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前秦兴亡与民族政策两面性的关系

自西晋灭亡后，经历过数十年战乱的中国再度陷入混乱当中，晋室南迁退避江南，北方则成为各方少数民族称王称霸的主舞台，并在一百多年间相继出现了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政权。足以可见其混乱程度。

而在这样的局面当中，前秦在苻坚的带领下走上强盛的道路，并最终一统北方，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最为强大的政权之一。

广袤的疆域在带来强大国力的同时，也使前秦社会变得格外复杂，民族融合成为其统治者不得不着重考虑的问题，而与汉族之间的融合更是重要内容。

一、前秦在文化上与汉族呈现出较高层面的融合

1、前秦氐族与汉人在生活方式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在古代时期，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之所以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居住地的不同所引发的生活方式的不同，这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天然矛盾。

而西晋灭亡后的时代之所以会被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就是因为当时在北方展开各种活动的是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少数民族。

但是，与其他四个彻头彻尾的游牧民族相比起来，氐族显得特殊得多。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原先生活于山腰地区、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活动的氐族先祖不得不开始整个族群的迁徙，并最终在海拔较低、地势较为开阔的山脚河谷地带定居。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继续大规模进行游牧活动就显得有些舍近求远。因此，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了氐族的必然，氐族也由原先的游牧民族转变为以农耕活动为主、游牧活动为辅的半游牧民族。

同时，氐族在很早开始就已经开始与汉族开始接触，秦汉时期的古籍上就已经有了对于这个族群的记载：“徒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种，反其旧土。”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汉人王朝并未选择将他们强制迁徙，反倒是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这就为氐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了相当良好的环境。

因此，在氐族后来的几次迁徙当中，在选择居住地时都是以保障农业发展为主要目的，这就使他们在生产生活方式的层面越来越与汉人靠拢，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也越来越高。

反观与氐族相隔并不遥远的羌族却由于居住地环境的不同，始终仍然维持着游牧活动，社会与行政体制也并未发生改变。

直到汉魏时期，氐族的农业生产活动已经较为发达，“从散关人讨叛氐，收其麦，以给军食。”在这种情况下，氐族逐渐建立了以血缘和地理为纽带的族群关系，长期聚居于某地的部落就此形成。而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氐族甚至建立了与汉人政权所实施的屯田制相似的管理体系。

2、前秦政权对于汉文化持开放态度

前文已经说道，由于居住地的关系，氐族很早就已经开始与汉人接触，并且在汉朝时期被纳入了汉朝的管理体系当中。虽然这种管理体系颇为松散，但终究还是为汉人与氐人之间的友好交流创造了条件。

尤其是在西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开始与中原汉族之间混合居住，氐族作为其中的一份子，自然也少不了与汉人接触。

而在关中地区，由于氐族出色的农业生产技术，再加上当时的太守治理有方，使整个关中地区的经济在短短数年间便恢复过来，“编户皆有牛，于田役省赡。”也因此，相比于其他民族来说，氐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是要更为良好的。

另外，自先秦时代以来，中原地区的汉人政权便长期在文化层面居于绝对的领先地位。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也对汉人政权得以在军事实力方面长期居于优势地位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作用。

虽然西晋王朝本身是由于遭到各方少数民族的冲击才轰然倒塌，但之前发生的八王之乱才是西晋王朝陷入虚弱状态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政权只是趁虚而入，绝非是实力的碾压。

因此，对于汉文化，居住于汉人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是持敬佩学习态度，甚至连他们的建国都带有深深的汉文化因素，如匈奴贵族建立的前赵号称汉室正统，石勒建立的后赵则是由汉文化中的五行说而来。身处这种环境，氐族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另外，前赵的统治者本身对汉文化的重视态度也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前秦的开创者，苻健为了维护自身政权的稳定与拉拢人心，制定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前秦的汉文化之风也愈发浓厚。

而作为之后带领前秦走向强盛的君主，苻坚更是对汉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乃至崇敬态度，对于汉文化的扶持政策相比于苻健来说更是只多不少。也正是因为这些政策，当时诸多著名儒生都进入前秦政权为官，

不仅对于前秦的强大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儒家文化的延续与复兴也有着一定推动作用，“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长安也由此成为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

另外，由于当时的前秦在一统北方后，境内有着多达数十上百种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之间由于各种因素难以有效融合甚至爆发矛盾。事实上，这一问题贯彻了几乎整个魏晋南北朝，不同的政权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也表现不同，

如前赵便在国内建立了两套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来糅合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又如之后的北魏则是选择了全盘汉化。因此，解决民族问题是当时的统治者必须认真思考的事情。

相比之下，以最为先进和受到各个民族普遍认可的儒教文化作为各个民族之间的润滑剂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哪怕只能起到些许缓解的作用，收获也已经算足够丰厚。

二、前秦在政治上与汉族呈现出貌合神离的状态

1、前秦政权本身的构成相当复杂

由于西晋的灭亡，再也没有一股足够强大的势力能够压制住各个少数民族，这也是北方在长达一百多年间都处于一种混战状态的主要原因——因为各方势力之间的差距都并不算特别大。

在前秦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虽然当时其他的少数民族都在表面上表示臣服，但暗地里对于前秦的统治却并非绝对服气。

也就是说，只有合理维持并保障不同势力的利益，前秦才能够维持表面上的统一，而汉人每多一个被重用的人，其他民族的利益就会减少一分，这当然会引得他们的不快。

因此，即便是苻氏宗族本身希望重用汉族，但氐族内肯定会有反对派；即便氐族希望重用汉族，其他少数民族又会提出反对，最终导致了汉人与前秦在政治上的分离状态。

2、汉人本身就是被防范的对象

自西汉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一股名为豪强地主的势力。他们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在文化上垄断经学知识，在政治上则掌握着朝堂的话语权，成为中央政府完成集权的阻碍。

直到东汉末年，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这些地主豪强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并且蜕变成世家大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门阀势力。

虽然之后时代动荡，政权也不断更迭，他们之中的一些势力也遭到重新洗牌，但从整体上来说，门阀势力仍然掌握着社会的主导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央政府施加着巨大影响，之前的西晋如此，西晋灭亡后所建立的东晋更是如此。

五胡十六国时期，在汉族中央政权灭亡的情况下，分布于北方的门阀势力既不能也不愿全部南迁。因此，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他们联合起本地的其他宗族，利用广阔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坞堡作为主要的军事防御体系，继续掌握着在地方上的主导权。

对于这样一股势力，如果说对一个统一的政权不会产生忌惮之心当然是假的。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基本安定，他们又无法采取直接的军事对抗来消灭这些汉人世家。

因此，通过在政治上的不重用以及其他一些明里暗里的监视手段来实现对他们实力发展的抑制，就成了前秦政权的首要选择。

三、总结

总的来说，前秦政权之所以会在与汉人的关系上呈现出如此双面性的情况，还是在于特殊的社会环境。

在文化上，无论是从长期的生活习惯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包括氐族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都愿意也必须向汉文化靠拢，即便仅仅只是为了安抚境内的汉人地主，也需要实施相当程度的汉化政策。

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汉人地主所拥有的强大实力，导致前秦的统治者又不得不对他们产生防范警惕之心，并最终造就了汉人群体在政治上的困境。

参考资料：

《前秦对汉族士人的双面性政策及其根源》——温昕、崔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