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杨浦丨从李庄到上海：同济“复员”上海与党组织的整合发展

1948年11月底，为进一步加强党在同济大学的组织建设和领导力量，将同济建设成第二条战线上的“民主堡垒”，中共上海地下学委派乔石到同济担任党总支书记。同济爱国学生运动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8年乔石领导的同济“一·二九”运动主战场——同济大学工学院（今为同济“一·二九”大楼、博物馆及学生运动纪念园）

同济大学的历史和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济大学被迫从上海市中心城区迁往郊区吴淞，先租后建校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建校舍毁于战火，被迫辗转西迁，直至栖身四川李庄。

抗战全面爆发后，同济师生被迫离开校园，踏上流亡办学、文化抗战之路

1946年6月同济大学“复员”上海之际，中共上海地下学委审时度势，加强了对同济地下党的组织领导，同济爱国学生运动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同济“复员”上海伊始，党组织力量还比较薄弱，党员仅10余人，且组织关系不统一。在党的长期教育和影响下，同济虽然还没有建立统一党组织，但已经形成了一支能够带动广大同学起来斗争的进步力量，主要由来自川沪两地的三方面人员组成。

同济复员上海后，杨浦区平昌街日本第七国民学校曾被用作同济大学理学院（今上海开放大学）（上海洋泾高级中学陆晨虹老师提供）

一是“李庄同济”地下党员和“同济秘密小组”，以及在李庄时期成立、先后发展起来的益友读书会、野火社、绿潮社等群众性社团中的积极分子，原青年军中的进步力量。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同济支部从昆明迁至李庄、直至毕业所采取的措施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与此同时，随着迁入李庄后的“趋本土化”，萧荣铮、蔡明德、刘传陆、张荣昌等部分党员从四川省立宜宾中学考入同济附中后，1942年成立了附中党小组，其中大部分在附中毕业后又相继升入大学，同济进步力量由此得到增强、壮大。对川籍尤其是毕业于省立宜宾中学的地下党员来说，考入同济后，他们是“从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到了另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相对从昆明迁至李庄的地下党员而言，他们开展工作的条件较好，信心也足，何况组织上仍属宜宾中心县委领导。

作为新生力量，他们的加盟，填补了高年级党员渐次离校后所形成的空隙，成为“李庄同济”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萧荣铮回忆，“在附中，我和蔡明德团结了一批同学。到大学后，我们团结了更多的同学在我们周围。当时，我们有8个同学租住在李庄刘姓人家一座名叫光分太乙的院子里，用99号信箱订阅了《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我们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就是阅读进步报章杂志和讨论时事。有不少同学经常到我们这儿来玩，久而久之，我们这儿就成了一个活动中心，住在一起的8个同学，也全部参加了革命，其中有6人先后加入了党组织。”

李庄刘姓人家“光分太乙”院子里，曾聚集了多位同济进步学生

同济“复员”上海后，中共中央南方局秘密外围组织“同济秘密小组”，由孙仲连通过中央大学据点负责人吴佩纶进行联系。1946年“中原突围”后，万孝信也回到同济复学，与吴佩纶恢复了联系。吴佩纶还曾到同济指示秘密小组要广泛发动群众，针对美军暴行积极开展“抗暴”斗争。“同济秘密小组”成员孙仲连、万孝信、陈太顺还联合部分进步学生，连续三四天拎着浆糊桶，手提刷子、标语，从工学院步行到北四川路底，将一张张反对美军暴行的标语张贴在电线杆和墙壁上，以及驶往静安寺的1路电车和驶往外滩的11路电车上。“同济秘密小组”的活动直到1947年8月中共同济地下总支成立后才告结束。包括杨烈教授在内，其大部分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除益友读书会、野火社、绿潮社等群众性社团中的积极分子外，抗战后期，包括陈布雷之子陈适在内，参加青年军的200余名同济学子也成了同济进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后，他们认为：“参加青年军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日本投降了就应该让我们复员回学校读书。”经过努力，他们如愿以偿，赢得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但青年军的这段经历使他们对国民党感到失望，渴望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国家富强，并愿意为之奋斗。

1944年冬部分志愿从军学生在同济大学校门前合影

同济附中学生从军离校前和同学们合影留念

二是并入同济医学院的原上海德国医学院（DMAS）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中共党员庞其方、陶乃煌、李竞、郑舜琴等随上海德国医学院并入同济后，便在同济开展工作。这部分党员组成的党小组以庞其方为组长，属上海市委国立大学区委领导。

《医学及文化》1944 年第4卷第7期关于上海德国医学院毕业考试情况介绍及招生广告

三是从其他学校进入同济新生院、附中、高职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以及教职工中的个别党员。1946年9月，同济附中师生400余人也从李庄迁回上海，张琢成、梁宁（梁受益）、景上嘉（景蔚周）等相继入党，附中党的力量得以壮大。上述进步力量合计200人左右，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946年12月初，中共同济地下支部正式恢复重建，庞其方任书记。“抗暴”斗争开始后，庞其方曾根据中共上海市地下学委指示，以医学院进步学生身份来到同济“抗暴会”，表示支持“抗暴”，要求参加工作。“抗暴”开始后，进步力量汇合起来，积极主导、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是同济“复员”上海后进步力量的初步融合，为中共同济地下总支的成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抗暴”斗争后，为加强对各国立大学的领导，中共上海市地下学委审时度势，于1947年初成立了国立大学区委，由王光华分工联系同济支部。1947年8月，中共同济地下总支正式建立，庞其方任书记。中共同济地下总支成立后，积极发展学生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到9月就陆续发展了30多个党员。到11月，加上从外校转入党员，全校已有40多名党员。11月底，为进一步加强同济地下党的组织建设和领导力量，中共上海地下学委派乔石到同济担任地下党总支书记，庞其方改任副书记，下设理工、文法、医、新生院、高职附中5个支部。改组后的同济地下党总支还在新党员中开展了党的知识和党员修养教育。

同济地下党组织全面恢复后，相继领导了1946年12月“抗暴”、1947年2月学生自治会改选、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1947年12月救饥救寒、声讨九龙暴行、1948年“一·二九”运动等。在动员、组织学生参加国统区“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同时，在激烈的群众斗争基础上，同济地下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也得到了加强，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区重要的“民主堡垒”，为“第二条战线”的成功开辟做出了重要贡献。

收款人黄克鲁是四川巴县人，同济工学院学生，系青年军“复员”学生，同济学运骨干，同济“一•二九”中和其他10名同学一起遭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审判，被释放后转移至皖西第四军分区

从全面抗战爆发开始，同济学生被迫从上海出发，6次迁校，辗转8省和越南，行程万余公里，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众多同济学子义无反顾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其中，1942年秋考入“李庄同济”、后随校“复员”上海的杨前坤成长为同济爱国学生运动核心骨干，并于1947年春当选同济学生自治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47年8月，转移到浙南解放区的杨前坤有感于“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从此改名“路正明”。而仍在上海“第二条战线”上坚持斗争的同济同学，为了表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及对他的敬意、思念，成立了进步学生组织“前坤社”。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旻中，1945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1949年入党，2003年2月重访李庄（《发现李庄》作者岱峻提供）

文字：章华明

编辑：吴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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