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迟子建作品的艺术魅力

郭进拴|迟子建作品的艺术魅力

迟子建，1964年2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成员 。中国作协第十届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1991年，出版长篇小说《茫茫前程》。1993年，获得庄重文学奖。1996年，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2000年，出版长篇小说《伪满洲国》。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2009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出版长篇小说《白雪乌鸦》。2015年，出版长篇小说《群山之巅》。2019年9月23日，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0年1月15日，当选为黑龙江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2020年9月，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出版 。
迟子建是中国当代具备世俗关怀精神和悲悯情怀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正是这些来自生活本身的情感体验传达的真实，来自于作家内心的悲悯情怀，赋予作品打动人心的力量。一个作家能够放低姿态，贴近民众，贴近苦难，贴近被遗忘的角落和遗忘的群体，本身就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悲悯精神。迟子建是当今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她是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首位)、一次获得冰心散文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的作家，在所有这些奖项中，包括了散文奖、中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奖等。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等国出版，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黑土地小人物形象系列自成谱系。这些小人物生活在东北黑土地上，他们有不同的职业，有种地的、剃头的、弹棉花的、卖报纸的，也有清扫楼道的、唱丧歌的、刻墓碑的、为别人洗衣服的。这些小人物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隐忍善良又软弱自负，既淳朴坚韧又安于现状。他们依靠着一种简单的理想生活着，生活中的一点不幸都能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迟子建在作品中写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关注他们的世俗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为他们书写立传。迟子建赞扬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坚韧乐观的品质，用宽恕之心来对待他们的自负、狭隘等弱点，用爱意抚慰他们生活的苦难和不幸，用温情批判他们人性恶的抬头。自杀、他杀、病死、老死……迟子建热衷于死亡叙事，这或许因为死亡是人性的自然(按弗洛伊德的术语叫"死本能")，是人的宿命，也是对人性的自然来说最大的神秘。从万物有灵的角度，人死之后灵魂才可以出窍，才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好地表演来自大自然的神秘。迟子建喜欢在血缘关系问题上做文章，其原因也在于此。血缘亦是人性的自然，其中有诸多人所不能克服的神秘性存在。当然，血缘关系只有在与非血缘关系的对照中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显现。就《树下》而言，七斗被过继给姨妈，七斗的妈妈也有一个后妈，七斗的老公总是怀疑儿子并非亲生，等等，都属此一题材。此外，情欲，尤其是与亲情纠结在一起的乱伦(姨父对七斗的强暴)、作为社会禁忌的情欲如婚外情(《逆行精灵》中的鹅颈女人)，等等，这些自然性命题，也都是迟子建的小说中最重要也最常见的题材。作为这一切的升级版，情欲加血缘加仇杀，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也屡见不鲜，如《岸上的美奴》《晚安玫瑰》等。从事写作三十余年，迟子建始终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创作风格，其背后，则织绘着复杂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她在北极村成长，融入城市生活的洪流后，故土情怀和少年记忆便成为她面对城乡生存体验差异和人生变动时的潜在力量。在生活环境、社会观念以及人情冷暖的变化中，神秘的萨满教文化、深入生命的故乡图景以及萦绕心头的亲情关怀始终鼓舞着她砥砺前行，而父亲和爱人撒手离去的哀痛更促使她重新思考命运循环、生死轮回，使她的生命观更为包容和豁达。因而，敏锐细腻的情感和对生命存在的深刻体认，共同促进了其独特的生态观和生命观的形成。

