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惊爆邪教食人案！33岁女子伪装成13岁养女的阴谋

大家好，我是袜皮。今天由考利给大家分享的，是2007年发生在捷克的一起离奇的收养儿童案。此案在捷克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中文媒体报道此案时也用了“捷克惊爆邪教食人案”等等标题。

案情不仅曲折离奇，更是匪夷所思，充分暴露了人性的黑暗。美国的惊悚电影《孤儿怨》直接取材于这起案件，但案件本身的黑暗复杂程度却远超电影。

（本文字数7,319）

（《孤儿怨》电影海报）

一、黑幕一角

2007年5月7日，生活在捷克小镇库里姆（Kurim）的爱德华·特里迪（Eduard Trdý）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这天清晨，他满怀喜悦的心情，在布置妥当的婴儿房里安装婴儿监视器。

（爱德华·特里迪）

在调试屏幕的过程中，他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画面。他看到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浑身赤裸着，双手被绑住。图案的像素非常低，他依稀能辨别出小男孩是在一个光线非常昏暗的小黑屋里，明显是一个不属于他家的陌生地方。

很明显，特里迪的婴儿监视器串台了，应该是附近的哪户人家和他使用了相同型号的机器。（婴儿监视器串台好像是常有的事，美剧《摩登家庭》中就有类似情节）。

特里迪没有多想，也许，这个男孩是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玩被绑架的游戏，随后，他按原计划去医院探望了妻子和孩子。

下午5点，特里迪回到家中，继续调整他的监视器。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已经快一整天了，之前的那个小男孩依旧被捆绑着，而且还趴在地板上吃着什么东西。这明显不是一个游戏！特里迪震惊了，他立马保存了画面，然后报了警。

警察很快赶来，看过监视器中的画面后，随即展开调查。因为婴儿监视器的使用范围很有限，所以警察很快就锁定了特里迪家附近的几栋房屋，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家中是否有一个小男孩？”

29岁的克拉拉· 莫罗瓦(Klára Mauerová)打开了门，面对警察的询问，她说家中只有13岁的女儿安娜（Anna），而且她生着病，很害怕陌生人的惊扰。因为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警察很快就离开了，继续去询问其他人家。

幸运的是，在警察上门询问的过程中，特里迪一直在家中看着他的婴儿监视器。他从监视器中听到了警察和克拉拉的谈话。

这下警察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去搜查克拉拉的家。搜查过程中，克拉拉之前所说的13岁的女儿安娜反应极其强烈，一直使劲地尖叫。

警察发现，屋内楼梯下的一个上了锁的小房间很可能就是监视器里的那个小黑屋。克拉拉拒绝交出钥匙，并声称她租下这套房子的时候，这个楼梯间就是上着锁的，房东也没有给过她钥匙。

警察害怕破门而入会伤害到可能在房间里的孩子，于是打电话给消防队请求专业人员和设备的支援，以非强力的方式打开门。

克拉拉在这个时候也打电话给姐姐卡特琳娜· 莫罗瓦（Kateřina Mauerová）, 让她赶紧回家。卡特琳娜比克拉拉大两岁，两人都住在这栋房子里。

当消防员赶到时，卡特琳娜和克拉拉姐妹俩以及13岁的安娜一起坐在家门口，试图阻止消防员进入她们的家中。安娜穿着格子连衣裙，戴着眼镜，身高不到1米6，非常瘦弱，一眼看上去就是个青春期的女孩。

据其中的一个消防员回忆，安娜的举止非常奇怪，她半坐半爬的围绕在克拉拉姐妹俩身边，像个婴儿一样发出一些无意义的声音，摇晃着自己的身体。看起来的确是一个有病的、发育不良的孩子。

（安娜）

卡特琳娜和克拉拉做了几次无效的抵抗后，很快就被制服了。安娜却表现得非常暴力，拼命地去踢打，抓挠消防员。

最终消防员还是打开了楼梯间的门。首先，击中现场每一个人的是房间里瞬间涌出来的气味——累积了几个月的人体排泄物和呕吐物散发出来的气味。

然后，大家看到是一个脸色苍白、浑身赤裸的小身影，平静地坐在这些秽物之中——他就是婴儿监视器里的那个小男孩。情景太过可怕，当场就有警察质问克拉拉，为什么会如此虐待一个孩子。克拉拉当时回答说：“你们不会知道的，你们不可能理解这些。”

