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美联储的诞生

立国的思想可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保卫私人领地和个人权利。

作 者 | 书虫小记

来 源 | 书虫小记

美国人独特的恐惧是什么？即始自其建国初期的恐惧——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乃至对个人权利的侵蚀——立国的思想可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保卫私人领地和个人权利。

因此这个奇怪的国家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实验：多民族、多文化、排斥集权的一群人，能否组成一个国家，甚至于形成一个民族。

独立宫，就在费城最中心，不大的一个独立广场，也就是最早的联邦政府所在地

美国从其宗主国大英帝国那里唯一继承的，就是两个东西—— 其一是领地意识，其二是对君主和政府的不信任。 直到第七任杰克逊总统， 美国人每15个人中仅1人生活在城市，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分散的农村国家。

个人感觉，一直到现在，真正的美国其实就存在于小镇和郊区。农村分散到每个人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来解决一切生计问题，而唯一对集权的依赖，就是银行贷款的需求。这也成为多数美国人对银行没有好感的根源所在——越是离不开，越是痛恨。

独立宫里的解说人，拿起的是首次制宪会议的决议

美国人对集权的恐惧，从第二任总统杰斐逊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这位第一任来自非东部州的总统，他 对集权的痛恨，到了听到“中央”二字就发抖的地步，也正是他的一票否决，坚决彻底地把中央银行的构想消除掉了。

汉密尔顿当初建立了第一国民银行作为央行，后来被杰斐逊废除了 （在费城时，还真去看了旧址，就在富兰克林家的旁边，一栋神庙式的建筑） ；之后又建立了第二国民银行，也要发挥央行作用，终于又被杰克逊废除了。 从他之后整整70年，美国没有中央银行，金融业和银行业乃是一片散沙，以至于成为后来工业国家中唯一屡遭银行业危机骚扰的国家。 到林肯时期，各种货币有8000余种，林林总总的银行一千多家。

国民银行旧址

中央银行是君主制的产物——多数中央银行设立的初衷，都是为皇室圈钱，英格兰银行就是如此。因此你怪不得美国人如此仇恨中央政府。

迟至19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工业强国，但却在金融上极其落后——国家内有数千种货币，每个州自己管理自己的银行，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也非常困难。美元在世界上仅是个二三流的货币，其结算接受面甚至不如奥地利先令，更不如意大利里拉。因此，美国金融经济完全受制于英格兰银行的利率政策，每一收紧，美国金融市场就是一片衰退的哀声。

很奇怪的是，由于没有统一管理，自林肯时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货币市场一直处于紧缩状态——货币供应始终不足，一是由于谁都能发货币，多数货币本身信用成问题，二是半实物经济状态下，没有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美国的银行业一直以金属储存量来衡量货币的币值，所以货币永远也满足不了实际交换中的需要。

整个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物价是持续下降的。这样一个紧缩形势，仍然推动着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一直到美国的经济体量占到世界的40%，成为第一大国了，其金融业仍然非常落后，绝大多数国际贸易需要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结算。所以让人很怀疑，所谓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和支撑作用到底有多大。

没拍到第一国民银行，不过就在拍摄角度的身后

也恰恰是这种先天不足，美国的银行业天然就与实际商品市场、货币市场是割裂的，华尔街的银行并不关心其它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发展需求，以及普通百姓的需求，他们只需要关注总部设在纽约、费城几个大城市的公司需求即可，他们更关注兜售股票、债券和交易国债——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之前，他们就已经打开了银行向投资银行发展的端倪。而从那个时代开始，华尔街就一直名声不佳——美国人始终认为华尔街试图垄断金融权力，始终对其抱有不信任感。

华尔街上的原联邦政府所在地

提出要整顿银行业，建立央行来提升金融业自主权的声音不是没有，然而都被美国敌视集权的政治传统所蔑视。因此，美国银行业的改革，实际上源于整个政党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创新。