迟子建从小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家庭中，大部分作品主题着意于挖掘人性中善良的一面，那些陪伴她成长的亲人、玩伴、放电影的人、伐木工人、沉默的老哑巴等渐逝的面孔，都承载着关于爱的记忆重现于故事形象塑造中。例如，《北极村童话》中的姥姥、姥爷、小舅和小姨以及善良宽厚、隐忍坚毅的老苏联奶奶对“我”给予无私的爱；《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担心村里的孩子们被老鼠啃噬而想尽各种办法，最终却因此死亡的无畏博大的爱；《亲亲土豆》中李爱杰对秦山不离不弃，秦山对家人决绝难舍的矛盾深沉的爱……可见，爱这个名词在作家笔下的呈现并不单纯，它所包含的隐忍、无私、矛盾、博大等各种复杂形式是主人公面对不同困境时的反应。爱的情感展现也并不限于人，亦存在于动物、植物等一切生灵中。在迟子建看来，生物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却因人类的存在被分出等级，在《穿越云层的晴朗》中，她以一条狗的视角洞察人情世故，在《伪满洲国》中，老萨满用一匹黑马换取胡二孩子的生命……这些动物在与人相处关系的表达中展现出许多温馨片段，也是她小说叙述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成长中关于爱和自由的记忆与女性细腻的情感笔触遇合，也使她的小说充满和谐与温情：不仅叙事的内容包括善与恶的并存、伤害与宽容的共生，而且故事情节通常也不以跌宕起伏取胜，而是以平淡的叙述展现人物最强烈的感情和内心波动。以作者对于死亡的书写来谈，许多人对死亡这个词语谈其色变，但是迟子建处理死亡这一故事情节时通常不会落入极端，反而从容安定，淡然明畅。对作家本人来说，父亲和爱人的离世是她人生中最深刻的残酷和最沉重的哀痛，他们的形象后来也频频出现于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在《白雪的墓园》中，母亲从沉默的大恸到看望了父亲之后的坚强从容，叙述者“我”和姐弟们从无助的思念到安心过年，这种平静接受的行为充分影射了作者平和超然的心态：她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也知道自己必须面对生命无常，一切都需要时间，于是伴随着写作，伴随着自我调节慢慢走出悲伤，重新直面未来。从小，迟子建就观察到自然的变化无常和植物的兴衰起落，发现这些现象的震惊和遗憾形成了她对人生的最初感悟，她曾经这样解释，“比如我从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因为许多衰亡了的植物，在转年的春天又会焕发出勃勃生机”[3]，正是这些原初的体验构成了作者书写死亡事件时的基本认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论是爱之主题的回望，还是营造温情和谐的诗意，均是作者面对困境与创伤时的情感想象与救赎出口，而敬畏神灵与自然的故土，则在某种程度上为她的情感提供了合理持续的信仰支撑。

在阅读迟子建作品的时候，我们亦发现她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她出生在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童年在小村庄里看遍了白雪飘飘，广阔的菜园，辉煌艳丽的晚霞，潺潺的流水，日全食等自然景观；少年时期则在大兴安岭度过，这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这些少数民族以原始的渔猎游牧为生存方式，有些民族还信奉萨满教。记忆中的自然景观和较为原始的劳动方式使她与自然有了普遍的天然联系，正是源于对自然的热爱，对承载了神话和传说的故土的依赖，这些神秘之光才成为作者艺术创作的温床，使其作品展现出泛灵之光。这样的泛灵特色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对万物有灵的信奉。事实上，迟子建小说创作贯穿有许多“迷信”故事，例如在《向着白夜旅行中》中，“我”和马孔多的灵魂结束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当路上所有的人都在质疑马孔多是否存在的时候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着他就在身边，而故事最后当我终于明白出行的当天马孔多殁于青藏公路上时，并没有过于惊讶而是有些黯然神伤，很显然，叙述者“我”是把马孔多的灵魂当作一个真正存在的事物来看待的。而在《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中，“我”本在格里格海的故居每夜都被一个已逝老人的音乐所“烦扰”，也在不知不觉对这位生前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之声的老人产生了尊敬，离开之后愈加怀念深夜笼罩“我”的声音，更为自己曾经驱赶这样一个美妙的灵魂而羞愧。能够看出，作者所安排的叙述者是用一种尊重和平等的姿态与鬼魂对话，这是对迟子建心中所认为的山、水、树木等一切实物皆有生命和感知的思想的呼应。另一方面，泛灵的书写还体现为作家对轮回更替和自然守恒的深刻认识。比如说，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的神力可以让生命复活，但是必须用另外一个生命来交换，这些神秘力量的背后其实是自然守恒的原则，诠释了自然的和谐；再如，鄂温克人对死去的人和动物都进行风葬，他们相信这些生命魂归自然后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换了一个生存环境，那里也有驯鹿，也有希愣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自然万物之间普遍存在着联系，人类只是地球生物圈内进化阶梯上提升得最高的生物，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来于自然最终亦归于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不仅是迟子建生态思想的体现，从情感接受上来说，也是作者内心期愿的映射，自我治愈的信仰，是她对待亲人离世时豁达生死观的一部分。迟子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诉求在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这部小说伊始，我们就看到了神圣又和谐的乐园：温良的驯鹿、鲜嫩的苔藓、河岸的篝火、茂密的森林、惊心动魄的闪电和雷雨、让人心碎的金河……这些和鄂温克人一起生活在小说中的植物、动物和河流，是一幅额尔古纳河生态系统的图画。同时，从鄂温克人衣食住行中所使用的鹿皮靴、羽毛裙、鱼皮衣、狍皮衣、熊肉，狍子肉灌肠，白蘑菇、希愣柱、驯鹿、桦皮船和木排等物品也不难发现，他们的所取所得均来自于自然，烙印着最淳朴和古老的生活痕迹。人与自然的互相依赖，也使鄂温克人对萨满教坚定信仰。萨满在鄂温克语中是“通晓者”的意思，在他们的生活中，风调雨顺、疾病痊愈都是通过萨满求神得来的，他们认为生命中的疾病和灾祸是自然失衡带来的恶果。迟子建曾说：“大自然使我觉得它们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事物，使我觉得它们也有呼吸，我对它们敬畏又热爱。”从以上几个方面能够看出，在迟子建的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并且互相关涉的。

