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重读浩然

郭进拴|重读浩然

浩然，本名梁金广。祖籍河北宝坻，1932年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1964年先后在《河北日报》、《友好报》(俄文)和红旗杂志社任新闻记者、编辑。先后任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三河市文联主席及《北京文学》、《大平原》和《苍生文学》杂志主编。

　　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70余种著作。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著作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小说连播节目及连环画册，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在日本、法国等国翻译出版。《大肚子蝈蝈》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

2008年2月20日凌晨2时32分，作家浩然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浩然，只有小学3年.半年私塾的文化学历。1949年他参加了当地干部文化补习班，并开始练习写作，走自学成才的道路。1950年10月，《河北青年》杂志刊登了浩然第一篇习作《姐姐进步了》他欢欣鼓舞。之后，他又给《北京文艺》投去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他由此步入文坛。

1951年以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新媳妇》.《春蚕结茧》.《一匹瘦马》等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展现出农村各个层面的农民形象。1958年，浩然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这本小说集受到了全国农村读者的广范关注。1959年他又写出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苹果要熟了》。1959年7月，浩然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1962年至1966年，他先后深入北京.河北.山西农村，吃住在那里，并参加劳动，接触一些农村和党的基层干部。写成《艳阳天》三个卷本120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说生动形象的反映了上个世纪50年代，欣欣向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书中萧长春.马老四.马之悦.弯弯绕等人物真实.形象.栩栩如生。全国许多城镇的新华书店都将这本长篇小说摆放在柜台抢眼的地方，人们争相购买。一些农村青年纷纷写信给浩然，向他倾诉心情。浩然在百忙之中一一给他们回信，畅谈自己的感想和希望。不久，电影剧作家根据浩然小说《艳阳天》改编成电影。很快，一部脍炙人口的彩色故事片《艳阳天》摄制完成。电影还没公映，新华社有关记者就从文化部电影局借到影片在新华社大礼堂给全社职工放映，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

1974年，浩然在完成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一部二部后，又创作了反映南海军民保卫祖国海疆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浩然这篇小说影响下，纷纷前往西沙创作。《美丽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等优秀歌曲应运而生，歌唱家激情高歌，受到部队解放军战士热烈欢迎。

浩然的《艳阳天》承载了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它也承载了新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备受关注的作品，作者浩然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备受关注的作家，也许将来，它作为“红色经典”还会继续影响我们。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引起了众多议论的“红色经典”，这部长篇小说也留下了值得长久讨论的文学空间：关于集体经济的是是非非，关于那代作家对那段历史的不同反思……在他的笔下，农民是那样的火热，农村是那样的甜美，农业是那样的壮丽。他仿佛一个扎着头巾的农村基层干部，敲锣打鼓，吆喝着，歌唱着：“唱着歌儿朝前走，歌声绕着群山游；哎嗨哟，哎嗨哟，荒山谷变成花果沟。哎嗨哟，哎嗨哟，沙碱滩变成了米粮洲。齐心合力干到底儿呀，幸福的光景就在前头。哎嗨哟，哎嗨哟” ……他仿佛一座在中国北方随处可见的醇厚而雄浑的大山，不会说话，不会动弹，只是静静地，静静地坐落在那里，你却能从山的脊梁上看到热火朝天的收割、听到朴实无华的表白、吃到饱满洋溢的公粮。　　

那是一片希望的田野，大伙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连大自然都会被感染：当人们睡觉时，月儿悄然下班，“风儿不吹，树叶不摇，鸡不啼，马不叫”；当人们出工时，太阳会冷不丁跳出来，麦粒也会频频点头招呼；当人们紧张时，乌云马上赶来，蜻蜓一齐出动；当人们欢呼时，蓝天立刻出现，花儿也在微笑，连蜜蜂都将纵情歌唱！　　

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浩然只是普通的一分子。他所做的，只是每天清晨起床，咳嗽着吐一口浓痰，夹着镰刀跟社员们出工，开镰，收割。站在地头上，猫在田野中，挂满汗珠子，放倒麦杆子。入夜回村，晚上参加党、团支部会议，会后一起串联积极分子、慰问落后分子，回家倒头就睡，鼾声如雷。　　

──浩然所做的，只是把这一切展示给我们看──展示给人民看。　　

真正的人民文学就是这样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毛泽东讲得好：“（人民的文学）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　　

浩然就始终坚持“写农民，给农民写”。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浩然是真真切切地站在农民群众当中，与农民一起流泪，与农民一起欢呼，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是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浩然的世界里，对农民的爱、对群众的爱是自然而然的，是亲人般的血浓于水，是恋人般的山盟海誓，是战友般的生死与共。　　

浩然生命短暂，浩然正气长存。　　

我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去，有权活下去。我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活的历史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成一堆尸骨的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　　

