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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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通名是不同地方地名具有共性特点的通用部分，表征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变迁的认知。梳理多学科视域研究进展诠释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逻辑，基于EOF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构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格局及成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用字比例受河网水系影响最大，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用字类型丰富度在41个单元中总体呈现内陆到沿海且沿东北-西南方向递减趋势。②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异质性显著，呈现典型非均衡集聚，空间上形成皖中、苏南、浙北和上海等东西条带状的一级中心位于长三角中部，两个团块状次级中心分列南北；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热点区为双中心格局且分布于安徽西部和浙江南部等地，冷点区为单中心格局且分布在东部沿海呈纵向连续带状分布。③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综合影响明显，主要分布在海拔0~200m、地形起伏度小于20m、坡度小于5°的平原地带，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捷性对地名通名传承影响深远。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研究有助于提升地名命名科学性和规划管理协调度，为推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地名通名；EOF模型；地理探测器；空间分布；长三角

1 引言

地名是特定空间中记录当地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表征某地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形态互馈及其管理印迹。地名通常由专名和通名构成，随着地名专名数量的增加及命名领域的拓展，相同或类似地理实体归并入一个共同的名词之下形成地名通名。地名通名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及其互动认识的深化，是地名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地名命名日趋成熟。刘盛佳和吴郁芬分别率先提出地名通名系统、地名通名集解，为地名通名的筛选与规范提供参考；随后潘先军从文化角度考察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名通名用字含义及其文化意蕴，范今朝和朱竑分析城市地名通名演变，总结城市地名通名分化趋势及城市化进程中历史地名消逝困境。综上，地名通名文化景观作为地名研究新领域，亟待探索除现有多数研究集中于地名通名的命名规律、文化意蕴、地域特点之外的空间分异规律与空间治理策略，尤应重视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与范式建构。为此，借鉴学界地名研究思路，运用地理探测器、EOF模型等方法构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研究范式，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YRD）为案例，试图推进地名研究的学科融合，弥补单一方法解释力不足缺憾。同时，长三角为案例将能为城市群地名文化保护和地名行政管理提供新视野。

2 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理论

渊源与解析模型构建

2.1地名研究的文化景观渊源

索尔继承施吕特尔“景观形态”建立文化景观学派，提出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主张实地观察地物景观研究其特征。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变迁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自然和人文两类因素构成文化景观的主体框架。自然因素为人类物质文化景观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基底条件，构成文化景观的自然因素，自然地带性规律与文化景观中诸多人文因素具有明显对应性关系。人文因素中“聚落”是文化景观的核心，聚落的形态、规模和密度集中反映所在地的人口特征，映射了区域文化特色、经济发展结构与水平。城市化进程中自然景观向工业或城市景观的转化过程，形成了新文化景观并由此带来文化景观意象空间多元转化及人类社会感知的改变，文化景观对于自然和人文因素研究在景观描述中超越较为表面的形式和功能，进而达到对周围世界人文意义更深理解。综上，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要素演变的“交汇点”，拥有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地名产生及其进化的基础（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及其密度分布）具有近似的发生过程，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政策也大致相同，因而地名研究可以借鉴文化景观的理论及其相关界定。

2.2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思路转型

中国传统地名学孕育于先秦，明、清进入繁荣鼎盛，形成以考据为主的“重考证、轻理论”传统地名学研究思路。相较西方传统地名学术语可总结中国地名考据学派主要探究地名标准化、政治空间地名命名合理化、地名词源等。传统地名学发展阶段，国内外学者多基于考证方法在历史学、语言学、美学范畴下以地名本体为研究基础，探究地名解释和地名渊源，未形成独立学科，由此将中国地名研究以清末民初为界划分为传统地名学阶段和现代地名学阶段。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地名研究确立的标志是地名学理论探索、地名分类阐述、地名辞书编撰、统一地名译名等，地名研究已初现科学性。伴随国外地名学理论引介，1949年后中国地名学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先后开展了：①地名学研究内容划分、地名命名规律与原则等现代地名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②地名文化保护、地名规划、批判地名等应用研究。至此，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应用和理论探索进一步完善促推中国现代地名学成为独立学科（表1）