（楼梯间内）

警察必须立马拍下犯罪现场的照片作为证据。当警察举起照相机时，小男孩的一个举动又使在场的所有办案人员的心迅速沉下去，还没有松绑的他竟然径直跑到镜头前，然后露出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

克拉拉和卡特琳娜被当场逮捕。审问过程中，克拉拉只告诉警察，这个男孩是她的八岁的小儿子安德瑞（Ondrej）。除此之外，她一直表现得心烦意乱、语无伦次，警察无法从她身上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相反，姐姐卡特琳娜却镇定自若，她告诉警察，安德瑞是在模仿哈利波特，那个小房间是她最喜欢的游戏场所。当被问道为什么房间会如此的污秽不堪，以及为什么安德瑞在“玩耍”时必须赤身裸体和双手被捆绑，卡特琳娜无言以对。

（左一是克拉拉，左三是卡特琳娜）

安德瑞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检查治疗。安娜则由布尔诺儿童中心接管。住在这栋房子里的，还有一个孩子——克拉拉的大儿子，十岁的雅各布（Jakub）。当警察搜查他家时，雅各布正在上学。随后，雅各布也住进了布尔诺儿童中心。

根据医院的记录，两个男孩的手臂和背部都有长长的伤疤，是被尖锐物体砍伤所致。他们的腹股沟还有奇特的苍白伤痕。除此之外，安德瑞的臀部有一块大面积的圆形伤疤。

当然，除了身体上明显的伤痕之外，兄弟俩的精神状态也显示出他们遭受过虐待，有严重的心理创伤。夜晚来临时，安德瑞就会处于极度恐惧之中，不停做噩梦。哥哥雅各布在儿童中心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埋首于书本间，避免与人发生目光接触。

每一个接触到安娜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她有一些精神疾病。她对于母亲克拉拉的缺席有着严重的分离焦虑。她拒绝洗澡，一旦有人想要接触她，她就会踢人、咬人、疯狂的尖叫。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对她进行身体检查，只能通过暴露在外的皮肤粗略判断，她身体上好像有一些人为的伤痕。

二、家庭背景

由于克拉拉和卡特琳娜完全不配合警方的审问，警方试图从她们的家庭关系入手，调查这起虐童案的根源。

克拉拉和卡特琳娜出生和成长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的一个中产家庭里。父母关系和睦融洽，膝下有三女。卡特琳娜是他们的大女儿，克拉拉是最小的孩子，他们还有一个二女儿加布里埃拉。一家人的关系非常紧密，经常一起外出度假。克拉拉父母的朋友们都说这是一个正常、有爱的家庭。

（克拉拉姐妹的父母）

97年初，18岁的克拉拉意外怀孕，孩子的父亲是她交往了一年多的男友拉德克·库法尔（Radek Coufal）。怀孕不久，克拉拉就和库法尔结了婚，在97年的10月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雅克布，99年的9月他们又生下了小儿子安德瑞。

二姐加布里埃拉从小和克拉拉很亲密。她说，克拉拉的成长过程中从未表现出任何的暴力倾向，她一直认为克拉拉是个非常好的母亲，有着令人羡慕的亲子关系。

（克拉拉和两个儿子的合影）

克拉拉的父母对他们的小家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们提供经济帮助，看护孩子，允许夫妻俩和他们住一起，直到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自己的房子。在这样的条件下，克拉拉完成了大学学业，拿到经济学学位，并开始了作为秘书的职业生涯。

克拉拉的婚姻在2003年出现了问题，2004年克拉拉和库法尔友好地协议离婚。克拉拉拿到了两个孩子的监护权，但爸爸库法尔也经常和孩子们见面，带他们去参加体育活动，外出郊游等等。

（孩子们的父亲库法尔）

2005的下半年，克拉拉的生活突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她收养了一个叫安娜的女孩。克拉拉的家里人和朋友们都大吃一惊，他们从来没有听她说过想收养一个孩子。

