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野请示是否出击，毛主席回复：你们切勿上当

原作者老黄有话

自1947年起，随着战局的变化，华东解放区已经日趋缩小，部队逐步从富裕的苏中地区北撤到山东，给官兵的情绪带来一些影响。

当时部队里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

国民党军占领了苏皖边区的部分地区后，主力集中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地区，准备再发起新一轮的向北进攻，战场的中心从华东地区转入了山东。

山东地处中国的心脏，胶东半岛深入渤海，沂蒙山脉绵绵起伏其间，地形复杂。

历史上的姜太公能在这里立国开业，可见其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蒋介石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三个都摆在了这里，要与共产党的军队一决高下。

恰逢涉及中国问题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如果国民党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就能大大增加获取利益的筹码。

蒋介石部署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

于陇海、胶济、津浦三线上调动23个整编师31万人，以临沂、蒙阴为目标，釆取南北两个集团对进夹击的部署，或迫华野主力决战，或迫华野退至沂蒙山地区，再加以消灭。

同时，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4个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以便阻止华东野战军西进或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

这是三面围攻，而唯一敞开的那一面是浩瀚的东海。蒋介石认为这次陈毅、粟裕等人可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投海了。

为使此战必胜，他亲自出马，飞到徐州向部下们进行场上讲解；并临阵换将，让他认为无能的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靠边，由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一线督战。

陈诚下令：“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就动员的兵力而言，国民党军此战出动的兵力多达72个团、30万人马。

陈诚颇为得意地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胀死共军！”

同时，他还有个刻意安排，即在南线左路军中夹个整编十一师，中路军里夹个整编七十四师，右路军中夹个整编二十五师。

这三支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一流，战斗力很强。陈诚美其名曰“烂葡萄里夹上硬核桃”，就是共军想来咬，也会被咬掉牙齿。

国民党军队上下踌躇满志，一片乐观之声，认为此次在南北重拳的夹击下华野是在劫难逃。

在那段日子里，华野总部所在的临沂上空几乎每天都有大批飞机进行轰炸扫射。

国民党军打内战时常用的P-51战斗轰炸机

国民党方面大肆进行心理威慑，广播电台天天反复播岀国民党军“所向披靡”的胜利战况，用飞机在解放区到处撒传单。

传单上写着：你们不要想跑掉一个，必须把你们全部消灭干净。如果你们缴枪投降，带着一支步枪就赏两块大洋，人人升三级。

开始部队还骂一骂，点着火烧了，最后就不管它了。你丢，就丢去吧……

国民党军因连续吃了分兵冒进的苦头，学聪明了，40万人马组成了集团军，排成了40里的方阵，缓慢地齐头并进，平均每天的行军速度不超过6公里。

而且他们越靠近华野总部临沂，兵力不但不散开，反而越发挤在了一起，像一道道厚厚的人墙，也像古代的连环马阵式，把对手一步步地挤向临沂城。

针对蒋介石的“鲁南会战”计划，陈毅、粟裕做出了保卫临沂诱歼南线之敌的打算。

1947年1月26日华野致电中央军委，准备集结60个团在鲁南进行决战。次日中央军委复电：“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

1月31曰，南线之敌开始行动，中央军委、毛泽东再次电示华野，其中透着担心：

“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一定要“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思考更重大的问题。2月1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向全党发出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的预言。

要想使这一高潮尽快到来，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灭蒋军40个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硬指标压在了各路解放大军将领们的肩上。

当陈毅、粟裕等人还在对付马励武坦克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中央军委分配的任务指标：

“华东野战军应集中50个团的兵力，在两个月内再歼灭蒋军10个旅。”

眼下华野的这一仗，具有能否在中央二月会议后打出“开门红”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野前委决心将敌军放至鲁南地区，伺机歼其一路，并拟定了诱歼南线敌军的三个作战方案，要点都是选择孤军深入的暴露之敌下手。

为保证达到以上目的，华野前委发布了《作战准备命令》和《政治动员令》，全军上下迅速展开动员，做好了积极参战的思想准备。

山东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相应地做好了支援前线的动员组织工作，只待一声令下就要大干一场。

