被后世统称为”剑桥史“，达到西方数百年来历史研究的顶点。但遗憾的是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思，直到近百年后《剑桥科学史》的出版才正式告一段落，

▌《剑桥科学史》：宏伟的科学史诗，将真正的科学精神带给中国

作为观念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进入中国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而近百年后的今天，“德先生”踪影难觅，而“赛先生”亦身份不明，正如有人所说，对很多中国的精英来说，“赛先生”依旧还是个陌生人。

梁启超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三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

因此，尽管如今市面上关于“科学”的书早已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书籍依然只在普及科学知识，从未深入科学的“灵魂深处”。《剑桥科学史》正是一套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赛先生何以救中国的百年追问，破解对科学种种谬误的一套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

◎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赛先生何以救中国的百年追问

科学精神从来没有进入国人的文化内核，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国人忽视科学，恰恰在于国人太重视科学。一方面，我们生活中常说“你这样做不科学”，科学成了对于“对的”“正确的”“合理的”等词汇的指代。另一方面：从近代科学进入中国起，在“科学救国”的迫切需求下，我们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学到的却更多是“技”和“术”，而不是“科学精神”。

只有渴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才能把真正理解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本质，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历史就是理性和自由的精神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的历史。因此，重新审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正是“赛先生”进入中国近百年后，我们仍亟需补上的一堂现代文明必修课。

这本《剑桥科学史》探究的，正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科学在世界各地诞生的前因后果和重要成果。它以科学精神为主线，将与之相关的科学家、科学理论、科技成果、社会思潮甚至文化、艺术变迁，全部串联起来。搞清科学精神的来龙去脉，恰恰是理解科学精神真正的可贵之处，也是培养科学思维的观念起点。

◎破解对科学十大谬误，还原科学最真实样子的“醒脑之作”

影响国人认识科学的最大阻碍，首先来自于对科学的“固有”误解：

科学是近代才有产生的吗？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科学是理科吗？科学与哲学是什么关系？科学与技术是什么关系？科学跟信仰水火不容吗？多学科学知识就能有科学精神吗？科学精神只有科学家才有吗？科学是高智商者的游戏吗？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界限是什么？

这套《剑桥科学史》还原的，正是科学最真实的样子，书中，不仅理清了科学与技术、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更在每一章节中，完美结合了科学理论与人文思考。另有一卷专门探究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科学的社会学领域。因而被盛赞“融学科史、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于一炉，彰显了科学历程中每一处动人的风景”，堪称一套全面厘清对科学的种种误解的“醒脑之作”。

对于专业研究者，这套书是值得放在手边，以备随时查阅的工具书，而且40年都不会过时（吴国盛语）；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是目前理解科学发展、培养科学精神的最权威著作。

本书中文版与剑桥出版社同步出版，在完美还原原版的基础上，更在装帧、纸张等层面进行了全面升级。 《剑桥科学史》的主编花费数十年时间，在全球研究界的每个相关领域都选择了一流的权威专家分章撰写，而且译者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峰。

中国科学史界有个说法叫做“南江北吴”，是指吴国盛、江晓原两位科学史大佬，这次中文版特意邀请到他们一道翻译《剑桥科学史》。除此之外，翻译团队也均为国内科学史界的中坚力量——包括刘兵、杨舰、方在庆等等。在“相互切磋、共同印证”的同时，他们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这部《外文经典》的原汁原味，刷新了中国科学经典的更高峰。

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亟需真正地思考：“开眼看世界”究竟应该学习哪些东西。也许直到今天，我们欠缺的还是最基本的常识——重新寻找文明最根本的源头，从世界的角度看世界、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从科学的角度反思“唯科学主义”，这样才能跳出观念的局限。

以此而论，这套“剑桥经典三书”当得起“承载高贵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是期望拥抱文明的现代人的案头必备、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 读这套书，可以说是真正的“开眼看世界”。只有渴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的精神与人文的本质。 阅读这套著作，既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寻真之旅，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观念冒险。 不只是看世界，还可以从世界看中国。

这套“剑桥经典三书”堪称是家庭图书馆里必不可少的经典藏书。把他们摆上书架，就像帆船有了压舱石，让整个书架有了一个稳定的“重心”。因此，这套书不仅适合自己收藏阅读，开拓思维与视野， 也是馈赠亲友最好的绝佳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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