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巨人——以心理传记学分析贝多芬的痛苦与伟大

19 10年出 版的弗洛伊德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启蒙了后世“心理传记学”的研究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国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开始了心理传记学这一领域的探索，采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非凡人物的生命故事进行研究。《心理传记与质性心理学》（原名《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集刊每年出版两辑，将为海峡两岸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以促进人文取向心理学的发展。

当代教育名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学科评议组前召集人、西南大学资深教授黄希庭曾这样评价：“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是繁荣心理科学和促进人类自身理解的重要途径，质性研究方法对于产生新的心理学研究思路、新的概念和理论具有独特的方法学优势。希望新版《心理传记与质性心理学》集刊能够进一步成为凝聚华人心理学人文取向研究队伍，发现和培养人才，产生具有中国化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的重要阵地，为发展我国心理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书本走进心理学的花园，通过精彩的故事，一瞥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进程。

贝多芬战胜失聪

的心理动力源分析

（节选）

贝多芬在遗嘱中透露出他对音乐感到肩负使命：“差一点儿，我就亲手结束了我的生命——只有她——艺术，她阻止了我，唉，我似乎不可能更早离开这个世界，在我把这一切创作出来之前，对此我感到有任在身”（Morris，2014）。是音乐让贝多芬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尽管失聪成为他音乐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但是他的创作力并没有因此而倒退，成为作曲家依然是继续在音乐道路上前行的方法，他需要利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世人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意义疗法是由弗兰克在1926年提出的，他指出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在意志的自由以及对意义的追求上，人是有权利去追寻的，追寻生命意义是人的本性，实现人生意义也就是实现自我，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生命的意义的，而人也是需要对这个结果负责任的，人最终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弗兰克（E.Frankl，2010）认为生命意义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项事业，生命的意义应该去现实世界中寻找，而非个体的内心，人越是忘我地投入到某项事业中，就越容易找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二是通过体验某件事或爱某个人来实现经验性价值，只有爱过他人才可以了解人的本质，个体的潜能才能得到发展；三是通过忍受挫折和苦难来实现态度性价值，生活的痛苦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而人类可以了解痛苦存在的意义，并通过承担痛苦来探索痛苦的积极含义。显然，贝多芬通过第一和第三种方式来实现了自身的生命意义。

从音乐事业中获得生命的意义

贝多芬感到自己肩负音乐使命，他需要利用自己的天赋为世人留下好的音乐，生命的意义须从音乐事业中体现。在自杀危机来临时贝多芬及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此后与耳聋作斗争的漫长岁月中，贝多芬都始终怀有这种信念。在1824年致肖特兄弟的信中，贝多芬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愿死亡把我带走，因为我还负欠甚多！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必得把精灵启示我而要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Rolland，2012）。信念驱使着贝多芬付诸行动，对于音乐创作，贝多芬的确是达到了全身心投入的癫狂状态。“任何场景的变化，不管是从城市到乡村，还是仅仅都到街上去，都能激起他的创造力。他常常沉浸在各种想法当中，以至于忘记吃饭。酒馆的老板习惯了他对着空桌子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出神地看着什么，然后不耐烦地叫他结账。在乡村的时候，他会一直走，边走边写，直到夜幕降临看不清路为止。贝多芬夜里经常会被某些念头突然惊醒，然后必须要在它们消失在梦境里之前将其记录下来”（Morris，2014）。对于音乐事业的这种全身心的投入状态，贝多芬持续了几十年，甚至是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秒，他依然心系音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贝多芬饱受肝硬化的折磨，而他的医生却记载道：“由于罕见的忍耐力的支撑，他常常在树木繁茂的山坡上写谱子，作品的写作过程仍然充满了激情和深思熟虑”（Lieb & Jablow，2007）。这种罕见的忍耐力还让他捱过了多次手术的折磨，因为肝硬化，贝多芬需要做肝腹水抽水手术，从1826年年末至1827年3月，贝多芬共进行了四次手术，而且都是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条件下完成的，因为他怕麻醉药物会影响自己的创作，灵感的迸发是时刻会发生的，而他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来记录灵感。