然而，敌人在碰到我军一个师至一个纵队的“诱饵”时，却不冒尖，而是继续步步为营，缓慢推进，华野期待的战机迟迟没有出现。

陈毅、粟裕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们命令担任诱饵的部队顶住中路，适当放松两翼的阻击，诱使两翼之敌放胆前进。

但国民党军队仍不为所动，继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死死抱成一团。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双方都在拼命揣摩着对手。

在华野与中央军委的往来电报中，毛泽东最担心部下沉不住气。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到2月4日，仍未等到战机。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华野前委对于是否向鲁南蒋军实施出击作战，发来请示：

“敌前进甚稳重，且有待五军（邱清泉指挥的国民党整编第五军，驻河南商丘）到达后再作第二步进攻。如目前我军进行岀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但如五军到达，我军将受敌两面夹攻，形势颇为不利。”

识破了对手棋路的毛泽东复电，一面鼓励，一面安慰，更是大声提醒：

“不管邱军到鲁与否，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

“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

毛泽东还在电报上写下重重的一笔：“你们切不可上当！”

华野正苦于在南线难觅战机，而背后北线的国民党军已于2月2日开始南下，并趁华野八纵南下临沂之机占领了莱芜地区，大有继续深入之意。

南北两个巨大的钢铁钳口，向华野部队夹击咬合而来。

腹背受敌的华野形势严峻。而就在这极度敏感的时刻，解放区内部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

山东战区上空战云密布，如同泰山压顶之势。在看似实力相差悬殊的形势下，有的人又动摇了。

华野麾下的一支先前起义过来的伪军郝鹏举部，于1月26日叛变了。

郝鹏举是地道的政治掮客，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抗日战争时期又在胡宗南部某军任副军长。

1941年郝鹏举看风使舵，如同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之流的“忠义救国军”，投降了日军。

日本投降后，郝鹏举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但他并没有由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被改编后即被派往华东前线，充当阵前卒。

这使本想找个靠山、好好捞一把的郝鹏举心中常怀不满。

1946年1月26日，在中共的政治争取和军事压力下，面临打击的郝鹏举被迫率部2万余人起义，并向全国发出反内战通电，改名为“华中民主联军”。

郝鹏举

共产党方面给予他热情款待，期望他能为国民党军和被收编的伪军做出表率，脱离内战，弃暗投明。

然而，骨子里就是以投机为上的郝鹏举却对华野的整编阳奉阴违，迟迟不接受。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他觉得机会又来了，一方面向我党发表通电，发誓“头可断，血可流；此心如冰洁，此志如玉坚”。

另一方面却与国民党方面秘密加紧勾结，寻找叛变的时机。

蒋介石制定“鲁南会战”计划之后，对他以“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所谓“鲁南绥靖区司令官”的头衔相诱惑。

郝鹏举也看到了蒋介石大军压境的风头，又来了个见风转舵，于1947年1月26日背信弃义，绑架了我党派驻的代表朱克靖，宣布“还军于国”，再次投靠了蒋介石。

此时距他前一年的1月26日宣布起义，刚好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整一周年。

大喜过望的蒋介石、陈诚利用完郝鹏举的宣传效果后，拒绝了他提出的将部队开到后方整补的请求。没有发给任何军装和装备。

而且令郝鹏举难堪的是，蒋介石一纸电报，又将他推回内战前线，部署在进攻临沂的南线集团中。

可见就是蒋介石、陈诚等人也不会信任叛徒。

之前在解放区好吃好喝、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的郝鹏举有苦难言，只得又率部掉转枪口，会合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向解放区军民杀来。

2月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自赣榆指向临沂之国军郝鹏举部，亦已渡过沂水，自白塔埠出动侧击。据军事观察家语记者：临沂之收复，当系三五日内事。”

一次又一次计划落空的华野指挥核心必须当机立断。2月6日，一个重新拟定的作战方案报向中央军委，决定如南线仍无战机，则主力将转向北线。

华野为再次引诱对手出击，于当天对叛变的郝鹏举部发起攻击。一天后，歼灭了6000余人，并抓获叛变了12天、此时连连说对不起的郝鹏举。

三天前还在兴致勃勃地报道郝鹏举率部渡过沂水、进行侧击的“中央日报”的记者没报道出该部的任何战绩，却报道出这样一条新闻：

“鲁南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郝鹏举将军，八日督师遇伏，在白塔埠附近为共军劫持。”