人性是人的本性,关于人性的探讨是个复杂而久远的话题。围绕迟的作品,已有10 余篇论文从人性视角切入,对迟作品中呈现的人性之光和人文情怀进行了论述。这些评论可分以下四类:

第一类,从单篇作品谈起: 单元《人性的温馨与美丽———评迟小说〈鸭如花〉》,该文肯定了小说的人性魅力,尤其是把逃犯、徐五婆、鸭子“裁剪、编制、印染出了一幅色彩斑斓、温馨美丽的人性图画”,则更加显示出沉浸在人性深处的人文情怀;房萍《黑土地的精魂原生命的况味———读迟的小说〈逝川〉》,称小说流露出“生命流逝的无奈与苦涩是一种生命的况味,而流逝的生命毕竟留下了美好、温暖、友爱,这又是别一种生命的况味,并且要更悠远更绵长”;吴毓生《温馨的生活热情的歌唱———读迟的短篇小说〈清水洗尘〉》,从民俗文化视角出发,洗尘“与其说是洁净了身体,荡涤了尘埃,毋宁说更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需求”;刘延红《在理性与疯癫之间———读迟〈疯人院的小磨盘〉》,称小说“让你不经意地沉浸于她温暖流畅的文字中,让心灵感受无法回避的深刻震撼,显示作家对人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探询和拷问,对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世界分界的思考和质疑”;乔淑英,崔艳霞《隔绝中的重建———读迟〈逆行精灵〉》称小说“表现了处在隔绝中的人本质———彼此友善,自由自在,虔诚于美,它寄寓了作家对生存理想的热切关注和对美好人性的温情眷顾”;方守金《人性激活历史的出色文本———读〈伪满洲国〉》称小说“全方位多层面地放映了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重大事件和人民苦难的生活。小说通过小人物来说历史,以人物的命运及其心灵的展示作情节之维”,“满洲国完全是一个人格化或人性化的象征,它寓言的是人脱离母体,脱离家园后的命运。”“在细致入微的场景描绘、微妙复杂的心境刻画以及欲望揭示中,作家一如既往地赞美着人性中的纯美与温情”;薛南《灵魂的自我拔擢与拯救———迟〈晨钟响彻黄昏解读》,指出“迟坚守知识分子文化写作立场,将叙事矛头直指身处20 世纪90 年代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言说了他们生存的当下状态,对他们迷自我及人性异化表示深切的哀惋,含蓄地表达自己对现代文明拒绝与抗争的态度,提出了精神救赎的主张”;王春林范晓琴《迟的年轻时期———读迟的〈树下〉》称“就是给卑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写的一部心灵史,从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的基本人性的高度上,俯视这个甚至有些无聊、荒唐的世界,写出人的欢乐与忧伤、希望与无奈,展示出一种生的喜悦和死的悲凉。”

