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9次大移民，影响深远！

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五千年历史进程中，因政治、经济、战争等三种主要原因，产生数次人口迁移。人口迁移对民族融合、调整人口分布、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等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

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指东晋南北朝时流亡江南的北方人的侨乡。这很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很多地名都是新什么的，如纽约，就是新约克郡的意思，还有新奥尔良，新威尔士，都是英国的地名，加上一个“新”字的。就是今天，南方还有很多地名，还是古代中原的地名呢！这次移民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

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

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三、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

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

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

有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战乱，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人口大量亡徙。

1350年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鼠疫之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1381年，田野广袤，土地肥沃的河南、河北人口都仅有190万，而土地较少的山西人口却达400多万。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

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仅我们的豫西，从大槐树的移民后裔要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家乡很多姓氏，都是那时迁入的，至今已传了二十一、二代。因此上说，古代中原的汉族人一大半已经南迁，今天的中原人三分之一是晋南移民的后裔。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

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

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如朱德在《我的母亲》中介绍，祖先就是湖广填四川时广东迁移过来的，陈毅、聂荣臻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

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

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

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

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由于西北晋绥，内蒙古地区地区接近沙漠，土地贫瘠，还由于移民外蒙的汉族，在外蒙闹独立时，被驱逐，移民的数量有限。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了。

为什么要去闯关东，因为随着日、俄势力进入东北，满清对东北的移民禁忌形同虚设，还因为随着日、俄对东北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三，因为内地曾发生了光绪3年、民国18年、民国31年三次大灾荒，内地居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逃荒到东北，以投靠亲友，并可开种荒地。

民国时期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4年。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各超过1，000万。可以说，今天东北超过8成人的祖先，都是那个时期的移民。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

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

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

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即使到现在，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城镇，河南人都占了很大比例，渭南、西安、咸阳占三分之一，宝鸡、天水甚至超过二分之一，以致西宁、兰州都有很多河南人，新疆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就是在西安、天水、兰州唱红的。著名作家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全面记录了河南人的逃亡苦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