《艳阳天》已然陈旧，艳阳天永远明媚。　　

看呐──“乌云遮不住太阳”！　　

永远的艳阳天。

后来浩然写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我都认真拜读了。这三部自传作品，为了解浩然其人其作所必读。从自传作品中可以看出，浩然从一个乡间穷苦少年的生存挣扎中，认识到“革命”的意义——那可以改变他的不幸命运；参加革命后，他怀着满腔热情，读书认字，从小学文化程度起步，学着写新闻、试着写小说，一步步地成为了一个硕果累累的作家。截至他得了脑血栓病，他已不懈不怠地写作了近千万字。他后来在一些场合讲的“我想这是个奇迹”的说法，很多人不理解，但我理解。他从贫穷中活下来，已属不易；又从战火中走出来，更其不易；而他还竟然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为了当代中国的重要作家之一，这难道还够不上奇迹吗？
浩然是一个乡土文人、农民作家，他在城里有住房，但不习惯，待不住；以前多住在通县乡下，“文革”后长期住在三河县段家岭镇的一个农家小院。就在他担任北京市作协主席期间，也常常是进城开完会、办完事，晚上便返回乡下去。他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还有就是农村和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像他这样一直不离开乡土的作家，不说是独一无二，也是凤毛麟角。

对浩然来说，一个对“革命”毫无二心，又是平头百姓的他，只能听从“上边”的安排，做他力所能及的事。如果说他还做了一些什么不合适的事的话，那也是老实人做了糊涂事而已。即便是那个时候，他也做了一些好事，如尽力保护老作家等，许多北京作协的老同志都说起过此事。与浩然同事多年的老作家林斤澜，就曾明确告诉别人：浩然是好人，“他是我们北京文联革委会负责人，但是他做事比较温和，批人，斗人并不厉害”。林老还举出了浩然用“走过场”的方式批他和李学螯，以及从造反派手中救出骆宾基等事例（《林斤澜说》第234页）。他没有去“害人”，这就相当难得，这就对他的人格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
浩然是不凑热闹，不善交际，为人低调，又拙于表达的。他不常参加活动，喜欢乡场更胜于文场。
纵观浩然的一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悲情人物。这种悲情，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执拗有关。他没有从那种政治文化氛围中真正走出来，这使他在各个方面都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文化的现实，他所欣赏的，越来越稀少，越来越边缘；他不喜欢的，越来越吃香，越来越普遍。他呕心沥血地遵循着自己的生活与艺术理想写出来的作品（如《苍生》），不仅在读者中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而且在圈内也“很少能够进入评论家的视野”。这使他感到了无奈的落寞和深深的失望，因此，“有意识地远离文艺界”，就成了他的必然的选择。他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中，就向人们流露出了他的这种心绪与情绪。他说他感到“孤独”，“现在的很多东西我都无法理解了，包括现在一些作家写的东西，我看不懂”。谈到农村的变化和农民的致富，他也兴奋不起来，因为那并非是通过务农和种地，也不合乎他的理想与理念。总之，与社会生活的隔膜，与当下文坛的疏离，使他越来越生活在孤独而闭锁的自我世界里。
这真是个执拗的人，正是这种执拗，使他的这个人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研究价值。我以为，对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以及当代文学的六十年来说，浩然其人其作，都是一个极具某种标本性意义的研究对象。　

“我坐在中国作协的大楼上，手里捧着作协会员证，心中万感交集。从一九四九年秋季里在蓟县大刀剪营做起文学梦，至今恰恰十年。这十年是漫长的，曲折的，也是坎坷的，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一个只有三年半学历的基层干部，终于圆了美梦，跨进了文学这个大门口。”

这是浩然“自传体三部曲”最后一部《圆梦》中的一段，整个“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写了浩然的童年、少年、青年，写了他“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曾把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内容概括为一句话:“马赛尔怎样成为一个作家”，他认为小说的全部内容都是这一句话的展开。按照他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用相似的一句话来概括浩然的三部曲。但与《追忆似水年华》不同，“自传体三部曲”所着重的不只是个人心理、细节、意识流的描绘，还涉及到了社会、时代的各个方面，这既与中西方文艺潮流的不同有关，也与在世界秩序里中国所处的位置相关，如果我们认可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是政治寓言，那么离开民族国家、阶级等范畴，我们很难讲述20世纪一个中国人“个人”的故事。