地名的影响深入人类生活各方面，各学科以不同视域及分析单元探索地名相关内容：行政管理关注地名管理的精细化、法规化及行政区划地名管理等问题，运用行政、法规手段履行地名的管理职能；城乡规划学中依据现行法规和规范对地名进行整体编排与统筹，地名规划过程中建立了理论体系。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自上而下推进地名标准化、规范化过程如何进一步保护具有文化记忆的地名面临新挑战。

地理学界从现象过程、成因主线研究地名，如Lars Borin等将瑞典文学作品中地名通过GIS可视化探讨地名时间过程；Stephan Fuchs运用GIS分析中北美的德语系地名分布；Meryem Atik等以新西兰为例探讨了地名分析如何有助于景观特征形成。中国学者研究了壮语系地区、广东、西藏等具有文化语言特色区域地名文化景观的产生原因与影响、历史变迁与时空分布、地名历史文化发掘与保护等。概而言之，国内外学者探讨了地名文化景观的演化特征，初步形成了以GIS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区域分析和案例实证的地理学地名文化景观研究范式。同时，案例研究中地名景观影响因素研究多基于古籍文献和空间定性，较少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方法探索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2.3地名通名文化景观阐释模型构建

多学科交叉研究地名的内容体系可进一步凝练建构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图1）：①理论基础层主要发掘不同学科视域地名研究思路差异，进一步聚焦文化景观论阈的人与自然关联逻辑，丰富地名考证方法、筛选归纳地名通名，形成以地理学现象与成因解释的经典研究路径。②实证研究层重点揭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分布机制及其影响因子探测，提升现象和成因的解释逻辑。③实践应用层主要讨论行政管理体系下地名规划、地名保护等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外部性。

2.4长三角案例及数据源

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濒临黄海与东海，地处江、海交汇之地。长江三角洲发育演变过程极为复杂，形成了种类丰富的地貌，以丘陵、平原为主，总体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河川纵横交错、湖塘星罗棋布、山间河谷盆地相间、岛礁众多分散稀疏。自新石器时代伊始，长三角即出现人类活动，是中华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一。长三角文化既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又相互渗透，有一脉相承的特点，普遍受江南文化影响。

文中数据源自：

（1）长三角行政地名来自民政部国家地名信息库（dmfw.mca.gov.cn），获取长三角乡镇（街道）行政地名共4520个，各行政地名地理坐标数据来自百度地图API，通过人工校对与确认，提取具有代表性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及其经纬度，共1517个地名通名作为研究对象。

（2）长三角行政区划边界和数字高程模型（DEM）来自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www.webmap.cn）；河网水系密度、交通道路网密度、GDP密度和人口密度等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www.resdc.cn）。

（3）分类和分析过程中参考各地地方志与地名志作为历史资料支撑，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来自长三角各地统计年鉴。

2.5研究步骤与方法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方法与地统计理论，首先建立地名统计数据库识别41个城市单元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向量，进而定量解释其空间分布格局与密度，最后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分布格局成因。

2.5.1经验正交函数计算

根据41个单元和43个地名通名百分比建立通名数据库（F矩阵模型）。利用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EOF）分解求得每个特征向量的方差贡献和特征向量的累积方差贡献，探究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类型丰富度分布格局。

式中：m是区域单元；n是通名要素；fmn表示在第m个区域单元上第n个地名通名百分比值。

2.5.2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作为探测空间分层异质性并分析背后驱动因素的计量方法。选取因子探测器，探测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异性，识别各因素对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解释度，使用q值进行度量。