郝鹏举被俘后要求见陈毅司令员，陈毅同意了。面对郝鹏举把一切责任都推脱给下面官兵的狡辩，陈毅一字一句地对他说：

“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我又可以告诉你，对于你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丧尽天良竟到了这种地步！”

一生爱好诗文的陈毅仍没有忘记写下一首诗送给这位叛徒：

“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后来，郝鹏举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被当场击毙。

消灭郝鹏举，战局却没有任何改观，华野原计划借此调动当面对手的打算并没有达到目的。

针对攻歼郝鹏举部一事，中央军委2月9日致电华野，认为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

事实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解决郝鹏举部后，南线之敌左中两路更是疑虑重重。

右路军不仅不前进，其中有些部队反而自郓城撤向桃林及其东南地区，战机更难捕捉。

2月6日，“中央日报”新闻是“鲁南共军势益危，王耀武部克服莱芜”。

文中乐观地写道：“鲁南袋形地带共军三面包围之势已成，一待鲁南北上国军。赣榆西北移向国军及王耀武部胜利会师后，整个鲁南形势即可澄清。”

那位记者在釆写这条战地新闻时，肯定没有料到王耀武部的死对头——华野的作战指挥者粟裕正在地图上死盯着己方背后北方战线的李仙洲集团。

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一期学生，参加过北伐。挥师济南时恰逢日本军队在那里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同胞，为此李仙洲曾热血请战。

抗战期间，他率领第二十一师转战于河北山西，身负重伤仍激励部下浴血奋战，为蒋介石所嘉奖，遂晋升为第九十二军军长。

国共内战爆发后，李仙洲被任命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受制于比他资历要轻很多的王耀武，而无所事事。

这次南北夹击的新鲁南会战，王耀武派遣了李仙洲带领第十二、第七十三和第四十六军等近10万大军东出了济南城，向莱芜一带开来。

不知是指挥者的无意，还是另有所图，李仙洲集团三个军的部署恰恰形成了孤军深入，这让一直在南线苦于难寻战机的华野将领们眼前一亮。

同时该集团中的第七十三军为蒋军嫡系部队，第十二军原为东北军，第四十六军原为桂系，历来军中存在的派系矛盾也让陈毅和粟裕等人认为有机可乘。

华野前委经反复研究，决定临阵进行战略大转向，放弃临沂，主力转兵北上，于莱芜地区围歼李仙洲集团。

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大转变，20年后被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拍摄成一部脍炙人口的战争影片《南征北战》。

2月11日，沂蒙山区的夜晚风雪弥漫，寒气逼人。驻守临沂的部队官兵挖了一天的防御工事后刚刚入睡，就接到紧急集合出发的命令。

华野官兵一听说要行动，都以为马上要战斗了。因为这段时间里，部队一直在进行战斗动员，却一直没有等到任务下来。

然而等队伍一开始行动，大家都茫然了，因为部队是向北开进的。

敌人明明在南边，为什么现在却要向北走？许多人都糊涂了。等大家弄明白整个南线的野战军都在北撤时，大家心里的疑团也就更大了。

特别是那些刚从北线南下赶到临沂准备打南线之敌的部队战士更是不理解。

令人疲惫不堪的往返山地行军，让一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有的说“我们成了压路机了”，有的说“光管走，不管打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时间紧迫，行军之前来不及做任何动员，也是为了“不暴露企图”，岀敌不意。

在开进途中，各部只能利用各种间隙和时机，通过反复宣传上级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以歼灭敌之有生力量的运动战思想，消除指战员们因放弃临沂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不理解归不理解，各部队仍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部队马不停蹄地向北疾进着。每日行军，部队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