第二类,是对多部作品展开评论:孙惠如《论迟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读迟小说集〈逝川〉》,从北国特有的环境、民俗风情、文化传统,论述了迟“特定地域的文化心理素质”;梁爱民《自然·温情·黑土地———迟中短篇小说略论》,指出迟“对黑土地的挚爱都化作了脉脉温情,幽幽地隐含在别具一格的叙事之中,从而形成了她的小说散文诗一般的风格”;谢有顺《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我读迟的小说》指出看到的是“理想、美、缅怀、忧伤、幸福”等,但“看不到绝望”。
第三类,是作家作品比较论:李万武《对人性动把恻隐心———读刘庆邦、孙春平、迟的“证美”小说》,称“迟借以把一种对美好人性的无限向往和礼赞之情,遍洒到愿意接受这部作品的所有读者的心底里”;文莉《现实的童话与梦中的田园———迟、沈从文小说创作主题论》,称迟和沈从文的“小说都以对人性美的充分展示为母题,营造起了自己的现实童话与梦中田园,但迟重在表现出对美好人性的回忆和
挽留,沈从文重在表现出对某种文化价值的怀念与呼唤。”
第四类,是探讨迟的人性观: 刘传霞《温情就是力量———论迟的人性观》,称“迟以母性情怀创造了一个温馨和煦、充满人情人性的文学世界。她对温情的力量和人性善的信奉,让我们对人类的发展有了崭新的认识,对未来有了美好的期待。同时,也开拓了女性写作的文化视域。”
迟的民间立场写作,主要体现在书写底层,书写小人物,关注弱势的特殊群体的生命体验,书写人们朴素而平凡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与此联系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关注,对生存环境的思考。有关这面的研究有:文莉的《论迟小说的民间倾向》认为迟“与民间保持着不懈的心灵对话,用一颗完整的心灵去感悟、思考民间的内容,用生命体验和文化想象去书写生动活泼的民间,使民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关峰的《民间策略的意义生成———评迟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认为“实现了深层意蕴的超越与逆转,在传统结构的着力点上大规模的颓化和弱化,使叙事对象呈现出个人化和民间化的迁移”“, 作家在小人物命运的层面上演绎时代风云,以独特的民间视角透视普通人的心灵阈限,笃信广阔的民间情怀注入到生活的每一面表皮,在民间的旗帜下完成了一组人性的命运交响曲”;崔苇《民间理想与温情营造———迟近作述评》,文章以1996 ———1997 年迟发表的《雾月牛栏》、《逆行精灵》、《白银那》、《日落碗窑》四部中篇和一部长篇《热鸟》为研究对象,指出迟“采取面向民间的文化立场,试图从民间资源的开掘和重构中找到精神的栖息之地”,“呈现出对芸芸众生的一往情深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体现了迟的民间理想与温情营造。

在强调自然主体和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作家的笔触自然地指向了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反思和批判，无论是《芳草在沼泽中》的芦苇湖从一个美丽的风景区被污染到腥臭难闻、无人涉足，还是《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在房屋地年年畅游逝川，这不仅是故事发展的一条暗线，也基下发现兽骨的惊奇，都深深表达出作者的一种哀思。E•拉兹格在《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中提到：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 ①。曾经，一度辉煌的巴比伦文明，古老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古国，都因为河流断绝，水源枯竭，生态平衡被破坏而成为了一片废墟和一片荒漠，迟子建在许多作品中以生态被破坏后的衰景寄托自己对生态忧思的哀情，她从当下的角度对人类历史文明生态悲剧进行反思，也为未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发出了先声。

迟子建小说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她是当代一位用心血去写作的作家，她极其注重感情的审美追求，使得文学创作成为她生活情趣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日趋嘈杂粗俗、急功近利的当代文坛，她能够精细、巧妙、富有创意地拨弄生命的计时器，让她笔下的每一个片断都呈现出无比亮丽的色彩，以智慧的光芒驱散生活中的阴霾，追求生命的智性与诗性，对这个充满了声、色、香的世界总是那么充满激情，唤醒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且不为盛名所累自然张扬率性的生命个性，或闲适散淡，或热烈奔放，或俊逸潇洒的进行着创造性的精神工作，追求生命价值和情感取向，用真实的生活姿态守护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迟子建笔下文字向来提倡真、善、美，批判假、丑、恶为主旨，她真诚地对待生活，对待艺术。而这种真诚的品格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当代文坛，迟子建仿佛是一颗恒星，在十余年间，连续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创造了中国作家的一个纪录。在此期间，她还因其作品“具有诗的意蕴”、“兼备清新与神秘感的双重性”而获澳大利亚乔伊斯基金会颁发的“悬念句子文学奖”(2003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其旺盛的创作力，作家苏童曾指出:“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迟子建及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为当代文学史家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章，既有街谈巷议式的随笔，更不乏体貌谨严的专题论文，乃至学位论文，接踵而出者，不止百篇。其中，常为文学史家所强调的是其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大约没有一个作家的故乡会比迟子建的故乡更加先声夺人了。”迟子建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寻根”，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故乡对她简直是“恩重如山”，也许是北极村一年一半以上的时间被白雪覆盖的特征太过抢眼了，所以一开始便把目光对准了“地域色彩”，或称之为乡土小说:“诗意的乡土”。甚至后又有称“新乡土文学”。基本上都是注重了黑土地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