浩然“自传体三部曲”的重要性既在于其文学价值，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与现实、“成长”与“回忆”、作品之间的“互文性”等诸多方面的参照。在当前的浩然研究中，对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早期作品的研究仍占据了其中大部分，而缺乏对浩然1980年代以后的创作的深入研讨，因而缺乏对浩然创作的整体性把握。在笔者看来，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固然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而他在1980年代的《苍生》及其后的“自传体三部曲”，在重要性上并不亚于前者，它们不仅展现了浩然在1980年代之后创作的转变，而且在艺术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只有对《苍生》与“自传体三部曲”有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浩然的创作，也才有可能理解浩然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鉴于当前研究界对“自传体三部曲”研究的匮乏，本文将主要加以阐释。

浩然的《乐土》描写的是自己的童年，也涉及到了旧社会农民在灾荒、兵、匪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流离失所的情景。浩然出生于河北开滦赵各庄煤矿，他的父亲在这个矿上做工，小说里写到了矿难发生时的悲惨景象，也写出了他们在危险与贫穷压力下的精神状态，尤其可贵的是，他真实而鲜明地塑造了“父亲”这一形象，这是一个在旧社会四处奔走，种地、做矿工、做买卖，什么都做过，但什么也无法做成，最终走投无路，在精神上消沉、堕落了的农民形象。

在经历了种种失败之后，父亲“既不想吃官饭，也不愿意再搞买卖，更厌恶重操当叫花子的旧业，甚至一跟他提及‘置买几亩地’这样的话题，他都皱眉头发烦。他哪里有一点点回老家当个土财主的兴致呢?他说:‘人世上所有的美梦我都做过，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我醒过梦来，看透了，再不做什么梦，再不跟自己过不去，再不折磨自己!’于是他咬定一个字儿不撇嘴，就是‘混’。他混得遂心，很自在;一天到晚出入于‘宝局’(赌场)和酒楼之间，以及他从不带我去，不让我知道的地方。每逢回到家里，兜里不是装着钱，就是手上提着好吃的东西。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再不见煤黑和汗水，也少有愁容和焦虑的神色。母亲一抱怨，他就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我让你们缺吃，还是让你们缺穿的了?这不是混得很不错嘛!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乐土》205页)后来“父亲”与一个女人相好，抛弃了妻与子，追随那个女人到她的家乡，结果被人打个半死，挖个坑埋了。

这里的“父亲”形象与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相似，如果说《骆驼祥子》“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 (《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49页)那么“父亲”的形象则除了没有“市民化”以外，则跟骆驼祥子是一样的，他们在旧社会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奋斗、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心灰意懒，经历了先是精神上，后是肉体上的灭亡。

如果说《乐土》与《骆驼祥子》的“互文性”属于不期而遇，那么作为“自传体三部曲”，小说中写到作者的经历与体验，在他的另外一些小说中必然也会有所反映，将这些相似的人物与情节加以比较，不但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能使我们了解作者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处理，以及其他因素对作品的影响。

上面我们写到了“父亲”的形象的“互文性”，接下来看“母亲”:“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是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她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是削弱一次，反倒加强一次，以至于‘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端，变成了‘虚荣心’: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不顾，也要面子!” (《乐土》204页)

“母亲”对浩然有很深的影响，不仅幼时她讲的故事对浩然走上文学道路有着重要的因素，在浩然身上也继承了她不服输的精神，以及要做个“有正气，有志气”的人的信念。如果上面所说的还是童年最初的感悟，那么在他14岁母亲含恨而逝之后，每当遇到生命中的大事，他总是能想起母亲的教导，重新思考和面对人生。

母亲对浩然的影响既然这么大，那么在《苍生》中，当我们看到“田大妈”这一形象时，就不难辨认出在她身上有着“母亲”的一些影子:“这位极平常的庄稼户的老太太，倒是个最热心肠、最爱脸面的人。可惜，用她自己自卑自怨的话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老头子是个语不惊人、貌不压众、窝窝囊囊的极平常的庄稼汉。儿子们同样是没特长、没本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所以不论赶上啥年月，上边的法令咋个变法，她家的日子总是‘盖上脑袋，露出屁股;顾了屁股，又顾不上脑袋’，过得紧紧巴巴，不能给她争光露脸。越是够不着挂在高枝儿上的枣儿，越是眼睛盯着馋得慌。她也就越发想在村里处处事事追上大流儿，最好拿个尖儿，而别落在后面，别让乡亲们耻笑，别让外姓人瞧不起。回头看看熬过来的多半辈子，她确是干了许多光彩的事情，也做了不少当时被认为露脸，过后一瞧不免有些荒唐的事情。”

将上面的性格加以比较，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田大妈”与“母亲”的相似之处，但如果说浩然在“母亲”身上寄予了更多的感情因素，那么在“田大妈”身上则更多凝聚了浩然对历史、对社会的思考，“田大妈”是生活在80年代而因袭了多重历史负担的人。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对传统文化和农村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思，也有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各种政治运动负面影响的批判，她不仅具有阶级性，也具有民族性，浩然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中描绘出了一个生动而丰富的人物。