当时的制空权掌握在对手那里。为躲避侦察和空中袭击，部队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

除了高级指挥官之外，谁也不知道这样像夜猫子一样白天睡觉晚上行军的目的地是哪里。

战士们每晚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在黑夜中不停地翻山越岭朝着北方前进。

莱芜距离临沂近四百里路，长途奔袭的运动战是华野最擅长的战术，但由于临场改变计划还是产生了不少困难，甚至有断送全军命运的危险。

先前进行南线作战，大批部队南下，百万粮草滚滚运往临沂。作战计划改变之后，部队又大踏步转为北上。

这可不是今天坐在汽车上旅游。部队的行军路线都是山区，行走困难。还要带上武器装备。更要命的是粮草都被搬运到南线去了。

部队突然一掉头，反而把军队的最急需的填饱肚子的粮食都甩在了后面。

看着落在后面越来越远的粮食供应线，部队的军需官们愈加担心起来。那时候供应不上，有时一天吃一顿饭，有时一天吃不上。

而沿线百姓拿出了自己的所有来支援部队。村村炊烟缭绕，家家煎饼飘香，百姓们却一再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把野菜填进饥饿的孩子嘴里。

共产党军队来了，有煎饼的给他们煎饼，有窝窝的给他们窝窝。那时候老百姓也那个样，也没有好饭。

新华社当时刚好采访一位农民，那位农民说出了广大老百姓的心声：

“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八路军啊！国民党除了打就是骂的，三天两头来抢，弄了粮食那时候你藏也藏不住啊！他们和八路军不一样，来了八路军恨不能给他点好的吃。

为了让部队快步前进，民工队伍从大路让到小路，从小路让到野地里，满载粮草和物资的马车、大车、独轮小车，车轮滚滚，顽强地行进。

如同一条长龙的数万华野大军，挽着沂蒙百姓的臂膀，穿行在夜幕下的群山里。

很少有人知道，在厮杀得你死我活的山东战场上，却有一支由多达48辆美制十轮大卡车组成的国民党运输队，在为自己的对手共产党的军队运送战争物资。

美制“吉姆西”汽车，俗称十轮大卡

这等于是帮助对手来要自己的命。而这件蹊跷的事情就出现在莱芜大战期间。

这件事不能不提到一个神秘的人物——张沈川。他是战争年代里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员老将，一生充满传奇。

他1926年11月入党，其后，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创建了中共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编制出中共第一本通信密码。

莱芜大战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烟台办事处”，简称“行总烟台办事处”的副主任。

做国民党的官，暗里却是受中央军委里周恩来的直接派遣。

“行总烟台办事处”是负责发放来自联合国救济物资的单位。相应地，中共一方有“解总烟台办事处”。

张沈川

分配救济物资的大权，掌握在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手里，但由于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打入，以及主任王师亮常住上海的缺位，所以实权完全掌握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手中。

当年华野主力在山东地区与国民党部队进行着殊死战斗。大部队南征北战，急需粮草弹药保障，军事运输万分紧张。

莱芜战役计划确定后，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在华北局主持下部署了支前工作，几十万民兵和群众参与将粮食、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往前方，并组成庞大的担架队救护伤员。

山东解放区的军民进入了战争状态。华野的胶东军区派人来与张沈川等人提出能否想方设法借岀运输卡车。

当时张沈川不无幽默地说：“国民党用大量救济物资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借几辆汽车有什么不可？”

话虽这样说，他担的风险却是秘密一旦泄露就必然招来杀身之祸。

经过秘密商量，决定出动“行总烟台办事处”全部56辆卡车中的48辆由华野使用。

为掩人耳目，留下8辆维持日常运输。计划很快在内部布置下去。

第二天深夜，一队由48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在共产党员张扬的带领下，开到烟台市郊的车门镇，交给“解总烟台办事处”副主任王云九（后任青岛市市长）和胶东军区的人员。

从这一刻起，张沈川和他的同事们的心也悬了起来。车辆一天不回，危险就说不定何时降临。

他们知道如果东窗事发，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后果。他们用剩下的八辆卡车，反复往来地运送救济物资，制造出运输繁忙的假象，以防露出马脚。

王云九

五天过去，车辆全部归来。“行总烟台办事处”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

这48辆十轮大卡车对华野部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任何一个小小的漏洞都有可能造成千古遗恨。生死搏杀中充满着突变的风云。