读着迟子建的《微风入林》，读者就觉得她的语言就像“把屋檐下已经干枯了的艾蒿吹下来”的那股朴素的风，它从我们眼睛的“窗前”划过，“就像一条灵巧的腿，轻快地跳过”我们一格一格心的窗棂。再比如《雾月牛栏》的结尾两段：“卷耳试探着动了动蹄子，又蓦然缩回了头。宝坠这才想起卷耳生于雾月，从未见过太阳，阳光咄咄逼人的亮色吓着它了。宝坠便快步跨过门槛，在院子里踏踏实实地走给卷耳看，并且向它招手。卷耳温情地回应一声，然后怯生生地跟到院子。”“卷耳缩着身子，每走一步就要垂一下头，仿佛在看它的蹄子是否把阳光给踩暗淡了。”这些话，扫除了腻粉，褪却了红衣，没有一个华丽的辞藻，没有一个生僻的字眼，非常自然朴实，是真正的淡妆，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与美丽。
但是，迟子建作品的朴素风格绝不是单薄和苍白的；而是一种诗意的、纯净的、浪漫的和深刻的朴素。
作者不仅欣赏庸常的人们，而且对植物、动物有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尊重和热爱。作者说过：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出来的。在喧哗而浮躁的人世间，能够时常忆起它们（动物），内心会有一种异常温暖的感觉。我还对童年时所领略到的那种奇异的风景情有独钟……它们进入我的小说，会使我在写作时洋溢着充沛的激情。我甚至觉得，这些风景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它们出现在我的笔端，仿佛不是一个个汉字在次第呈现，而是一群在大森林中歌唱的夜莺。它们本身就是艺术。所以被大自然感动了的作者在短篇小说中也用了不少笔墨来写动物和植物，这些描写昭示着主题，暗示着情节，渲染着人物性格，与其融为一体。《花瓣饭》中的“那些义无反顾撞向墙角的风，由于被碰了头，觉得没了面子，便不再回头，干脆忍气吞声的自消自散了。” 在作者笔下，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灵性的，人性化的，它们有思想，有情感，有性格，会说话，作品因此充满着诗情画意，有种透明的感觉，焕发着朴素的诗意，散发着朴素的浪漫。

周立波这样称赞过鲁彦：“鲁彦的文章风格很朴素。他于自己描写的对象都十分熟悉。各种人物，甚至于动物的心理和行动，都写得很逼真而且很深刻。”周立波这些话，完全适用于迟子建。但尤其重要的是《微风入林》的篇篇作品无一不充满作者对人世间生死情爱的观照，表现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苏童）。无论是对庸常的小老百姓，还是对傻子，还是对动物和植物，都体现作者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热爱，作者对生活本身充满敬意。《雾月牛栏》中有些弱智的宝坠不但没有被歧视，而且成了作者寄托美好情感的对象；“婴牛”卷耳更是成为有与人类同样情感和尊严的生命。这种感情是内在的，是本色的，充满着人性美。尊重、热爱生命，不论生命的高低贵贱，这种情感朴素，但深刻。宝坠和卷耳乃是这种内在的本色的美的外化。朴素之美就是一种内在的本色的美。古罗马哲学家朗吉努斯说过：“美的文词就是思想的光辉。”作者希望能够从一些简单的事物中看出深刻来，同时又能够把依稀貌似深刻的事物给看破，保持生活和文学上的率真之气、自由之气。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散发出精神光辉，才会成为真正的优秀作品。
唐诗有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迟子建的《微风入林》摈弃脂粉，“淡扫蛾眉”，表现出自己的天生丽质，用自己的朴素之美“朝至尊”——读者。清醒而高明的作者说过：如果我的书能让我的读者在庸碌的生活中获得一些心灵的安慰，那将是我最大的快乐了。同样，读者在庸常生活中如果能从作家的作品中获得心灵的安慰，这必然是读者最大的快乐。

郭进拴，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鳌头村。现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六十余部。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发表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