19世纪末到1913年联储成立之前这段时期，发挥中央银行作用的是财政部。莱曼·盖奇应该算是汉密尔顿的信徒和继承人，是他独立决策，把因为连年丰收和税收增长导致的充盈的国库，当做了央行储备库，把盈余的资金直接借给各家银行，充当了基础货币。为此，盖奇承受了很多来自党派和媒体的质疑——拿纳税人的钱来补贴银行？

在联储成立之前，几乎每两三年就会有一次流动性危机，最大的一次危机发生于1907年，起因是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紧缩银根。华尔街的银行和券商几乎全部面临灭顶之灾，这就是造就了摩根神一般地位的那一次拯救——书中对摩根每天在私人图书馆开会讨论该救哪家银行或信托时，那种场景，与普佐在他的《教父》里描写的考里昂老头子抽着雪茄召集各路人马讨论生意的情境一模一样。

20世纪初，在经历了1907年那场灭顶之灾后，几乎所有人都看出美国目前这样散沙一盘的银行体系，根本就无法支撑起其工业强国地位。终于启动了对成立央行的立法和设计工作。

很有意思的是，领衔人是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一位之前在白宫里德高望重，且声势显赫的人物——他的显赫与领导地位，却来源于他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他之前是坚决反对央行概念的重要政客，尤其反感华尔街的银行。但在经过他的金融业朋友反复地劝说，特别是有了一次专门针对如何解决美国经济两三年周期震荡问题的欧洲调研，他完全被欧洲银行家们洗脑，充分认识到，要建立一个有序的金融市场，央行的存在是多么必要。

于是他反过来变成了推动央行立法的重要人物，命运弄人的地方在于，当他致力于推动央行立法时，他突然间就变得势单力孤——美国尊重自由主义的传统政客联盟，基本上都离他而去，他从德高望重一呼百应的地位上一路坠落下来，变成了到各处求人办事的管家婆。

奥尔德里奇几乎阅读了那个年代所有能收集到的银行业书籍，并且组建了他自己独特的方案设计团队，包括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戴维森、范得利普和沃伯格，是当时最大三家银行的老总，而且都不是华尔街银行人。他们的密谋和设计，是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的奥尔德里奇私人专列上进行的——我到过这个车站，就在帝国大厦旁边，穿过哈德孙河，车站简单朴素，因为地处曼哈顿中心地带，人流量极大，采用的是后来各国车站普遍沿袭的候车层架空于铁道之上的方式。

就我看来，在宾夕法尼亚车站发生的这次密谋设计，其方式，影响和作用，都与两百年前费城议决独立的会议是一样的。两者都是背着当时的民众和政府进行，都是时代和区域的精英密谋，都长时间的争吵、妥协和精心设计，以最聪明的人群，最激烈地争吵，形成的方案和决议。两者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费城那次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纽约这次诞生了一个全球央行。

华尔街的纽交所，在装修

整个方案设计中最大的争议，是准备金的定义。一般银行存到央行中的准备金没有问题，但一家银行如果贷款买入央行发行的票据，这些票据能作为准备金吗？沃伯格认为可以，奥尔德里奇认为不行，因为他担心这样下去就是通货膨胀，什么资产都可以作为准备金的话，那贷款发放的门槛就低了。为了增加货币发行的灵活性，各银行都可以通过贴现的机制，以票据从各地分会储备金中置换储备货币，以根据需要增加货币供给。

整个方案中最聪明的设计，也就是央行的架构——联邦制，即由主要的十几家银行组成一个储备协会，协会采用投票选举方式产生执行人员，同时，协会又在全国设立十几个地方协会，这些地方协会又对各辖区内银行进行集中。

决策机制就是投票，一家银行只有一票。其实说白了也是适应美国国情，参照美国现有的联邦架构组建。这一建议是来自德国的银行家沃伯格提出的。而且，为了避免一切关于垄断和独裁，以及与政府合谋的嫌疑，储备协会尽可能变成一个银行家协会组织，尽可能变成一个单一的有十几家分支机构的银行，也主要由组成协会的银行家们来共同决策，不听从政府要求。

