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牛调运的规模估算和利弊分析

摘要：

供需在空间分布上的错配，使得牛肉产品长途调运在国内市场成为常态，其中跨省调运量约为300万吨。由于常温牛肉一直是消费主体，因此活牛运输就成为主要调运形式。按一吨牛肉折6头活牛折算，即便扣除以牛肉产品流通的部分，全年活牛流通量也不少于1500万头。其中东南各省是活牛及牛肉产品调入的主要地区，仅广东、浙江和江苏三省净调入量折合活牛就接近1000万头；而山东、内蒙古、黑龙江、云南、河北等则是主要调出省，净调出活牛都在200万头以上，产销区物流距离动辄上千甚至数千公里。活牛调运数量之大，物流距离之长，在世界肉牛主产国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再加上育种和育肥环节架子牛、育肥牦牛的调运量，则全国活牛流通数量就更为庞大了。

过去10年中，肉牛的生产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存栏分布看，肉牛存栏量位居前5的省份从2010年的云南、河南、西藏、四川和吉林变为2020年的云南、青海、四川、内蒙古和西藏，传统的养牛大省河南和吉林都跌出前10。另一方面，存栏集中度有小幅上升，TOP10省份所占比重也从2010年的65.9%上升到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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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国肉牛存栏分布，2010-2020

在肉牛出栏方面，位居前5的省份从2010年的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古和吉林变为2020年的内蒙古、云南、河北、四川和黑龙江，河南和山东出栏所占比重分别下降了6.2和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和存栏集中度相反，出栏集中度却有明显下降，10年来TOP10省份所占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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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国肉牛出栏分布，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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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肉产量方面，位居前5的省份从2010年的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古和吉林变为2020年的内蒙古、山东、河北、黑龙江和新疆，河南、山东、河北产量所占比重分别下降了7.7、2.0和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与出栏集中度相比，产量集中度下降幅度更大，10年来TOP10省份所占比重下降了7.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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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中国牛肉产量分布，2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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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肉牛存栏、肉牛出栏和牛肉产量的地域分布变化趋势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各地肉牛品种、育肥模式、养殖技术等方面的差异有关；但总的趋势却是大体一致的，即肉牛主产区从华北地区向边疆地区转移。特别是在出栏和产量方面，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所占比重显著降低，而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东北地区的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省区所占比重则逐步提高。

主产区的迁移一方面加强了肉牛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育种和育肥环节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中部、南部和部分西部等牛肉产区的肉牛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从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等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购进架子牛进行短期育肥出栏，成为重要的经营模式。就全国范围来看，肉牛繁育和育肥的分离状况愈发明显，包括牦牛也是如此。分布于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原本以散户放牧、母牛繁殖为主要生产方式，由于市场需求力度增大和养殖技术的进步，不但开始对牦牛进行育肥，而且育肥区域依据季节和饲料充足度向低海拔、半农半牧区加速转移，呈现出明显的“高繁低育”（高海拔区域繁殖，饲料资源丰富的低海拔区域季节性育肥）、“标准化屠宰加工”的产业特征。

相比之下，肉牛养殖、屠宰加工和终端消费在空间上的不匹配程度更为严重。2020年，中国牛肉产量为672万吨，进口量212万吨，表观消费量约为880万吨，而在2021年达到950万吨左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分地区常住人口和人均牛肉消费数据推算，中国牛肉消费的地域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局面。其中广东、江苏和浙江占据前三强，2020年表观消费量合计211万吨，2021年估计超过230万吨，占比接近25%；而其牛肉产量合计占全国比重仅为2%左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表观消费量估计在470-500万吨，占比高达55%左右；如果考虑到走私牛肉（一般估计规模在50-100万吨）基本都是从南方边境地区进入国内，主要消费市场也在南方地区，则东南各省的牛肉消费占比还要更大。但上述地区的牛肉产量在2020年只有110万吨左右，占全国比重不到15%。从下面的对比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牛肉在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布上不匹配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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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在空间分布上的错配，使得牛肉产品长途调运在国内市场成为常态，其中跨省调运量约为300万吨。由于常温牛肉一直是消费主体，因此活牛运输就成为主要调运形式。按一吨牛肉折6头活牛折算，即便扣除以牛肉产品流通的部分，全年活牛流通量也不少于1500万头。其中东南各省是活牛及牛肉产品调入的主要地区，仅广东、浙江和江苏三省净调入量折合活牛就接近1000万头；而山东、内蒙古、黑龙江、云南、河北等则是主要调出省，净调出活牛都在200万头以上，产销区物流距离动辄上千甚至数千公里。活牛调运数量之大，物流距离之长，在世界肉牛主产国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上海和天津因进口数量庞大，净调出量也是正数，只是调出的产品是进口冻肉产品而非活牛。如果再加上育种和育肥环节架子牛、育肥牦牛的调运量，则全国活牛流通数量就更为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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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产品特别是活牛大范围长距离运输，对牛肉成本费用方面的压力自不待言，也不利于肉牛市场资源的高效整合和产业升级。此外，活牛大规模长途调运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是加大了牛疫病防控的难度。2020-2021年，肉牛行业深受结节病和布氏杆菌病困扰，前者已经有15个省市报告过疫情，防控形势一直较为严峻。2022年牛疫病依然是多发的态势。每年上千万头活牛在几千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大流动，成为严重的疫病安全隐患；而且布氏杆菌病等本身还是人畜共患病，一旦发生较大规模流行，造成的损失难以估算，所需支付的社会成本就不是一个肉牛行业能够承担的了。

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主要是两个：一个在南方大力发展肉牛产业，提高牛肉自给率，降低对北方和西部肉牛的需求。南方肉牛产区背靠牛肉消费大市场，粗饲料生产能力强大且来源丰富，再加上山地、台地立体型的自然环保功能与强大的环境自然净化能力，发展潜力巨大，当前肉牛产业发展已经由起步进入加速发力阶段。不过这一途径受制于南方本地品种改良不足、成本较高、资源禀赋有短板等多种因素影响，更不用说肉牛繁育周期本身较长，短期内估计难以收到实效，且要考虑北方肉牛过剩产能的出路问题。

另一个是促进肉牛屠宰产业的升级，优化调整肉牛主产区的屠宰产能布局，提升其屠宰加工能力和产能利用率，促进肉牛就地就近屠宰，推动养殖屠宰匹配、产销衔接；特别是要逐步构建产销高效对接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立冷鲜肉品流通和配送体系，改“运牛”为“运肉”。从北牛南运转化为北肉南运，除了政策的推动，更重要的还是屠宰企业自身的升级，包括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模式的发展和所在区域的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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