3 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

景观的空间特征

3.1类型与特征统计

借鉴已有研究地名用字统计分析与地名通名识别方法，结合长三角地名相关史籍资料建立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识别标准：①含义上必须能明确地表示某种地理实体的类别；②结构上必须能单独成词或者能分离、能替换；③统筹考察影响通名分布因素的自然环境、语言区和历史文化。分析长三角乡镇/街道地名，提取地名通名文化景观1517类，主要有:山、湖、溪、河、江、海、塘、石、港、浦、岗、沟、沙、岭、埠、水、湾、田、滨、泉、洋、川、峰、淮、洲、墩、圩、浜、坝、渡、洪、泾、寨、陵、堰、潭、池、滩、涧、梁、台、岩、渚等43类，其中与水体相关有29类，占比69.1%，与陆地地貌有关有13类，占比30.9%。同时，与水体有关地名共有3123个，与陆地地貌有关地名有1397个。基于字频统计初步得出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类型多样，用字比例和数量显示出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受水体影响较大，与长三角地区河网密布水体众多特征相符合。以城市划分长三角为41个单元并按“三省一市”从北向南、从西向东顺序编排，将各区域单元内地名通名用字类型进行EOF运算，EOF展开特征向量表示各城市内地名通名用字丰富度的空间分布状态。计算显示各区域单元特征向量收敛性较快，前两个特征向量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3.31%，能够较为集中反映43个通名最主要的信息（表2）。因此，可以用前二个模态的特征向量来表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在长三角城市的分布结构。其中，特征向量极值区是地名通名类型分布最丰富的区域，等级划分反映了不同区域对分布贡献强度的不同。

EOF模型第一模态方差贡献率为62.62%，EOF第一模态反映了各区域单元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丰富度空间分布特征（图2a）。第一模态特征向量值均为正值，极大值出现在亳州市，并且亳州市周围的阜阳、合肥、六安、池州等安徽中西部地区其值也相对较高；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中部东北-西南一线。省域角度看第一模态地名通名文化景观丰富程度呈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依次减少。第二模态的方差贡献为20.69%，较第一模态有更明显等级分布特征（图2b）。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丰富度在41个单元中总体呈现沿东北-西南带状分布且有从内陆到沿海递减趋势。

3.2空间分布格局与密度

EOF分析发现研究区地名通名的空间分布有显著空间异质性，据最邻近指数法测得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期望最邻近距离为9.04km、平均最邻近距离为7.51km，显著性水平P＜0.01，Z值为-12.61，表明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呈集聚型。进一步采用不平衡指数验证区域分布均衡性，计算得不平衡指数为0.501，表明长三角地名通名在区域内部分布不均匀。

长三角地名通名在空间上呈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特征，形成了一个一级中心、两个次级中心带状分布格局，并近似倾斜“Z”字坐落特征（图3）。一级中心集中分布于皖中、苏南、浙北和上海构成的长三角中部地带，皖北和苏北、浙东南形成的两个次级中心并围绕一级中心地带向四周扩散分布，并呈现逐级降低趋势，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核密度最低值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西北。

3.3空间相关性

利用Moran′sI计算得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全局相关度为0.6482，正态统计量z值为128.5589（z值远大于置信水平临界值37），P＜0.01检验效果较为显著，表征地名通名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

采用ArcGIS10.5软件热点分析工具（Getis-OrdGi*）生成长研究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冷热点图（图4），呈现以西北和东南为热点区、东部为冷点区以及周围为次冷区与次热区的格局。热点区为双中心格局，主要分布于安徽西部和浙江南部等地，分别呈现两个团块状分布态势。冷点区为单中心，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区域，呈现纵向连续带状分布态势。统计结果显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占研究区的11.21%，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占研究区34.75%。概而言之，长三角地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具有较强空间正相关性。

