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的原因有哪些？

隋唐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的原因分析

秦汉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一直是在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隋唐以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逐步东移，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人口增长过快，关中资源无法满足人口需求。

国都肯定是大都市，大都市必然是人口大城。查阅有关资料，以长安为例，公元前100年，西汉天汉元年，长安城里人口大约25万。

到了公元613年，隋大业9年，长安城内人口大约49万。到了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长安城内人口达94万，接近100万。与天汉元年相比，增加了三倍。

国都人口增加了3倍，国都周围地区的人口应该同比例增加。人口成倍成倍地增加，但关中地区的土地没有成倍增加，粮食产量没有成倍增加，其它的消费资源也没有成倍增加，资源供应不足必然带来国都外迁。

宋朝定都开封，元明清定都北京，而不是定都长安，很明显东部更有利于获取资源。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凿通，江南的米粮通过运河很容易运到开封和洛阳。

但是运到长安，需要经过落差较大的晋陕峡谷，难度太大。所以隋唐都积极营建东都洛阳，当长安粮食不够吃时，就到洛阳去吃。武则天直接把武周的首都定在洛阳，容易获取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2、 黄河中上游过度开发，后劲不足。

自西周兴起到隋唐，黄河中上游孕育了灿烂文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也集中在黄河中上游，经过长期开发，特别因为战乱导致的重复开发，至隋唐时，黄河中上流的资源已经透支严重。

因为人口增多，黄河中上游的森林资源、植被资源开发严重，导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冲积淤积，又给下游带来灾难。因为过度开发，中上流后劲不足，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客观上也导致政治经济中心东迁。

3、 战乱频仍，人口东迁带来经济中心东迁，反过来促进政治中心东迁。

从汉末黄巾起义开始，北方进入长期的战争动乱期。先是三国，后来是西晋的八王之乱，再后来是五胡乱华南北朝。

由于长安、洛阳是国都，战争不管从哪里发起，最后都会烧向关中。即使到了唐朝，安史之乱爆发，战火也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烧。

在各种战乱下，富饶的关中平原，经常血流成河、赤地千里。老百姓受不了战乱的袭扰，自觉地从西向东或向南迁徙。农耕文明，有人才能发展经济，人口东迁，必然带来东部经济逐步发展。而东部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使政治中心向东迁移。

4、 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国防前线东移。

五代以后，北方游牧民族陆续崛起！先是辽、然后是金、再然后是蒙古，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必然带来国防前线东移、北移。

特别是元明清，直接定都国门，天子守国门。都城的东迁，必然带来经济、政治、军事中心东迁。

5、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政治经济中心东移。

隋炀帝为了享受开通了大运河，却阴差阳错地开通了一条水上通衢。既便利了南粮北调，也便利了军粮北运。实在是“苦在当代、利在千秋”。

隋唐时，大运河通过通济渠，直接水上运输到洛阳。洛阳在隋唐时就是长安的备用粮仓。

北宋直接定都在通济渠上的汴州，也是考虑到运粮的方便。

元朝因为定都北京，大运河经通济渠到板渚再折向东北，相当于三角形走了两条边，所以元朝将大运河改道，取直直达北京。就是为了方便经略国门。

国都东迁，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也成必然，大运河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另外，自东晋衣冠南渡，南方经济飞速追赶北方，到了南宋，完全超越北方。大运河的开通，使南方的米粮能快速北运。有了这个保证，元明清才能死心塌地的定都北京，而不用迁都江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