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99
March
24.03.2022
「风景」或「地景」(Landscape)在西洋艺术史中，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及类别。一般多视十七世纪克洛德·洛兰(Claude Lorrain)或尼古拉斯·普桑(Poussin)的作品作为经典的表现。另有威尼斯画家弗朗西斯科·瓜尔迪(Guardi)或卡纳莱托(Canaletto)的运河风光，也是西洋风景画早期的代表。
十七世纪的荷兰发展了迥异于巴洛克风格的艺术，表现平原、河岸，且天空常占据画面近四分之三的比例。然而，有些学者不认为十七世纪是风景画类的起始。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学者，关注当时绘画里仅作为「背景」的零星风景摹写，于南北方皆有发现(此处南北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南方旧教、北方新教)。在南方，从马萨乔(Masaccio) 到弗朗西斯卡(Francesca)的作品，都有具体的风景摹写，组构出可以辨认的一个空间。在北方，以扬·凡·艾克(Van Eyck)为首的极细腻画风，连远处的树木山陵或建筑细节，都清楚呈现，蔚为风尚，后进画家皆努力模仿之。
《View on a Plain》
1644年，帆布油画
48cmx72.2cm
《Detail of the background in the inner central panel of the altarpiece in the cathedral》
1432年，帆布油画
146.2cmx51.4cm
到了十八世纪，风景的概念活跃起来，关于风景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实践，在社会各阶层中展现，并与单纯讲究绘画表现的专业风景画平行发展。例如，上流社会子弟财力雄厚，一生必定亲炙古罗马遗迹，称为壮游(Grand Tour)，亦含德、瑞、今荷比卢等。打卡之余其实舟车劳顿，翻阅史料还可见外国贵公子抱怨意大利食物的叙述。中下阶层无福消受，只得购买各式版画再现的风景画，或国内风光、或异域风情，聊备一格。若是国内风光，以英国为例，苏格兰和韦尔斯的高山(其实最高也才1300多米)常是表现主题，也有英国人民自行前往这些地方旅游赏景，是当时常见的一种生活美学实践。
另外，起源于英国贵族间，对于自家花园该如何建造，展开庭园造景的讨论。一开始贵族们仍奉克洛德·洛兰的绘画为标准：起伏的地势、如支柱般撑起画面两端的大树、以及一或二个希腊罗马式的废墟。这般费心安排，只为追求一句赞美——「如画式」(picturesque)，该字本来的意思是：「看起来像一张画」。因此，自然对象(偶见人造物)在这场造景运动中，明确地被赋予一个任务，组构出大师克洛德·洛兰式的风景。后来的花园造景运动，不再只有「如画式」一个标准，但也大都追求看似自然的状态，没有刻意修剪的花丛、簇拥掩映的大树等。这让英式花园和法式花园从此分道扬镳；后者以凡尔赛宫花园为代表，以一望无际的气势、几何式修剪的灌木、区隔鲜明的植栽为特色。
1781年，帆布油画
148.6cmx207.6cm
就十八世纪专业画家的风景表现而言，早逝的让-安东尼·华多(Watteau)画出贵族野宴的奢靡，赋予自然风景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而托马斯·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的风景常以温和滋润的色调呈现：田园风情不过于艳阳高照，苍郁林地也不会冷峻阴森。
若要谈论十八世纪学院派整体的风景表现，各国未有如十七世纪般遍地开花。浪漫主义美学将大自然视为雄浑(sublime)或恐怖(horror)的题材，而当时新古典主义(Neo-Classism)与历史画(History Painting)这两大流行，似乎已经将田野、山川、园林「定格」为布景、舞台，名流人士于其中可观可游、或坐或卧。远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画坛，平行移植欧洲的品味，盛行历史／叙事绘画，但远处风景皆取材自美国本土壮丽河山，大块文章之势更胜欧洲。
十八世纪的风景概念似乎很自由，有的是平面的的风景再现画作，有的是环绕人们的真实风景。社会大众可以在两者间各取所好。对于文化地理学者来说，「风景」的概念从来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属于人文的部分。因为当人们站在一处山头，望向一片景色，观看、赞叹的同时，这处自然之地就已纳入人类的文化活动范畴。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看法，使得西洋艺术史里的风景画不断地在跨领域的学问间被研究着。例如，若用欧陆田园风景画的标准(如鲁本斯)，英国的田园画作常是「空无一物」的状态：仅仅有起伏的地势、田埂或石块篱笆所区隔的简单线条，配上克洛德·洛兰式大树和几朵云而已。与鲁本斯的大作相比，没有前景的泥泞肌理和肥硕家畜，亦没有中景的农事繁忙，更没有远景的丰富天相。但是对于英国经济史学者来说，这样的「空无一物」其实足矣。因为这些摊在阳光下的土地显示了土地的区分、持有和利用：哪处是休耕、哪处是放牧、哪处可以依法租贷给中下阶层进行土地劳动行为、哪处又可以打猎，全都一览无遗。
1636年，帆布油画
135.5cmx233.5cm
这类研究中，常提及的是「圈地运动」(Enclosure)。在此法案前，无封地的百姓可以在贵族的土地上捡拾木柴、采集野果或蘑菇，但不得耕种或放牧，圈地法案通过之后则不行。这些物产看似微薄，一旦失去供给，对下层人民影响甚巨。而许多英国田园风景绘画，常逃不过经济史学家鹰眼般的鉴定，得到了美学之外的经济史诠释，例如托马斯·庚斯博罗的「安德鲁夫妇」。而十九世纪的风景画，无论描绘都会绿地或城市边陲，大笔的房地产数据显示土地和建物的持有流向了新兴资产阶级：工业家和实业家，这可又是一笔新帐要算。在经济史学者耕耘下，后进学者如我于研究此领域之初，常叹英国地景绘画之研究，重视「地」(land)的历史似乎犹胜「景」(scape)的赏析。
《安德鲁夫妇》（Mr and Mrs Andrews）
1750年，帆布油画
69cmx11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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