作战双方都在全力揣摩着对手的路数，以求掌握制胜的秩码。冲锋陷阵，考验的是军人的勇气，而临阵应变，则是考验军人的智慧。

对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后者。

转兵莱芜，在双方对峙的战场上不能不说是隐藏着很大的风险。

一旦国民党军队看穿华野主力临阵转移的举动而发起猛烈攻势紧逼跟进，正在转移行军中的部队很难组织起坚固的防御，后果不堪设想。

为实现计划中的南线钳制敌人北线歼灭敌人的双重目的，首先必须设置疑兵连环之计，保证能“金蝉脱壳”。

兵法大家历来崇尚“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因此自古在战场上就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兵者，智者为上。”

华野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山东的大地上演了一出“空城计”。

粟裕使出了兵不厌诈的计策，将计就计，声东击西，摆出了一副要在临沂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为了让决战的样子更逼真一些，担负南线掩护指挥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带领第二、三纵队及地方武装伪装成华野全军，公开在临沂一带大挖防御工事。

一些民兵也打扮成解放军的模样，到处号房子，征粮草，弄得沸沸扬扬。

对于那些国民党军的探子们不抓不打，放手让他们随意刺探假军情、假动向。

这些假的军情，使陈诚误以为华野如果决战失利的话必然西渡运河向西逃窜，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决战信心。

攻打临沂的先锋是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李天霞的第八十三师。

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飞机、坦克，对着小小的临沂城和周围的华野阵地连续进行了几天的猛烈轰炸。

然而，这次华野留下担任阻击的部队使的是疑兵阵式，以少数兵力担任防守，将大部分兵力用于两翼机动。

两三个人一个小山头阵地，四五个人竖起了几十面红旗，像跑龙套似的不停地吸引国民党军的眼球。夜间袭击也成为防守者的拿手好戏。

集中一个枪榴弹连，枪口上安上手榴弹，每人趁夜潜入敌人阵地附近打三发，打完就走，打得敌人整夜到处冲杀。

与此同时，鲁南滨海军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敌人所到之处破坏公路埋设地雷，给敌人制造出很大的困难。

解放战争时期的枪榴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m7榴弹发射枪

攻守双方如此你来我往，一时间难分高下。

临沂是当时的中共山东首府，又是当时最大的解放区之一。华野保临沂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事，他无法相信华野主力会放弃临沂而去。

以至于当华野主力已经拔脚北上时，蒋介石仍把注意力集中在临沂。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华野，一方面牢牢钳制住了南线欧震集团军的8个整编师。

另一方面又使北线的李仙洲集团毫无顾虑地继续孤军深入。

更重要的是为华野金蝉脱壳秘密转军北上赢得了时间与空间。

2月15日，华野北上主力已逼近集结地点，对李仙洲集团形成包围之势。

南线指挥所掩护的第一步骤按计划完成，遂下令撤出临沂。2月15日中午11时，张灵甫和李天霞“攻”进了临沂城。但是，那是一座空城。

尽管临沂是有意放弃，但之前誓死保卫这座山东解放区首府的动员口号，不能不在普通士兵和百姓中产生影响。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战争中，首府被占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意味着失败和士气的丧失。

如何尽快实现人们的思想转变，成为当时华野政治部门的当务之急。

1947年2月17日的《大众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说：“蒋介石得了这座空城，对于山东解放区的政治经济都没有什么影响。”

又说，“蒋介石暂时侵入临沂，不仅不能给他什么，而且必然造成他更大的不利，不久之将来他仍将夹着尾巴滚出临沂及鲁南。”

然而，蒋介石及其部属却不这样认为。15日当天，徐州方面即向南京报捷：

“……国军自肃清苏境共军后，陈毅老巢鲁南根据地临沂即受莫大威胁。国军以稳打稳扎之方式，现终于今晨收复临沂。”

“按临沂为中共第二支强大部队新四军之根据地，亦为中共华东局、山东省政府与山东军区所在地其对中共之重要性，仅次于延安。”

兴奋的陈诚将这次胜利命名为“临沂大捷”。他在发布的局势分析中说，

“共军残部分三路向沂蒙山区溃逃。估计损失已有十六个旅，七个纵队，约当总兵力三分之二。”

蒋介石读到这么辉煌的战报，也不由得喜上心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闻讯后立即在南京展开宣传攻势，称之为“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

陈诚更是满面春风，面对媒体他断言：“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会合，国军正在追剿中，山东之大局指日可定。”一时间，国民党统帅部内上上下下兴奋异常。

