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昆明池政变”，是实有其事还是李世民的捏造？

唐太宗一生文治武功，堪称千古一帝。

但是，他有一个洗不掉的污点：发动了玄武门政变，诛兄杀弟，迫父退位。

对于这个污点，学者柏杨并不把罪恶都归咎于李世民。

他说：“这跟李世民不友不孝无关，专制政体病毒一旦发作，就是如此残酷野蛮，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否则便轮到自己身陷虎口。”

的确，现在我们读史，不难发现其中的血腥和残酷。

比如，《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就记载有多起李建成、李元吉欲在暗中加害李世民的记录。

一、李元吉曾对李建成直言要除李世民，说：“当为兄手刃之！”他是这么说的，也真是这么干的。某天，李世民跟随李渊前往李元吉府第，李元吉就安排了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里面，差点就刺杀了李世民。

二、李渊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都随同参与。李渊让他们骑马射猎，互角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但有尥蹶子的毛病，李建成假惺惺地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李世民骑上追逐野鹿，在高速奔跑中，胡马忽然尥起后蹶，所幸李世民见机得快，早早飞身落地，躲过了灾难。

三、李建成通过后宫嫔妃向李渊诬陷李世民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怒不可遏，差点拿李世民下法司案验。

四、李元吉通过诬告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谋图不轨，意欲牵引出李世民，但张亮是个硬汉子，愣了顶住了拷问。

五、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而鸩之，当时，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

当然，最让人耸然动容的是一个所谓的“昆明池政变”。

关于这个政变的阴谋，《旧唐书巢王元吉传》是这样记的：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闻其谋，密告太宗。

即突厥人进侵，李元吉自告奋勇，领兵出击，他向李渊要过了李世民的精兵部将，认为已断李世民羽翼，自己又统领有数万兵马，有恃无恐。于是和李建成密谋，准备以为饯行为名，拉李世民到昆明池宴饮，彼时，让埋伏在帷幕后的勇士将李世民一举击杀。李建成认为，到时候就向李渊解释说李世民是暴病死去的，谅李渊不会不信。他鼓动李元吉说，我再派人劝说父皇，要他把朝政交给我。登位以后，就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已经落到你的手中，一并活埋掉，谁敢不服？哪料，这番密谋被率率更丞王晊全部听在耳里，飞报给了李世民。

但是，这个阴谋，关系重大。司马光感到有些难以置信，他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说：“建成等前鸩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壮士拉杀而欺云暴卒，高祖岂有肯信之理？此说殆同儿戏。……事之虚实皆未可知，所谓疑以传疑也。”

基于这种理解，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基本照抄了录李建成对李元吉的话，但却是通过王晊向李世民告密的方式来转述的，至于真假，就交由读者自己判断了。

司马光作为一个大史学家，既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肯定会影响到《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读者。

读者都会认为，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成为了胜利者，后来登位，已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那么，肯定会炮制出一系列无中生有的事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为给自己发起的玄武门行动披上一件正义的外衣。

大家不但怀疑所谓的“昆明池政变阴谋”根本不存在，甚至那些胡马尥蹶、饮酒鸩杀、后宫构陷等等事件，全是李世民指使史官伪造出来的。

人们给出的理由似乎很充分：李建成已经是皇太子、国家的储君，帝国未来的接班人了，只要李渊蹬腿咽气，江山就是他的了，他哪犯得着惹是生非、处处设计谋杀李世民？！

正常情况下，这种推理、这种逻辑是非常有道理。

问题是，大唐开国，李世民的功劳太大了，所谓功高震主，已经严重威胁到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了，要说李建成完全没一点感受，肯定是假的。

即任何人，坐在李建成的位置上，都不可能无视李世民的存在。

那么，为了清除掉来自李世民的威胁，就必须作出壮士断腕的手段。

这也就是柏杨所说的“专制政体病毒”了，该病毒一旦发作，就必定产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严峻形势。

君不见，后世的清康熙朝太子胤礽，两立两废，两次在太子位期间，形势所迫，身不由己，不但有手足相残之念，还铤而走险，想发起宫廷政变，诛杀康熙，抢班夺权。

所以，说“你都已经是太子了，未来的皇位就是你的了，还争什么争”之类言论的人，只能说，见识太少了。

当然，司马光的怀疑，并不出于此。

司马光是觉得，先前李建成已有过一次鸩杀李世民失败的案例，如果在昆明池设鸿门宴刺杀掉了李世民，回头又向李渊撒谎说是李世民患病暴卒，则一定骗不了李渊，所以，“此说殆同儿戏”。

司马光仅仅根据李渊“事后”不会相信“李世民患病暴卒”，从而就怀疑“昆明池政变阴谋”的存在性，其这一推断让人哑然失笑。

我们来看，玄武门事变，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毙命，李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奔李渊正在泛舟的海池。李渊大吃一惊，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声若洪钟地对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诸位想想看，李渊是否相信尉迟敬德的回答呢？但是，事已至此，不相信又能如何？

同样道理，如果李建成的“昆明池政变”成功，他向李渊汇报“秦王已经患病暴卒”，李渊又能说什么呢？估计还是他在听了尉迟敬德对答后发出的那一声叹息：“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所以，一旦政变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李渊的“信”与“不信”，已不重要了。

只能说，司马光老爷子，太迂腐了。

当然，也不能以“司马光的怀疑有没有道理”，从而得出“昆明池政变密谋”一定存在的结论。

“昆明池政变密谋”的存在，是从很多地方找得到依据的。

比如，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入朝前，李元吉有一种不祥预感，认为李世民可能会有什么非常举动，劝李建成集结军队、静观其变。李建成自信满满地回答说：“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

看看，“兵备已严”——李元吉劝李建成之前，李建成未必想到李世民会在该日采取行动，那他的“兵备已严”，我们不应该理解为被动的“防”，而是主动的“击”，即是为“昆明池政变”作了周密的准备了。

实际上，李建成说的“兵备已严”也并非虚言，当李世民甫一发难，东宫和齐王府将领的兵马立刻杀到了现场，反应速度之快，出人意料。所幸李世民的部将张公瑾及时关闭了宫门，这才化险为夷。

还有，《资治通鉴》记：玄武门政变结束，李世民成了胜利者，让人带来李建成的洗马官魏征，生气地责问道：“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征举止自若，从容作答：“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魏征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感叹：如果太子早一点听从我的建议，提前行动，他就不会落到这个下场了。

显然，魏征是痛心于李建成的“行动”开展得太晚了。

有多晚呢？

“昆明池政变密谋”就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啊！

种种迹象表明，“昆明池政变密谋”，还真不是李世民指使史官捏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