一年后的2006年年底，克拉拉带着孩子们从布尔诺搬家到附近的小镇库里姆，姐姐卡特琳娜也搬过来和他们同住。

（克拉拉和安娜）

调查过程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2007年5月12日，案发5天后的夜里，安娜在布尔诺儿童中心失踪了。据警方推测，她从一楼的房间跳窗逃出了儿童中心，紧接着进入了附近的树林。一个精神上有些问题的女孩独自游荡在树林里非常危险。

警方当晚立刻使用红外线护目镜、警犬对树林进行精确排除，同时在周围社区挨家挨户的上门询问，却找不到安娜留下的丝毫踪迹。这使得警方不得不推导出一个可怕的可能性，安娜可能是被人从儿童中心带走的，而这些人很可能与虐童案有关系。

现在，找到安娜成为了警方的第一要务，警方开始征集关于安娜的各种线索。

安娜的收养材料记录了她被克拉拉收养的整个过程。安娜的生父和生母是一对瘾君子，他们碰巧认识了克拉拉的外祖母。安娜本来就发育不良，有很多病，药物成瘾的父母还经常对她置之不理。克拉拉的外祖母非常同情安娜，经常义务地照顾她。

2000年的一天，安娜的父母像往常一样，将安娜送到克拉拉外祖母的家中，之后一去不复返。就这样，安娜在克拉拉外祖母的照料下一天天长大，直到2004年外祖母去世。

克拉拉认为她有义务继续照顾安娜，并且在2005年年底开始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2006年，克拉拉和安娜建立了正式的收养关系，安娜随克拉拉的姓氏，成为了安娜·莫罗瓦。

（安娜·莫罗瓦）

之前克拉拉的前夫库法尔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和孩子们见面，但在2006年7月之后，这个常规被打破了。克拉拉找各种借口不让库法尔有机会和孩子们共处许多时间，有时候库法尔甚至只能远远地看看他们。

渐渐地，克拉拉又用各种理由断绝了和其他亲人的来往（除了姐姐卡特琳娜）。2006年年底，克拉拉举家搬到小镇库里姆。同住的姐姐卡特琳娜每天开车从库里姆去布尔诺工作。

警方前去姐姐卡特琳娜的工作单位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例行询问，意想不到的是，姐姐卡特琳娜的同事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到诡异的新情况。

四、真实年龄和身份

卡特琳娜在日托中心的好几个同事在看过安娜的照片之后，都认为她和他们的一个叫芭波拉·斯科尔洛娃（Barbora Skrlova)的三十三岁的前同事十分相像。

卡特琳娜在成为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负责人之后很快就雇用了芭波拉。两人是好友，甚至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卡特琳娜告诉其中一个同事，她和芭波拉在同一所大学上学时就认识了。

（芭波拉·斯科尔洛娃）

在他们的印象中，芭波拉过去很丰满，但在2005年左右，她减掉了几十公斤的体重，随后从日托中心辞了职。

根据这些信息，布尔诺儿童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说出了他们的疑惑。他们和安娜接触过后，认为她看上去要比她声称的13岁要大。夏天的衣裤暴露出她有很多的生长纹，通常成年人突然剧烈减重会容易出现这种纹路（和怀孕时出现的妊娠纹一样，都是体重急剧变化导致）。

警方专门审问了被扣押的卡特琳娜，安娜和芭波拉是否是同一个人？她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个问题十分荒谬。

当媒体了解到警方最新的调查结果后，全国上下都大吃一惊，一个十三岁女孩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这桩虐童案的走向越来越蹊跷了。有一个流行的全国性小报，甚至给出10万捷克克朗（2400英镑）的悬赏，给提供安娜下落的人。