对苦难的超越中获得生命的意义

除了体验生命，承担苦难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苦难、死亡和厄运是组成生活的必需部分，即使是在无法改变的苦难面前，人们也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因为人能够将个人的灾难转化为胜利，贝多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承受住了人生中所面临的种种不幸和苦难。对普通人来说，耳聋代表一部分世界的覆灭，但对于音乐家来说，耳聋则是整个世界的覆灭，贝多芬却用自己的能力重新点亮了覆灭的世界，不但是为他自己，也是为所有的人类，因为他将伟大的音乐作品回馈给世人。贝多芬一生中的多数时间都处在苦难之中，撇开耳聋的折磨，他的身体也时常遭受折磨。他先后患有重伤风、肺病、关节炎、结膜炎等疾病。1826年12月，他又因肝硬化而不得不动手术，在此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进行了四次手术。即便贝多芬经常患病，但他体内却没有任何止痛药的痕迹，他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创作，就不得不忍受各种疾病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

除了身体上的苦难，贝多芬同样承受着心灵上的苦难。童年时期，父亲残忍的教育方式使得贝多芬度过了一个阴暗无梦的孤独童年。少年时期，从13开始在宫廷中担任羽管键琴师的职位以补贴家用；17岁时他最爱的母亲去世，此后全家的重担便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赡养整日酗酒的父亲，照顾两个弟弟并承担他们的教育费用。青年时期，贝多芬开始患有耳疾，此后便一直承受着耳疾带来的痛苦和对音乐家身份的威胁。中年时期，他遇到了永生的恋人布伦塔诺，但结果仍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终结了他对爱情的向往。晚年时期，为了争夺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贝多芬与卡尔的母亲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斗争。卡尔在他伯父重病期间本打算与他和好，但未曾想，贝多芬没能扛过这一场重病，1827年3月26日，一位陌生人替他阖上了眼睛，他苦苦思念的侄子至死也未能见上一面。童年生活的不幸、早期经历的重负和终生的孤独使贝多芬承受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苦难。

战胜失聪的内驱力

——超越自卑

自卑理论来源于阿德勒（Adler，2005）的个体心理学。阿德勒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自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抱有改善自身环境的愿景，自卑感正是人类改善环境的动因。人类的奋斗动力来源于自小形成的自卑感，而非性本能。个体如果能够有效地补偿自卑，其心理和人格都能实现健全发展，如果补偿失败，个体就会丧失自信心而产生自卑感。每个个体都会体验自卑感，而追逐对自卑感的补偿之路能让个体在成年后形成稳定的生活风格。儿童会先树立榜样，一路缩短与榜样之间的距离，最终完成个体的发展。阿德勒（Adler，2005）将这种超越自卑的表现定义为，当一个人遭遇一个他无法适应或无力应对的问题，并且深信自己无法解决时，他就会表现出自卑。

贝多芬的自卑表现

自卑感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飞扬跋扈、骄傲自大的人并不代表没有自卑感，安静顺从的人也并不都是自卑的人。一直以来，贝多芬都有一个关于自己身世的幻想：他坚定不疑地认为自己是在1772年出生，并且是一个没落王国国王的儿子。因为他认为只有贵族身份才能与自己的才华相匹配。1810年曾发表过一篇报道，具体内容是说贝多芬是一位普鲁士国王——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私生子，从1819年开始，他的朋友和侄子卡尔就开始催促他抵制这些谣言，他的朋友韦格勒医生，贝多芬的挚友，与贝多芬常有书信往来，贝多芬最初耳聋时只告诉了韦格勒一人。甚至写信批评他不为自己母亲的贞操雪耻。这时，贝多芬已经确切地知道这件事了，但他从未做出过任何抵制谣言的举动，虽然他曾写过一封解答此问题的回信给他的朋友，但却因为疏忽而忘记交付给邮局，因此朋友迟迟未得到贝多芬的解释答复。这次疏忽并非意外，一是贝多芬渴望自己是贵族，二是贝多芬的否认机制在作祟。否认是为了减轻痛苦、消除人格内部冲突的一种保护性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不相信或不承认对自己不利的、带来痛苦的现实情况（郑雪，2017）。在无意识中，贝多芬否认父亲约翰的身份，更何况这是一个被大家认可的解释，所以他拒绝对此做出回应。但碍于朋友的屡屡劝告和道德胁迫，他又不得不做出解释，为了同时满足本我的快乐原则和超我的道德原则，忘记将信交付给邮局，这是最无懈可击的借口。

