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备受瞩目的“神童班”和“少年班”为何消失？你看看他们的经历

《神童诗》中有关于人生四美的说法：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基本上是所有古代读书人的崇高梦想，而这也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而深入到当代每一个家庭的心中。

所谓“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所有具有正常认知的家庭都会选择让孩子在读书这条路上越走越宽，而这也取决于孩子自身的品性。人们往往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小孩做比较，希望以此激励孩子茁壮成长， 当“别人家的孩子”进化到终点，那就是神童。

就像《伤仲永》中的方仲永一样，所有慧根良好的孩子都会在孩童时期的特定时候展现出非凡的能力，只要不像仲永之父似的耽误孩子， 父母都会选择将孩子着重培养起来，送到专门的“神童班”——一群潜力巨大的孩子组成的人才基地。

曾几何时，“神童班”以及“少年班”备受瞩目，只要自己孩子能够进入这些班级，对于家庭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在我国曾经也形成一股风潮。 在那时，只要进入这些学霸班级，就意味着孩子的未来基本上就和“无忧无虑”挂上钩了。

然而，如今我们只听闻 中科大、西安交大和东南大学 尚且存在着少年班，却不知其他地方有着这一类的传闻，宛若一段消失的历史，究竟此前发生了什么？曾经风靡全国的神童班和少年班为何突然消失不见呢？

人才需求是关键，神童制度立大功

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因材施教”的说法，即根据每个人的心智特点和兴趣方向设置专门的教育课程，不能将所有性格各异的孩子聚集起来，集中运用一种死板的教育模式进行教育，这无疑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新。

历史的发展总是相似的，因为西方在同时期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教育家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因此“因材施教”是人类历史上有着高度认可度的教育模式。 这一点在我国建国之处受到了领导人的普遍认可。

一切上层建筑都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这意味着神童班的设立离不开我国的具体国情。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不以引人瞩目，甚至还遭到帝国主义的鄙夷，用我国领导人的话来说是“一穷二白”，先天有天赋不够就用后天努力来填补。 神童制度种子在李政道的心中悄悄发芽。

李政道是我国上世纪的重要物理学家。面对我国各方面建设中所面临的缺憾，李教授心中愤愤不平，为何我国就造不出像样的人才？ 1978年，正是中国开始高速发展的阶段，全国上下大展拳脚，少年班应运而生。

为了解决人才需求，我国从娃娃抓起，教育部专门设立相关人员在全社会寻找13或14岁的天才少年，并将它们聚集在一起，实行针对性的教学，充分根据每个人的特长灌输专业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 少年班像是一个“人才加工厂”。

不得不说这项制度的设立是成功的，第一届少年班的学生毕业之后都纷纷进入国家重点机构工作，将国家教授给他们的点点滴滴用实际行动反馈给国家，为我国刚刚开展的改革开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张亚勤作为第一批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在世界学府中不断攀爬，学成之后在数字视频和人工智能领域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今已经蜕变为一名被世界认可的科学家。再如后来进入麻省理工大学的秦禄昌，其研究成果也在世界范围内小有名气。

简而言之，少年班制度作为我国的一次试水之举，其对于我国人才培养和经济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然而，繁华之下掩埋了多少微不足道的哭泣，风光背后藏着的是满目的疮痍。多年之后，这些少年班的孩子向我们讲述那些被遗忘的故事。

表面风光无限，实则教育畸形

世上不存在完美之物，缺憾才是人生中最正常的状态。

当我们除去少年班的光环，尝试用普通人的视角将这些人放在大众的舞台上审视，我们容易发现他们身上也是布满了污渍。

1978年，13岁就进入大学的宁铂曾经是各大媒体的宠儿。作为一名学生，宁铂无疑是顶尖的，年纪轻轻的他就钟爱上了天文学，其进入少年班之后也向着天文学的象牙塔奔去。 然而，少年班的老师并没有提供充分的实践活动，而是一味地灌输理论知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做实验也是如此，宁愿在实验室中感受一次失败的爆炸也别像纸上谈兵似的写对一百次公式。少年班的设立的确是一次创举，可惜在细节上也从了应试教育的老路，这是我国教育的通病。

进入少年班不是人生的终点，当聚光灯以更高的频率聚集到他们身上，观众们就不允许他们犯错误。 因此，过去的荣耀就像一根根稻草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允许自己失败，这个社会也允许他们失败，否则就是浪费国家资源，就要受尽千夫所指。

宁铂在经历了无尽的挣扎之下，在心中积攒了无尽的怨恨，他想要发声，他要把这个披着哈法外衣的陷阱撕个粉碎， 于是在1998年的《实话实说》节目中，宁铂愤慨地将自己的心声全然倾倒，并在一片质疑声中淡出了滚滚红尘。

跟宁铂一样有着相同经历的还有神童谢彦波，甚至，谢彦波的经历更惨淡、更让人惋惜。与宁铂不同的是，也同样是1978年，谢彦波没有怀揣太多文人絮叨之声，而是在11岁进入大学之后一路披荆斩棘，最后成功前往美国跟随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

然而，谢彦波过不了“情商”一关。谢彦波在即将博士毕业之时与导师之间产生了摩擦，一心专注于学习的他根本不知从何下手，在矛盾的持续激化下，谢彦波的博士论文像是被宣判了死刑，最终与博士学位失之交臂。 失意的谢彦波在辗转之后丧失了理智，精神不振。

“神童之伤”应该由谁来买单？

“神童”与孩童，应试与素质

神童和孩童之间到底差了什么？实际上什么也不差。我国著名著名评书表演大师单田芳曾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及其粗糙却不失哲理。我们是不是在日复一日地比较中失去了对平凡的可贵。

在“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时代中，我们应该思考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开始推崇丧文化，我们本就是同一片星空之下的孩子，那就没有必要在每个人的身上贴上价码牌，这个社会需要各种人物，天才的头脑并不代表天才的人生。

神童机敏过人，那就创造一个竞争机制，让这部分人在适合的圈子里恣意生长，凭什么成人在在这个圈子里设下一个模型呢？在忙碌追逐太阳的过程中，我们忘记了收获那一颗颗本该被珍藏的珍珠，待疲惫之时，我们发现一整条黄河都不够我们解渴。

少年班的存在是基于上世纪我国建设才诞生的产物，不幸的是有一部分人成为了这场试验的牺牲品。 从本质上说，神童班和普通教学班也要面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抉择，只是相对而言，神童班享受的教育资源更为良好。

神童是一群聪颖的孩子，不是一批智能的机器人，人情世故是无法从书本上得知的，被人打一耳光比看一本暴力书籍来得更为直接。现代社会不需要一部装满知识的书呆子，而是需要一个懂得生活的机动型人才。

在情感教育和感性教育呼声愈发强烈的时代里，神童班的存在显得愈发突兀。终于在一个个悲剧面前，这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了。

结语

神童是社会的需要，神童之伤是时代的悲歌。没有人愿意成为神童，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成为束缚自己的缰绳，总有一天他们会窒息在自己的荣耀之中。

我们需不需要神童？这是一个自私的问题。当我们在思索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先入为主地将神童物化，并将他们视为需求的替代品，因此这是一个自私的问题。

现代的方仲永未必会泯然众人矣，但一定有可能泯然众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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