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上海中产的最后自救，竟然是靠团购！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张明扬

当“投资女王”徐新因参与团购面包牛奶而刷爆朋友圈，我们大致可以确认，小区团购已成为全上海的一场“全民自救行动”。

图/网络

自上海3月28日宣布“划江封控”以来，买菜难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元话题”。当线下超市和菜场被关闭，生鲜电商app下单被证明比抽奖概率还低，社区发菜又杯水车薪旱涝不均，小区团购几乎是上海市民这段时间唯一可预期的食品采购渠道。

清晨，很多人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意识地打开各种小区团购群；深夜，很多人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不放心的再检索一遍团购群，该上闹钟的上好闹钟，才满怀希望却又惴惴不安地睡去。

近几日，随着预定封控期的不断“自动延长”，上海市民的买菜难问题已从初期的“缺绿叶菜”，升级为全面缺各种食品，这也让小区团购在成为万众希望的同时，承载了很多无法承载的压力，以至于正陷入了岌岌可危的风险之中。

01

所谓小区团购，其实质上是为了解决疫情期间终端运力不足的问题。小区居民经由电商或其他渠道自发组织“团购”，达到一定数额（从数千至数万元不等）或订单数量（通常从几十单到一百单不等），商家安排统一送货，然后由小区居民自行分配到户。

从我观察而言，小区团购要顺畅运转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首先要有一个（或几个）有奉献精神、采购资源和组织能力的“团长”。在这其中，奉献精神尤其重要。

图/网络

很多小区的“团长”基本处于日夜连轴转的状态之中，要处理小区居民各种各样的诉求，靠谱的不靠谱的都有，但凡有点脾气，撂挑子都是很正常的事。

而所谓的采购资源，很多时候也并非团长多么有社会关系，真正有大关系的也没这时间来干这件纯公益的事，往往是“团长”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来找到的资源。

第二，小区“团友”要有大致相近的消费能力、消费偏好和互相信任度。

为了最大限度的节省分拣资源和运力，各大商家现在基本推出的都是各种固定的“套餐”，并没有什么个性化采购的可能性，如果小区消费观过度不一，很难“成团”，即使成团了后期也会各种抱怨。

当然，这几天因为物资短缺到了一个新的地步，很多人也就没那么讲究了，但是，相应的，我们也肉眼可见的发现团购食品价格的上涨，如果小区居民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和愿意接受“溢价”的统一消费观，团购也很难推进。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团购推进比较好的基本都是上海中产社区。

▲一位网友晒出的团购页面（图/微博）

第三，小区物业的支持度。

目前团购因为只能统一配送到小区门口，“终端配送”的最终承担者其实是小区物业和志愿者。

坦白说，从我们小区的情况来看，由于近期团购量的大幅上升，保安和志愿者们的搬运工作量非常大，由于有阳性封控楼栋的存在，很多团购还需要“送货上门”，如果这时候你团购的是一箱苹果或一箱纯净水这样的重物，保安和志愿者势必会不堪其重。

当然，小区物业及居委会对于团购的疑虑，更多是基于防控的内在需求，这个稍后再详细说。

02

由于小区团购几乎成为了上海居民的唯一可购物来源，就像所有的大规模群众行为一样，这场上海全民自救行动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互联网上对小区团购攻讦最诛心的是所谓 “富豪特供”。从徐新事件可以看出，这样的说法多少是有站不住脚的，当然，徐新不找特供未必是因为她找不到，而是她的自我克制。

事实上，很多所谓的富豪小区特别是别墅区，在这一轮社区团购中反而是相对“受损”的一方。小区团购的一个基本逻辑是，需要足够多的“订单”。

而现实上，由于户数有限，很多别墅区和高档住宅区很难凑满这个最低单量，很多时候只能通过每户多买几份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逻辑可能更适用于生活必需品。