贝多芬自卑的形成因素

贝多芬为何会产生渴求贵族身份的自卑感呢？在封建等级十分森严的社会制度下，贝多芬无力逃脱等级障碍，且贝多芬的一生都与贵族相关联。家庭出身，贝多芬的祖父、父亲都是为贵族服务的平民乐手；职业生涯，贝多芬一生中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贵族展开；友情方面，贝多芬拥有许多贵族身份的亲密朋友；爱情方面，恋情无数但最终无果。究其本源，大抵逃不过平民与贵族之间难以逾越的等级障碍。

贝多芬的职业几乎都是为贵族服务，他仰仗贵族的资助来维持生计，与贵族的恋情因地位差距屡屡碰壁。这些因地位差距所带来的不平等待遇，必然使自尊心较强的贝多芬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自卑感是人类在追求优越地位时正常的发展过程，人类行为的出发点都来源于自卑感以及对自卑感的克服、超越，自卑是驱使个体前进的动力，也是个体获得成就的原因。贝多芬在人生前半段积攒的对于贵族身份的自卑感，正是激发他追求卓越、超越贵族的潜能和勇气，为其追求优秀音乐家的心理生命目标提供了内驱力。

贝多芬对自卑的超越

贝多芬对自卑的超越集中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从他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看到人类对于和平状态不懈追求的画面，感受到振奋人心的力量和抗争精神，体验到人类和自然融洽相处的境界。在《第九交响曲》（1819—1824）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切的人们都成为兄弟，合唱，居住在大集体中的众生，请尊重这共同的感情，像英雄一样走向胜利（焦月, 2017）。在《第六交响曲》（1807—1808）中，我们能够预见人类和自然融洽相处的美好境界，这不得不引发人类对自然事物、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的思考。这说明贝多芬不仅克服了心中的自卑，并且将其转化为创作的动力，通过音乐来表达对英雄主义精神、启蒙精神、人类博爱和平境界的追求。

外在的各种事件不停地打击着贝多芬，其中以失聪的影响最明显——几乎要破坏他稳定的人格。但是他依靠自己强大的内在力量不断调整，使人格恢复稳定，最终不仅战胜了这些困难，还成为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通过深度探究伟人的生命历程，可以让我们对自身的命运产生新的领悟，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剖析传主贝多芬的人生阅历、心理发展、幼年成长经历和重大行为决策等行为，可以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从中得到关于人生使命和生命价值的启示。

本文摘自《心理传记与质性心理学（第九辑）》

有删改

新书简介

心理传记与质性心理学（第九辑）

书号：978-7-5117-4128-8

定价：98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为《心理传记与质性心理学》 （原名《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 辑刊的第九辑，是国内心理传记学的重要学术刊物。辑刊采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物的生命故事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既有著名人物，也有普通大众。本书主要包括六个部分：名家自传、高端视点、研究方法、心理传记、生命叙事、现实回应。本辑具体包含著名心理学家黄希庭自述、对纳兰性德自我放逐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对贝多芬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以及在现实关怀的层面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下赴韩留学生的生命叙事、对城市社区空巢老人的心理研究、对中学生学业拖延的质性研究，等等。无论是在理论拓展、方法论研究，还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回应方面，本刊都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与学科贡献。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