4 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

分布影响机制

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同时含有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两维内涵，回顾关于地名文化分布及其成因研究既有观点，多数学者提出地名文化成因的差异化解释路径，但均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着手分析地名文化分布的形成机制。同时，进一步考察学界A级景区、传统古村落、特色小镇等同样具有文化脉络的地物空间分异研究，综合遴选海拔、起伏度、坡度、坡向和河流水系5项自然环境类影响因素和GDP、人口和路网密度3项社会经济指标探测地名文化景观分布成因，各指标数据按自然断点法分为5类，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各指标对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的影响度。结果显示，各指标影响力排序为路网密度(0.281067)>GDP(0.224141)>河网密度(0.191842)>人口密度(0.185212)>高程(0.04573)>起伏度(0.027651)>坡度(0.027651)>坡向(0.000614)。不难看出自然地理环境对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起着基础性作用，社会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佐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减小，后者对前者响应速率提升明显。

4.1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对地名文化景观的影响逐渐减小，但自然环境锚定了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空间骨架格局，对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命名方式影响深远。高程起伏度（0.04573和0.027651）、坡向坡度（0.000614和0.027651）以及河网密度（0.191842）构成了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空间布局的基础框架，制约着长三角地名通名的布局形态、规模和密度。

分析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海拔和地形起伏度发现，地名通名文化景观集中分布在海拔小于200m范围，总计1365个，约占总数90%（图5a）；集中分布在地形起伏度小于20m的区域，占总数的64.27%（图5b）。随着海拔升高、地形起伏变大，交通不便不适宜人类生活，同时观察不同类型地名数量占比增减发现，地貌由平原向山地转变过程以”山””溪””岭””峰”等命名的地名通名占比逐渐增加，在低山和中山地区均累积超过80％。可见海拔越高，起伏度越大的地区，不仅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越少，而且地貌类型对地名命名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因此，不同地貌类型区中地名命名也表明了与其地形相适应的命名规律。

坡度和坡向是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重要因素，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有82.79%集中分布于小于5°区域（表3）。这些地方拥有较好的农耕条件，地理环境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生产生活便利且成本低；坡向影响作物所受光照、热量、降水等强度大小，对农业生产具有约束作用。分析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坡向占比（表4）发现，阴坡（0~90°和270~360°）和阳坡（90~270°）均有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且分布差异较小（阳坡787个、阴坡730个）。不同于高海拔或高纬地区，长三角平原丘陵广布，海拔低、光照时间长，全年积温较高，导致坡向对农作物生长影响较小，且长三角以短日照作物”水稻”为主要农作物，所以坡向对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影响相对最小。

长三角发育过程形成的诸多河网地貌本底条件是影响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最重要的自然地理因素。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呈从沿河到内陆逐渐减少，有近半数地

名通名文化景观距离河流水系小于1km，有1359个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距河流在5km范围内，占比达到89.58%（图5c）。这说明沿水而居是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普遍特征，河流对长三角地名通名分布具有较强的限制作用，人类活动在选址上具有亲水特点。地名文化景观用字呈现长三角地域特点的“浜”（通向江河的小河沟）、“泾”（河沟或沟渠）、“渚”（水中小块陆地）等字正是对本区域河流水网特征的反映。河流水系在长三角居民生产生活与文化发展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距水源地近为农业生产和发展提供保障，又提供了交通运输能力，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名通名主要分布在海拔0~200m的平原地带，总占比高达72.56%。这是平原地带气候温和、水系发达、交通便利，适宜人类居住，人类活动频繁，从而累积了丰沃的地名资源。其次是丘陵，占比为12.34%；山地分布较少，占比仅为3.84%，这是此类区域气候条件较差、地势崎岖不平、交通不便，不适宜人类生活，稀疏的人类活动导致缺乏地名通名资源。

4.2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速度指示了地名演化进程。地理探测发现路网密度（0.281067）、GDP（0.224141）和人口密度（0.185212）是影响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主要因素。

交通条件探测结果显示q值较大且通过检验，说明交通条件是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包括“山、岗、岭、洲”等反映不同自然地貌类型用字，同时核密度分析也显示其空间位置在各种地貌区域均有分布，所以交通条件既是人类活动及其流动载体，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减小空间摩擦后的地名通名分布特征。通过ArcGIS10.5软件近邻分析（Near Analysis）统计得出距离路网大于5km的地名通名文化景观仅0.86%，小于1km的地名文化景观占89.51%，同时地名文化景观分布密集区与路网密集区高度重合，表征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密度与道路密度呈正相关（图6a）。