警察再次严格地审视了安娜的收养材料，希望能找到有用的线索。安娜的收养程序，一共有四个最主要的步骤：

一、参见法庭举办的监护权听证会，接受法官的询问；

二、接受心理专家的一系列评估；

三、提供安娜的DNA信息；

四、关于安娜和克拉拉外祖母的关系，克拉拉的母亲利斯卡需要在法庭上向法官发誓，证实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收养的第三个环节使得警方的调查有了重大突破。他们比对了收养程序中留存的安娜的DNA和案发之后警方采集的安娜的DNA，结果显示，这两份DNA样本来自两个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当时留下DNA信息的那个女孩并不是现在大家所知的安娜。

至此，没有任何的证据和文件证明安娜真实存在过。2007年6月11日，安娜·莫罗瓦在法律的眼中不复存在。

好在有了DNA信息，警方很快发现交给法庭的这份DNA样本属于一个姓斯卡拉（Skala）的12岁小女孩。她又是谁？和整个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无数的谜团等着警方去破解。

五、安娜/芭波拉现身

在安娜·莫罗瓦这个身份被正式从官方系统中移除的几天之后，2007年的6月15日，安娜在丹麦哥本哈根的捷克大使馆现身了。因为身份的移除意味着安娜·莫罗瓦这个名字拥有的所有的身份证件都已失效，她前去捷克大使馆是为了获得新的护照。

这个“13岁女孩”这时才通过她的发言人向丹麦的媒体承认，在成为安娜·莫罗瓦之前，她就是33岁的芭波拉·斯科尔洛娃，卡特琳娜的好友及同事。

陪同芭波拉前去哥本哈根捷克大使馆的还有四个捷克公民：芭波拉的父亲约瑟夫·斯科拉（Josef Skrla）和他的三位好友，其中一个叫约瑟夫·柯林斯基的男人是捷克的一名前任警官。

芭波拉的父亲约瑟夫·斯科拉（Josef Skrla）表面上是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实际上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我们留待后文揭示。

芭波拉的母亲是一个重度酒精成瘾者。在芭波拉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了婚，芭波拉和她的弟弟扬·斯科拉（Jan Škrla）跟随父亲长大。芭波拉具有出众的音乐天赋（孤儿怨的导演也借鉴了这一点，赋予了暗黑萝莉这个特征），后来就读于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音乐系，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卡特琳娜。

前任警官柯林斯基是芭波拉的发言人，他对媒体说，芭波拉确实扮演了安娜的角色，但她没有恶意。她这样做是因为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孩子；只有成为一个孩子，她才会感到安全和快乐。在丹麦媒体的眼中，芭波拉的表现的确有些孩子气，她总是紧紧抓住一只泰迪熊，央求她的父亲给她买冰淇淋和蛋糕。

因为芭波拉并没有被捷克警方正式通缉，捷克大使馆无权扣留她。获得新的护照后，芭波拉同另外四人离开了，走之前她留下了一些作为DNA样本的头发，并表示完全愿意与捷克警方合作，就她所知道的每一个细节作证。然而，在2007年8月，芭波拉切断了和捷克警方的联系，又一次消失了。

六、两个儿子的指认

就在警方深感挫败之际，布尔诺儿童中心向警方汇报了重要信息。在儿童中心的精心照顾下，哥哥雅各布和已经从医院出院的弟弟安德瑞的精神状态渐渐地稳定下来。在他们断断续续的吐露中，儿童中心大致了解了整个虐待过程和参与人员。

2006年之前的一切都很正常，然而2006年的暑期开始后，两个男孩的噩梦降临了。克拉拉、卡特琳娜、两个男孩以及芭波拉（安娜）来到郊外的一个小木屋度假。之后，一个叫南茜阿姨的女人和两名男子加入了他们。

在小木屋中等待雅各布和安德瑞的是两个铁丝做的狗笼子。起初的几天，他们被关在笼子里面，吃喝拉撒睡都在笼子里面进行。几天之后，他们被放了出来，面临的却是一轮更残酷的虐待。

首先他们的头部被套上黑布袋子，被带金属扣的皮带和竹竿殴打，被刀叉戳，被用烟头烫下腹部。虐童者们还用热水缓慢地浇着他们——水温控制在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引起痛苦却又不会留下永久性的伤害。另外，安德瑞的头还被强制性地按进一个装满水的桶里。周围还一直放着极其嘈杂的金属音乐。