有些上海国际社区居民人数倒是勉强够了，但因为很多都是“无能力”参加团购的外国人，同样很难像大型社区那样顺畅地开展团购。

网上甚至有传言称，上海浦东某著名高档别墅区因单量不足无法自行组织团购，就“混入”附近的大型社区参与对方的团购，然后再额外付费给两个小区的保安去“跨区运输食品”。

当然，除了高档社区，很多不那么中产的（房价）中低端社区，同样在这轮小区团购中显得无从适从。这些小区虽然人数众多，但因为消费层次和购物诉求过于多元，组织团购也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这个“挑战”是无比真实的，比如，团购有时需要团长垫钱，如果多算了少算了，团长要么自己垫钱要么就要被骂；如果东西被别人多拿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中产那样故作大度地一笑了之；中低端社区一般“物业居民人数比”低于中产社区，如果大量团购，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配送。

与这个阶层话题高度相关的是，这轮团购中还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现象：涨价。以我并不充分的观察来看，团购中很多商品甚至翻倍了，或者商家在生活必需品中搭售了很多“滞销商品”，甚至引发了“黑市”的攻讦。

事实上，动辄翻倍的涨价在封控前的上海菜场中已经出现过一次。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支持者会说，涨价是市场行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刺激，或者政府管制贸然进入，只会缩小供给。经济条件一般的反对者会呼吁政府限价，痛骂这些人是奸商。

基于不同的经济条件、阶层、与价值观，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我既不打算高冷地谈什么未必符合此时情境“奥派经济学”，也不打算攻击这些有争议的市场行为，但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这轮团购中的确出现了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是这场中产团购自救行动中的“被遗忘者”。

▲封控期间，上海一处小区门前（图/网络）

小区团购中的“弱势群体”不单是经济条件差一些的人，对互联网不那么熟悉的老年人，与小区邻居缺乏联系以至于被团购群遗忘的宅男，甚至是那些中文不好的外国人，都因为无法有效参与团购，相对更加接近食品匮乏的窘境。

某种意义上，小区团购是市场在夹缝中仍坚持自发运行的化身，但无可避免的是，小区团购和市场都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03

以上说的很多都是“外部视角”，从我亲身经历来看，小区团购的最大争议和危机反而潜藏于内部。

我可以肯定的说，每一个小区的团购群中几乎都存在这两大派别：“畅买派”和“限购派”。

站在“畅买派”的立场上，他们恨不得团购群里一天推出无数场无所不包的团购。他们在潜意识里拒绝接受封控期间生活水平实质下降，这个已经发生的恶事实。

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他们想团瓶装水、想团香烟，想团冰淇淋，想团炸鸡，想团火锅……但凡有供货的品类，他们就可以买买买。

是啊，在任何时刻，人都有尽可能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而站在“限购派”的立场上，他们认为现在时值非常时期，非“生活必需品”都不应参与团购，或者说，团购只应该满足“基础需求”，而不是“改善”需求。

他们的理由也是充分的：小区保安和志愿者为了转运海量的团购商品整日疲于奔命，我昨天夜里亲眼见到，半夜两点，保安还在忙着送货。“限购派”另一个潜意识中的价值观是：非常时期，每个人都应该节制物欲，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

▲防疫人员运输物资（图/网络）

坦白说，这两派我都无法贸然站队，就连每个家庭的“基础需求”都是千人千面的，有的孩子每天都要吃水果喝牛奶，对此又怎么能用一个整体标准予以苛求呢？

但有些事似乎也是有共识的。比如，香烟，整箱的瓶装水，冰淇淋这些似乎可以看作暂时可以舍弃的“改善需求”。我们小区有邻居提出要团购瓶装水（桶装水）的需求，就收到了群里邻居的“集体劝告”：物业和志愿者们太辛苦了，就暂时克服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应同时克制“放纵物欲”和“道德批判”两个面向。物欲或许还是人类的本能，但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他只想买买买，但却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保安送货慢了一点，他就满世界地催促和批评，以安全为由，理所当然地要求志愿者和保安将商品送到他门口，却很难从他口中听到一句谢谢。

