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渣是怎样炼成的

回首过往，人生无常，有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人走着走着就变了……

看过电影《青春之歌》的人，肯定会记得林道静，还有那位天天钻研故纸堆的老古董余永泽，林道静看不上他，两人后来分手了。

这个余永泽的原型就是曾被季羡林称为高人的著名学者、哲学家张中行，也是杨沫的前夫。

杨沫出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县，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她的哥哥杨成勋、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芳，杨成芳就是主演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白杨。

杨沫的母亲丁凤仪曾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

杨沫的父亲杨震华，先后创办了新华商业讲习所、新华商业专门学校。他通过办教育，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他把这些钱款用来搞经营，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办学，很快又赚了一大笔。

接下来，杨沫的父亲走了一个暴发户常走的老路，吃喝玩乐，肆意挥霍，在杨沫10岁的时候，这个富裕的家庭已经衰败了。

杨沫上初三时，她的父亲为躲债离开北京，逃之夭夭了。

杨家从此一落千丈，生活开始变得拮据。杨沫的母亲不甘心就这样过苦日子，她托人物色了一个有钱的主，打算把杨沫嫁过去，通过联姻改观杨家的处境。

但是，杨沫可不这么想，可面对强势的母亲，她也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只好逃了。

那一年，杨沫17岁。

从家里跑出来的杨沫，身上没有几个钱，于是她找朋友帮忙介绍工作，因此认识了比自己大5岁的张中行，此时的张中行，还是北大的学生，但是他有个在香河当小学校长的哥哥。

得知杨沫的境况后，张中行很爽快地答应帮忙，向他的校长哥哥推荐了杨沫，让她很顺利地成为香河小学的教员。

这位温情的学子，带给杨沫的关怀，令杨沫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两人互生情愫。不久，杨沫就与张中行过起了二人世界的生活。不幸的是，杨沫与张中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因病夭折。

杨沫的三妹杨成芳考上北平艺专后，来请这位有学问的“姐夫”给她取个艺名，张中行就从“白杨何萧萧”的句子中为她取名为“白杨”。

不过，后来白杨曾经多次劝杨沫与张中行分手。

杨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她那非常前卫的演员妹妹白杨曾经对她说：“大姐，你真软弱，你看他成天钻在古书堆里，一个书虫子，还成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有什么可爱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可爱的人？”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没过多久，张中行收到香河小学刘某寄来的一封信，说杨沫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

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但是，杨沫仍旧偷偷与马建民通信。

1936年，杨沫与张中行断绝了关系，与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了。这一年，杨沫22岁，她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女儿）。这个孩子的事情，马建民是否知情，是个谜。

与杨沫分开后，张中行曾一度怀疑人生，好在26岁之际，他认识了李芝銮。李芝銮与杨沫不同，她性格婉约，对张中行非常欣赏与信任。

1958年，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小说很快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一部剧情片，导演是崔嵬、陈怀皑，主演是谢芳，1959年上映。

杨沫因此一举成名，还被邀请到中南海作客。

影片上映后，许多人认为电影里的那个丑化人物余永泽就是张中行，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

对于这件事，杨沫与马建民的儿子马波（作家老鬼）这样写道：

“张中行学识渊博，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后来他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杨沫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关于杨沫，老鬼在《母亲与我》中说，母亲杨沫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自己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父亲打屁股时，她还指挥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而父亲动辄抽老鬼的耳光，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他，总是站在旁边指责他，“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老鬼还写过这样一些事情：困难时期，“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

关于哥哥，老鬼是这样说的，有一次老鬼饿极了，偷吃了他哥哥储存的食物，哥哥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 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已经饿昏了两次。一次在教室，一次在家里。

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一次，哥哥与母亲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至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

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吃饭屋的床上，盖着厚厚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没有......

在运动期间，这一家子可谓是闹翻了天：杨沫与马建民也开始相互揭发，他们夫妻俩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都给抖落出来了，而且他们都很清楚，这样做会置对方于死地。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三个孩子。

老鬼也跟着干了一件大事情，趁父母不在家，他带同学抄了自己的家，绑了自己的亲人，把家中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收音机抄走，留下“不许报案！为了&&，我要大义灭亲！不然，小心再来砸你们”的恐吓，扬长而去。

就在这个时期，也有人找到张中行，向他调查杨沫的历史问题，他们希望他说坏话，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而张中行一句对杨沫不利的话都没有说过。

老鬼的书中还披露了杨沫鲜为人知的与男秘书暧昧不清的关系。“姐姐小胖最先怀疑，说母亲找了一个面首”......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持了长达30年之久，这个秘书后来要求杨沫把他作为遗产继承人写入遗书，很是闹腾了一阵子。马建民去世4年后，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了。

杨沫的女儿马徐然，在1974年的时候才知道张中行是自己的父亲，那时候她已经快40岁了。

1978年，徐然跟随丈夫在贵州工作，第一次给北京的生父写信，张中行立刻给徐然回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你叫我先生，我不知道我可否告诉你真实情况，以前你妈妈也答应过我有机会我可以见你，其实我是你的父亲……”

后来，徐然回忆起这封信的时候说：“真的很温馨。”

1980年，徐然调回北京市文联做编辑，和张中行多次见面，她还曾向张中行约过稿件。

1995年，杨沫去世，吴祖光给张中行打电话，问他参不参加追悼会，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徐然的来信，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与李芝銮有四个女儿，张中行的女儿们说，父亲从来不在她们面前提杨沫。“很多人劝说他去澄清，他的回答是‘那是小说，不是传记’。” 父亲和杨沫有个叫徐然的女儿的事情，她们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张中行一生清贫，86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有人感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

张中行曾说：“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2006年2月，在国外的徐然接到张中行去世消息的电话时，那边出现了长达半分钟的沉默，徐然的声音在电话那边颤抖，她哭着说：“我还是想他的呀……我总对自己说来日方长……你能告诉我他走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回首过往，人生无常，有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人走着走着就变了。缘分真是可遇不可求，命运真是可见不可猜啊。

岁月如流，往事如风，有人苦而不言，有人痛而不语。放眼望去，春树暮云，多少往事如钩耿耿于心，低首看路，一花一草，不言不语都是念念不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