诡异的是，施虐者们把他们头上的黑布袋拿走后，要求他们去挖掘两个浅浅的小坑，然后让他们躺在坑中，在他们耳边不断的重复：“你们死了，你们死了……”

不知为何，安德瑞承受了更多的酷刑（可能是因为年龄更小，更不容易透露给外人）。整个虐童过程中最可怕、最令人作呕的一幕发生了，彷佛是为了给一场仪式画上句号：安德瑞被带出狗笼，施虐者们紧紧的按住他，妈妈克拉拉随后从他的屁股上割下了一块肉（就是安德瑞体检时臀部圆形伤疤的来源），随后在场的所有成年人分食了这块肉。

安德瑞没有给予任何的止痛措施，所有人都任凭他在那里滚动着、尖叫着，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据参与这一次汇报的一名办案人员回忆：“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所有当时在小木屋里的成年人付出他们应付的代价！”

之后安瑞德被带进卡特琳娜工作的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一间地下室。他被铁链拴在一张桌子的旁边，由南茜阿姨监管。在小木屋出现过的两名男性，一个会给安德瑞带饭，一个会周期性的带他出去放风。

2006年的暑期结束后，雅各布回到了学校。当然，他受到了严厉的告诫，不能和任何人谈论家中发生的事情。

由于克拉拉给相关教育机构提供了一份关于安德瑞听力缺陷的诊断书（体检表明安德瑞的听力没有任何问题），安德瑞被允许在家接受教育，于是安瑞德便一直被监禁在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地下室里。

2006年年底，克拉拉从布尔诺搬家到库里姆，安德瑞的监禁场地便从地下室变成了楼梯间，直到2007年5月7日，特里迪从婴儿监控器里看到了安德瑞。

七、五大嫌疑人和一个宗教组织

至此，警方确定了6名参与虐童的嫌疑人。

克拉拉、卡特琳娜以及芭波拉。

汉娜·巴索娃（Hana Bašova），即孩子口中的南茜阿姨，也是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一名正式员工，卡特琳娜的同事。

（汉娜·巴索娃）

孩子们提到的两名男性。

扬·斯科拉（Jan Škrla），芭波拉的弟弟，在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地理系就读。

（扬·斯科拉）

杨·图雷克（Jan Turek），一名企业家，经营一家犬类收容所，为好斗“犯事”的狗提供康复训练服务。关押雅各布和安瑞德的两个狗笼就是他提供的。

（杨·图雷克）

值得注意的是，扬·斯科拉和杨·图雷克都曾经是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兼职员工。可以说除了克拉拉之外，其余的嫌疑人都是活者曾经是这个日托中心的员工。

然而，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发现这些嫌疑人之间不仅仅是同事关系，他们六人，包括克拉拉，同属于一个名叫“蚂蚁行军俱乐部”的宗教组织。上文我们提到一个姓斯卡拉的12岁小女孩，她在克拉拉的收养程序中，顶替芭波拉，提供自己的DNA信息给法院。她的父亲也是蚂蚁行军俱乐部的成员。而这个俱乐部的创办者和领导人正是芭波拉的父亲约瑟夫·斯科拉（Josef Škrla）。

在1990年代，约瑟夫·斯科拉创办了名为“蚂蚁行军俱乐部”的宗教团体，是遍布欧陆的宗教教派圣杯运动（Grail Movement）的一个分支。警方猜测如果这起虐待案和宗教目的相关的话，那么除了这六名嫌疑人之外，很可能还有别的教徒以其他方式参与其中，但警方没有发现证据支持这一点。

在2007年年底，案件陷入僵局之中。除了杳无音讯的芭波拉外，其他五名嫌疑人都已被拘留，但他们都紧紧地闭着嘴。只有克拉拉会对她的行为表示后悔，但当警方试图开始讯问细节时，她便又陷入了沉默之中。

虽然警方已经可以将目前的五名嫌疑人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但是缺少对芭波拉的审讯，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案件就不能够结案。

没有人料到，芭波拉会在一年之后，以一个比“13岁女孩”更令人震惊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

芭波拉会以何种方式，何种身份回归呢？关注我们，明晚8:30推送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