GDP和人口分布是影响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重要动因。GDP和人口是地名通名文化景观产生和传承的基石。长三角自古以来就是人口聚集的繁华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地理探测器计算GDP和人口的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影响度得探测值q分别为0.224141和0.185212，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地名通名文化景观核密度聚集区与GDP和人口分布密集区高度重合，GDP和人口分布与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呈正相关（图6b、图6c）。人口经济聚集区为基础的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演变蕴含着诸多人类与自然共生共栖的过程。如意为“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堤岸、围绕村庄的障碍物”的“圩”在长三角广布[34]，以引导水流、保护堤岸的水工建筑物“坝”也广布于长三角，这显示了长三角人类活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反映了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和形态结构。

总之，交通的便捷性、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水平深刻地影响地名文化景观的传承。优良的交通条件是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留存和发展的保障。在此基础上，人口的繁衍、迁徙与经济活动集聚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可能。

4.3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

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长三角地名通名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表5）发现：不同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对地名通名分布的影响度存在差异，但二维因素交互作用影响度大于一维因素影响度。其中，路网密度与GDP的交互作用最强（0.320242），经济水平高且交通便利的地区更利于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传承与发展。自然地理影响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的较弱，但仍是重要因素之一。

5 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厘清地名研究理论脉络与实证渊源，构建地理学视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以长三角为例佐证研究模型。研究发现：

依照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识别标准筛选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1517类，其用字类型受河网水系影响最大，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用字类型丰富度在41个单元中总体呈现内陆到沿海且沿东北——西南方向递减趋势。

模型实证研究得出：①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异质性显著，呈现典型非均衡集聚，空间上形成皖中、苏南、浙北和上海等东西条带状的一级中心位于长三角中部、两个团块状次级中心分列南北；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热点区为双中心格局且分布于安徽西部和浙江南部等地，冷点区为单中心格局且分布在东部沿海呈纵向连续带状分布。②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同时含有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两维内涵，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格局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综合影响显著，主要分布在海拔0~200m、地形起伏度小于20m、坡度小于5°的平原地带，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捷性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地名通名传承影响较大。

5.2讨论

分析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发现自然、经济与交通特征深刻影响地名文化景观形成和发展，本文分别在理论基础层和实证研究层论证地理学视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在科学逻辑规范下提升模型实践应用层地名相关行政管理能力，规避地名规划与保护过程中“负外部性”影响。

地名不仅是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标志，而且承继和活化区域文脉。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整村搬迁和撤村并居使得地形起伏较大、坡度较陡、交通不便的地名文化景观首当其冲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体系化、规范化的新地名景观。处理好地名文化景观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规范地名命名、保护和规划相关准则是地名实践当务之急。

行政管理体系中地名规划一直是中国地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有利于地名命名的科学性与规范化。但由于规划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发生命名滞后且与城市建设不协调现象，进而促成传统地名被动消亡。因此，地名规划与管理过程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结合破除已有弊端，让城市空间扩展的同时，向文明底蕴深厚的城市发展是地名研究重要方向。为此，系统探索某一区域地名的稳定性有助于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长三角案例的相关发现，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的区域性和多元性深受自然地理、经济活动与交通条件的影响。科学保护地名、挖掘地名文化遗产，既需要深刻理解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变迁，更应掌握人口迁徙与产业集聚及其时空阶段性，才能重建时空序列的地名及其文化景观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如何重建长周期时空序列地名及其自然——人类活动数据是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和地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的难点与焦点。

作者：马仁锋 陈佳锐

来源：《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

选稿：甄艺涵

编辑：何雨桐

校对：邹怡思

审定：孙欣仪

责任编辑：吴雪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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