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记忆:那些年暂住证的痛

暂住证，顾名思义，就是暂时居住的证件，就像准生证一样，准许你生育儿女的证件，后来可能是因为“准生”两个字似乎太霸道了点，改为了“计划生育证”，这一改果然文明多了。暂住证也一样，似乎也不够和谐，大多数地方终于也取消了，改为了居住证。

暂住证是深圳的首创，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移民标志，它甚至成为了中国打工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然而，它却是中国千千万万外来打工者永远的痛。也是很多打工人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句调侃的话来讲：说起来全是眼泪！
我是1994年第一次听到暂住证这个名称的。在这之前，我在我所居住的小城市不要说暂住证，就是身份证我也不需要带。我从来不用担心派出所的警察叔叔会把我抓起来。
1994年大年初七，春节后的年味尚未消褪，我跟随二哥来到了深圳石岩镇打工。在火车上，二哥就把深圳关于一些被查暂住证的血泪史详细地告诉了我，然而慎重地告诉我，千万不能被查到了，如果查到了会送樟木头打三个月石头。有一个老乡就是被查暂住证的人抓了，被送到樟木头打了几个月石头，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一回到家，抱住自己的母亲痛哭一场。他母亲也一边抹泪一边说：“崽呀！咱们天生就是农民耙田耕作的命，不要出去了，娘养你！”此人从此再也没有出去务工了，老老实实在家做了一辈子农民。

樟木头，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名字仿佛清王朝流放犯人的宁古塔，那样的让我生畏，以至后来在深圳打工的这十几年，我决不踏进樟木头这个地方。
现在的幸福的打工人根本无法体验我们当时找工作的艰难，所幸的是我由二哥带出来，他当时在石岩上屋村的一家港资首饰厂做业务跟单，但由于工厂刚开工也不招人。晚上，二哥借了一个同事的厂牌让我戴上，混进厂里在他的宿舍住下来，由于怕保安看到，我足足在他的宿舍躲了一个星期，一日三餐都是他从食堂打好端回宿舍给他吃。一个星期后，二哥告诉你，工厂暂时还是不招人，但工厂要统一查宿舍，清查非本厂人员，我只能由二哥带着去了隔壁龙华镇的上横朗村:有一伙我们村周边的老乡在那里的一个建筑工地上。

绍文、日本、黑子、胡英，都是我们老家村上和周边村的人，合伙在这里承包了一栋四层私宅的基建，但由于房主的后续施工款项未到位，所以还没有开工，那时候的治安条件极其恶劣，又没有暂住证，不敢到处乱跑，于是一伙人天天在村里东游西荡，记得那时候最乐此不疲就是打台球，二块钱一局，赢了钱的买菜加餐，下雨天就缩在工棚里打扑克牌。

绍文是我们一个村，比我大几岁，也算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玩伴，他早出来二年，所以他特别照顾我。
穷并快乐着，一群年轻人白天倒也好过，只是晚上睡不安稳，离工棚区不到一公里就是石岩到龙华的公路，晚上常常有警车拉着刺耳的警笛呼啸而过，生性胆小的我，只能躲在被窝瑟瑟发抖。

查暂住证的人很鬼，常常晚上出动,老乡们很机警，一听到风吹草动就招呼我们往附近的山上钻。这情形和电视剧中鬼子进村都有得一比。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的一帮人打牌的打牌，洗澡的洗澡。忽然一个老乡火烧火燎的跑进来:“快，快，赶紧跑，查暂住证的来了，到村口了。”

瞬间，整个工棚内炸锅了，个个胡乱收拾一下，夺门狂奔，刚跑出不到一百米，身后几道手电强光柱射过来“站住，不准，查暂住证”，我惊恐的跟在绍文后面，没命的往后面的山上跑，只听到自己耳边风声和身后的嘈杂声，直至声音渐远，绍文拉着我停下来，我才发现在周围全是坟墓，原来是本地人的墓地，一起跑过来的有五、六个人，几个惊魂未定的躺在草地上，那天晚上满天的繁星，但在我的眼里，一点都没有家乡的星空漂亮。

过一会儿，听到山下面工棚区逐渐安静下来，我们才畏畏缩缩的走下山来，已有一些附近的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某某被抓了，某某跑掉了。这些同病相怜的陌生人互相打起了招呼，咀咒这个世道。

老家隔壁三官塘村的一个老乡不幸被抓了，第二天绍文去找到他在龙华油松一个玩具厂上班的姐夫，他姐夫去到龙华派出所交了350元才把他领回来。
几天后的一天，二哥从石岩过来接我，说厂里招工了，他把我介绍进厂了，失腊房一个普工，我欣喜若狂。

上班后，工厂给我办理了暂住证，每年220块，是那个时候的我近乎一个月的工资，但我异常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