在包括我们小区在内的很多小区，为了缓解这一道德困境，最近纷纷发起了自愿筹款，补贴那些默默送货的一线保安。

04

在运力之外，目前小区团购遭遇的最大危机是“防疫安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在小区内部也是一个争议话题。有些小区居民认为，快递和快递员身上都可能沾染病毒。

尽管“上海疫情快速传播的来源是快递”和“快递员成片阳性”这些传言，在这几天被官方辟谣，但恐怕谁也无法完全打包票说，团购商品不会有任何问题。更何况，在某些有病例的小区，居民也担心频繁地去团购，会引发小区内部的病毒传播。

尽管我认为这些人的担心是过于谨慎了，但对于个体层面，防疫这件事本来就难有共识。他们自然也有“过度恐惧”的个体权利，更何况，团购引发病毒传播这可能也是一件难以证伪的事情。

在很多小区，有些人坚持大门不出，只要他们不去要求志愿者和保安去为他们的防疫偏好花费更多的劳力，比如抬重物上门，我想这也是一种成年人处理问题的办法：即不给别人增添额外的麻烦。

现在的问题是，团购的“防疫安全”争议正从居民内部扩大到物业和居委会的层面，甚至有“政治化”的趋势，很多小区正试图“统一管理”团购。

在我看到的一份浦西某小区公告中，自今天起（4月8日），小区团购不仅品类受限到“生活必需品”，被叫停的改善型副产品，小区志愿者也一律不予配送。“团购发起人还需提前向居委报备登记后，方能发起团购，若因团购造成疫情问题，将由团购人承担”。

图/网络

我看到的另一份今天发布的小区公告甚至称：团购物资每天只派送一次，且必须经过两次消杀，“每次消杀静置6小时，至少12小时后才可以进行派送”。

如果严格按照这个规定，那些对保鲜或冷链有要求的生鲜食品团购，可以说就等同于被叫停了。

正是在这些“层层加码”的小区团购新规面前，今天甚至有传言说：“上海将全面暂停团购”，可见其造成的恐慌程度。在最新的官方通告中，这一传言被证明是谣言，但只要各个小区纷纷出台各自版本限制团购的新规，团购虽然没被正式叫停，但其活力严重受限。

这些“团购新规”自然有其道理：团购可能真的潜藏着病毒传播风险，有关小区或社区也可能发现了实质性的传播证据；团购的无节制，让小区物业在捉襟见肘的同时，还要让保安们承担额外的染疫风险。

即使这些都有道理，坦白说，疫情中大多数严控规定的出台，都有基于自身视角的道理，但这些道理经过更大范围更广人群的权衡后，往往又变得缺乏道理。

随着预定封控期的不断延长，上海不少家庭的食品储备已面临着短缺的风险。面对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买菜难，在各方面都在想办法增加市场供应和终端运力的同时，如小区团购在这些突如其来的新规中被管控被压制，又有哪一股力量可以弥补团购的失位？

难道真的期望政府送菜可以满足2500万人的需求？更何况，这2500万人中还有一些只能由市场力量满足合理的个性化需求。这种期望不仅不现实，而且对政府也未必公平。

▲一名快递员向居民运送物资（图/网络）

对于任何一座大型城市而言，政府都难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完全替代“市场的自发秩序”。在去年扬州和西安的封控中，“买菜难”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城市在一段时间内主动切断了与市场的连接。

小区团购现在已经是上海（中产）居民最后的自我救济，这种基于市场化的自救，即使在短期内出现了各种问题，也只能在市场中解决。

据说，有些小区群里听说了“小区团购被叫停”的谣言之后，又陷入了恐慌式的抢购，然后，很多人又没抢到。

小区团购的兴衰，将直接决定着这座城市2500万人的饭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