而毛泽东却在为自己的部下看似“败走沂蒙”的行动叫好。1947年2月21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的电报中指出：

“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

对华野放弃临沂之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走这步棋所产生的结果，正是中央军委和华野前委所期望的。

北进中的陈毅、粟裕一直关注着此行的猎物一李仙洲集团。

作为“南北夹击”战略中的北线铁拳，李仙洲自从率领第十二、四十六、七十三军数万人马东出济南后，一直在丘陵间的狭窄公路上缓缓而行。

在庞大的行军队列里，由第十二军殿后，保护数百辆卡车往返于大军和济南之间，使走在前面的两个军每天消耗的二百余吨军需给养不至于缺乏。

在南线的张灵甫和李天霞拿下临沂的同时，李仙洲也进驻了莱芜。

踌躇满志的陈诚恨不得马上就能实现南北铁拳合击，一举将对手置于死地。

为此，他一遍又一遍地催促南线的兵团乘胜追击继续北上，北线的李仙洲配合向南压迫，尽快将共军歼灭在沂蒙山区，实现他山东决战的宏图大略。

这时华野主力正在向莱芜地区潜行。沂蒙山区的大山好像无穷无尽，翻过一座高山，又是一座更高的山。

有时遇到一座陡峭的大山，战士们不得不把大炮等重武器拆散，一件件地背在身上，手拉手地往上攀登。

上山难下山更难。负重下山时，战士们不得不将重物揽在怀中，手脚并用地一点一点往山下滑。

华野各部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点后，司令部于北上途中已经查明对手的位置：

国民党第四十六军位于新泰；李仙洲总部、第七十三军军部及其第十五师位于颜庄；一九三师位于和庄；

七十七师位于张店；第十二军主力位于莱城吐丝口镇，该军新三十六师位于蒙阴寨。

华野首长分析认为，要想一气同时向对手两个军开刀比较困难，甚至可能打成僵局。

因此，决定首先歼灭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第十二军主力于莱芜地区，然后再歼灭位于新泰的第四十六军。

这样部署就产生了个难题，如何才能防止国军本来相邻的两大主力军，兵合一处，让华野可以集中力量分别下手？

对手也是久经沙场，也在仔细盘算如何破解华野的每一招计谋。

华野抵达蒙阴后的一天，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接到命令，火速赶到临时设在蒙阴县野店附近王庄村的华野指挥所接受任务。

一到那里，他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任务的核心是要求他在大部队转移后，立即率领所属的3个团阻击对手第四十六军，必须阻击至少5天，给华野主力制造出单独围歼第七十三军的条件。

以三个团的地方部队阻击对手有2万多人的一个整建制军，谁都知道双方实力的巨大悬殊。

对手也不是傻子，封振武一时也有些犹豫。

原来，冥思苦想诈敌之策的陈毅、粟裕不约而同想到了2000多年前的名将孙膑。

当年孙膑为诱使庞涓率军进入山谷预先选好的伏击阵地时曾使用了一个计谋，他命令部下每天都减少在野外挖的烧火做饭的灶坑数量，使在后面追击的庞涓产生了错觉。

庞涓以为孙膑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将士们不是大量战死就是逃亡，越发加劲地往包围圈的口袋里钻，最终马陵道成了庞涓的葬身之地。

2000多年后，就在孙膑战庞涓的这块土地上，陈毅对封振武说：“你这次不妨以增灶的办法，使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

陈毅也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空城计来点拨封振武：“当年诸葛亮身边只有两个老兵和两个琴童，迷惑了握有重兵的司马懿。你现在有3个团的兵力还不能同敌人周旋一番吗？”

他尤其强调，此次华野大部队能不能按照预想调整好整个战场部署，全看这场阻击战是否能打出花样来。

走岀指挥部的封振武已是胸有成竹。

当时，国民党四十六军已进至莱芜颜庄。封振武首先运用机动战术同对手周旋，像模像样地拉开架式阻击。但打了就跑，飘忽不定。

此时真刀真枪拼杀的战场，却有了些孩子们玩捉迷藏的味道。部队每天晚上到村子里宿营时，封振武便通知各团多搞一些草铺。

第二天转移时让草铺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使随后而来的四十六军摸不清解放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孙膑的“减灶”之计，在这里变为粟裕所说的“增铺”。对手由于搞不清虚实，前进动作十分迟缓。