后来，在沃伯格的坚持下，奥尔德里奇做了让步，让几名官员可以加入董事会，以采纳政府方面的建议。整个方案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联邦制，把所有银行的储备金集中起来，然后由这个联邦或协会机制发起联合票据，作为一种新的统一的货币形式。说白了，储备协会就是一个银行家的银行，处理的是纯商业事务，与政治和垄断无关。

华尔街尽头的三一教堂，在这么一个中心地带，教堂旁边就是爬满了青苔和藤蔓的墓地

读完这个过程，突然想起当年网红本子《货币战争》对美联储的嘲弄和贬损——真是无知者无畏，亦或是履行宣传职能，不认真深入研究其产生过程，尤其是产生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体制机制，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美联储是这样一个“怪物”——承担着银行业管理职能，但却又不受政府直接管制，还坚持走私有化道路。

计划出炉之后，就是典型的美国政治体制运转需求，密谋者们发挥各自的影响力，去银行业，去国会，去媒体，争取更多的赞同者，逐步汇聚力量，以获取通过国会正式接受相关立法程序的机会。这个过程极其复杂和漫长，期间引致起两党的争论，专业人士的争论，最重要得的，是所有政客关于力保自由主义，反对中央集权的争论。

美联储法案诞生的复杂，还在于它正好赶上了总统选举，支持央行计划的塔夫脱卸任，反对央行计划的威尔逊上台，于是又需要一轮新的劝服工作。

争论持续了三年多，也逐步从奥尔多德里奇方案，逐步过渡为格拉斯方案，越来越多的政客加入推动队伍，而方案也几经修订，不断增加这个储备协会的功能，削减协会的中央领导地位。

之前反对集中银行管理的伍德罗·威尔逊在就任总统后，虽依然坚持分散治理原则，但却对储备协会不受政府管制提出的异议，他认为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经过他的修订，储备协会的票据，又从储备金抵押票据，变成了有政府背书的法定票据——真正的法定货币。之后又是一轮关于利率如何确定，联邦与州银行的授权，大银行与小银行的关系等等细节的争论和修订。

在深入争论的过程中，威尔逊进一步发现，立法细节相当困难——即便连设立储备协会的初心——建立一种有弹性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存在问题——没有一个准确的货币定义。之前什么是货币，其实没有人说清楚过，在西部地区，著名商家打的白条也可以作为交换凭据，只要当地人或银行都认可就行。那么银行贷款算不算呢？贷款也可以拿去抵押成票据，这个算吗？商品应收款票据更应该算。这样下来，立法委员会就发现没法准确定义，可能只能交由储备协会来认定。

华尔街的纽交所门前

也正是这样一个反复交锋的过程，展现出了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原则性、竞争性和公平性——绝不是哪个集团，哪个人说了算，各方都有表达意见，利用媒体、利用群众集会、利用公开讲演获得支持的机会。这也是为我们不了解美国实际情况的人士，或者是收谁费替谁说话的人士们所常常误解和嘲笑的部分——效率太低。

美国政治价值观是自由的绝对性和个人权利的绝对性，要尽一切可能消除任何可能威胁到两者的可能，为此，不惜损失效率，也要反复权衡和梳理每一项法案的利弊，不断进行交锋和妥协，每一项政策或法案几乎都是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

也正因为如此，重大的法案推出，都汇聚了多个不同阶层人们的意见，并且通过这种辩论和报道，让广大民众也更深入了解了每一个法案出台的目的，背景和对自己的影响。

当联邦储备协会的法案最终在威尔逊总统推动下，通过了国会立法时，仍然有一多半的议员们弄不懂其中的机制和含义。法案的作者从奥尔德里奇变成了后来的卡特·格拉斯，这位参议员也远不如奥尔德里奇当时那样深入骨髓地明白美国银行的运作模式。但格拉斯其后依然致力于研究整个银行体系的运作，以至于后来他又提出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尔法案，最终也被认可为联邦储备法之父。

不论从专业性角度，还是金融史角度来讲，都相当可以的一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