规定的一个星期过去了，鲁屮军区第二军分区以轻伤20人无一阵亡的代价，为主力部队调整部署，完成对李仙洲集团的包围之势赢得了时间。

2月15日16时，粟裕下达了作战预备令：

以统一归叶飞指挥的第一、六纵队为左路，进攻莱芜吐丝口镇；

以统一归陶勇指挥的第四、七纵队为中路，进攻颜庄及蒙阴寨地区的对手；

以由许世友、王建安指挥的第八、九纵队为右路，拿下和庄的第一九三师，并准备截击可能由博山来援之敌，随时准备向南扩大战果；

命令第十纵队抢占锦阳关，彻底切断李仙洲转回济南的退路，同时阻击明水敌人南援。

为加强北线力量，又从南线调第二纵队部分北上参战，阻击第四十六军北援。

鲁中军区部队统一归第二纵队韦国清指挥。战斗预定18日发起。

值得注意的是，粟裕的这道命令不是作战命令，而是作战预备令。

也就是说，粟裕的作战决心尚未到最后阶段，他还在犹豫。

也就是说，弓已拉开，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往哪里射出，粟裕还在做最后的观察。

此时粟裕在干什么呢？他在揣摩对手王耀武，那是国民党军中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将，非等闲之辈。

在陈诚大吹特吹“临沂大捷”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头脑是清醒的，那就是此时身在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

1945年8月150，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长衡地区接受日军投降长官的王耀武，刚刚体会到作为一个胜利者的骄傲，就很快被蒋介石推上内战的前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淮阴第一绥靖区之后，新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济南，其编制规模之大，辖区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前者。

其主要任务是遏制山东全境解放军的活动，并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

王耀武初到山东，在经济上所接收的是一个“劫收”后的烂摊子；

在军事上是一个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互不合作的杂乱状态；

在政治上是CC派、复兴社、改组派残余势力三者交相倾轧的局面。

王耀武使出浑身解数，凭借他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和威望，加上他本身不属于任何派系且有一套善与人交际的本领，使他得到了多方的支持。

他不仅将山东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而且将驻守在山东境内原本不归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指挥的军队也完全置于自己的指挥下。

在眼下蒋介石制订的“鲁南会战”中，王耀武受命在二绥区抽调三个军组成北线辅助集团，由明水、博山向莱芜、新泰方向推进，以收对解放军南北夹击之效。

此时的王耀武凭借多年的军事经验，压根儿就没有相信陈诚关于华野的主力已经覆灭的喜报。

他认为对手仅仅是转移了作战方向而已，他要找出共军到底要干什么的证据。

然而，他的上司们却不容他仔细地去分析思考，因为华野布置的一个圈套已经发挥了作用。

在华野佯装“失利”于临沂、实则主力转移北上的同时，陈毅、粟裕还设了一个疑兵计。

那就是以地方武装佯装正规部队大张旗鼓地向西行进，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兖州以西的运河上大兴土木、架设浮桥，诱使对方相信华野有西去之意。

同时，陈毅与粟裕还派岀另一支人马在黄河沿岸公开收集船只，并声言将渡河与刘邓大军会合。

坐镇徐州的陈诚得悉情报后深信不疑，立即电示在济南指挥战事的王耀武：“敌军心涣散，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须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

蒋介石得到这个情报后也认为华野已无力量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作战，计划趁机将华野吸引于新泰、莱芜地区而消灭。

他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亲笔信，“务希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之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合我们的希望”，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

然而，蒋介石的兴奋并没有感染王耀武。他根据情报和在鲁南被俘后释放回来的原二十六师的军官所说，华野十分强大，士气非常高昂，因而判断陈诚的部署是冒险而不可取的。

而且王燿武手下的部队本来就不多，扛着的那些守备任务已经够让他烦心的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王耀武从熟悉山东地形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几千年来，凡自济南岀兵鲁南，有三条路径可供兵家行走：

一是南出穆棱关挥师沂蒙，二是沿泰山兵向兖州，三是取道吐丝口出泰山东至莱芜。

前两条道路居高临下，有高屋建瓴之势，胜算较大。

而最后一条道路两侧不是高山峡谷就是丘陵绵延，大军过时，单兵行走，辎重迟缓，易于腹背受敌。

此时蒋介石与陈诚指令走的正是这条路。

王耀武接连去电和派人向上司据情陈述建议，但正在兴头上的蒋介石和陈诚等人根本就不为所动。

陈诚看到王耀武不肯从命，认为他有意保存实力，于是来电警告：“此次鲁南战役，有关国共两党之存败。如鲁南失败，山东亦不可独存。”

他严令王耀武“派一个军进驻莱芜，一个军进驻新泰，诱敌来攻，勿使其继续北窜”。

王耀武接到电令后，认为蒋介石和陈诚所料与事实不符，不同意分散兵力进驻。但蒋介石与陈诚口气坚决。

陈诚在电令中竟毫不客气地说王耀武:“对全国情况有所不知，速即遵照前令执行，毋庸再渎……”

蒋介石也唯恐王耀武不按指示投入兵力，2月13日他又以亲笔信催促王耀武赶快动手，信中透着此时这位国民党统帅兴奋的心情：

“望弟在胶济路北，黄河以南，布以兵力，务求歼之于黄河南岸，勿使逃窜，事关重大，机不可失……”

军令难违，王耀武只好调兵遣将组织前线指挥所，令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为指挥官，率领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十二军分别向新泰、莱芜进军。

部队是出动了，有心的王耀武也同时向四处伸出了敏感的触角，随时感应战场上的细微变化。

就在粟裕下达作战预备令的2月15日，王耀武在沂蒙山区发现有解放军大部队活动的迹象，同时又闻讯南线的欧震集团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临沂城。

军事经验丰富的他准确地判断出华野主力是主动放弃临沂，有转兵北上的可能。

种种迹象表明，共军的矛头这次是对着他来的。王耀武急忙调整部署，也来了个“敌进我退”，不管华野此招目的是什么，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他甚至等不到天亮，于2月16日凌晨4时下令全线撤退。

华野眼看就要空忙活一场，因为眼前那只马上就要煮熟的鸭子扑起翅膀——飞了。

当天中午，还未全部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的华野各部听说李仙洲撤退的消息后，都感到非常不安，有人建议提前发起攻击，能捞多少算多少。

在华野指挥所里，将领们面对突变的敌情进行了紧张的讨论。

他们分析了各种可能，认为李仙洲集团只是稍向后撤，整个部署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不能打草惊蛇，贪小失大，仍应按原定方案迅速向指定位置集结。

最后决定仍坚持按15日制定的作战方案执行，并将战斗时间推迟一天到19日晚发起。

此时的华野将领寄希望于，对手能被他们布下的临沂“失利”、运河架桥、欲与刘邓大军会合等的疑兵连环计所迷惑。

果然，就在陈毅、粟裕等人正在紧张部署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依然陶醉在“胜利大捷”中的陈诚闻知李仙洲不战而退，一时间大为光火。

他责问王耀武：“为何不得命令，擅自后撤？”他命令王耀武要确保莱芜、新泰阵地，堵住胶济路一线，“不让共军逃过黄河”，并说共军是“已围之师，不足为虑”。

在上级的威慑之下，万般无奈的王耀武只得遵照执行，再令李仙洲率部向莱芜推进。

不过他对命令打了折扣，只命令四十六军重占新泰，七十三军的一九三师接防颜庄，其余原地未动。

国民党的北线辅助集团刚刚开始的全线撤退行动停止了。

此时的李仙洲对让部队进而复退、退而又进的做法一堆牢骚。而属下官兵也不明就里，原来认为还没和对手照面就撤退，太有损“国军”的面子和士气。

现在他们放话出来：“除非新四军不来，如果敢来，非叫他们吃苦头不可。”

而对华野来说，这真是一场意外之喜，已经飞走的鸭子又自己飞回到即将沸腾的开水锅里。

蒋介石和陈诚都寄希望于王耀武的部下们“诱敌来攻”，其实根本用不着，他们四处寻找要与其决战的华野已经找上门来了。

看到对手反反复复的举动，华野将领们知道自己的作战意图并没有被对手识破。

18日，华野前委终于下达作战命令，一张巨大的战争之网已经抛向李仙洲集团的头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