在“自传体三部曲”与浩然的其他小说中，有互文关系的还有很多，比如他在大刀剪营村工作时，发生了房东的童养媳偷着去上夜校的故事:“等到夜深人静，我们在教室里正上着课，他们果然瞧见搞鬼的‘坏人’又一次出现，从窗户的破洞往里边窥视，就扑了过去，喊叫着把捉住的人扭进教室。我跟教室里讲课和听课的人都被惊动，一齐迎到门口，借着灯光一看那个俘虏的样子，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被逮着的人是我们房东的那个童养媳妇，她穿着褴褛的衣服，小脸儿吓得焦黄，浑身发抖，一只手抓着几张我们平时废弃的办公纸，一只手捏着一根铅笔头。”(《圆梦》34页)这个故事，后来被写到了《金光大道》的“捉拿”和“渴望自由自在的人”两节里，在《金光大道》中，这个童养媳是富农分子冯少怀家里的(上面的童养媳是一个地主寡妇家里的)，后来在高大泉和他的妻子吕瑞芬的帮助下，她取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并与外出回来的冯少怀的儿子喜生，一起在家庭内部跟冯少怀做斗争，成了革命群众中的一员。(见《金光大道》第四部460-479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浩然自己本人也曾有过“发家致富”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与《艳阳天》中的马之悦、《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不无“互文性”:“我一边随着共产党搞斗争，一边盼着快一些赶走国民党反动派，快一些解放全中国，快一些过上太平日子。我在心里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守着妻子种那八亩平川地，好年景添头壮实的毛驴，再一个好年景把住着的一间半房子卖掉，购买些砖瓦木料，在东院的空宅基地盖上三间新房，再好年景拴上一挂车。只要不打仗，我有力气劳动，有勤俭会过日子的妻子当帮手，有正值壮年又有威望的老岳父当靠山，我那当一个富足庄稼主的正气和志气就一定能够实现。”(《圆梦》7页)

但是浩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思想上，他在革命中不断成长，思想转变了，文化上也提高了，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成为批判这一思想最激进的作家之一。

“自传体三部曲”写的是浩然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生活与追求，写了他成长的历程 。浩然的成长，也是与“历史”一起成长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成长”，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他作为一个“个人”从童年到青年的历程，其次是他作为革命的一分子在斗争中逐渐成熟的过程，再次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怎样由一个只上过3年小学的孤儿，经过刻苦的学习与磨炼，逐渐开始发表作品，直到最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个作家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包括他在思想修养上是怎样逐渐提高自己的。

在走上革命的过程中，老舅与八路军的黎明同志的对比对浩然起到了关键作用。浩然的母亲去世后，老舅对浩然很冷漠，还企图霸占他的家产，当浩然要求归还本属于他家的房屋和土地时:“‘哈哈哈……’老舅用他那瘆人的惨笑打断了我的话，又拿腔拿调地说，‘好大的口气呀，怪不得这么仗义、这么厉害，敢情在王吉素躺着房子卧着地呀!我问问你，你的房子、地块在哪儿写着呢?你有文书吗?拿来让我开开眼!’”(《活泉》106页)

这里的声口让我们想到了《金光大道》中的反面人物张金发，后来在八路军黎明同志的秉公办理下，浩然终于得到了应得的财产，当黎明同志叫他时:“这一声呼唤具有神奇般的力量，像亲人对待亲人那么亲近，那么亲热，这恰恰是我们这两个举目无亲、濒临绝境、处于生死关头的孤儿所渴求、所急需的。那亲切的笑容，亲切的语言，都一同化为甘露清泉，渗进我那干渴、冰冷的心田里，陌生的感觉立刻没有了，忐忑不安的恐惧感马上消失了。”(《活泉》130页)

这里的“亲人”老舅变得冷漠，而“像亲人对待亲人那么亲近”的恰恰是八路军，从此处我们可以一方面看出传统伦理的崩溃，而建立在阶级伦理上的“八路军”则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传统伦理仍是浩然判断善恶的标准。

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浩然萌发了要当作家的愿望，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他经历了种种的磨难，从幼时爱看书而不可得，到坚持自学文化知识，到100多篇废稿换来一篇新闻稿的发表，再到历经嘲笑、轻视，终于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直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间既遇到了挫折，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指点，比如唐飞虎、巴人、萧也牧、郭小川，小说中对后三位的描写以及对刘绍棠、从维熙的描写，不但具有文学价值，对于文学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对传统美德的坚持，在浩然是一贯的，这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就是尽管在不同时期的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坚持的政治方向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传统的美德--或者大公无私，像萧长春、高大泉，或者温柔贤惠，像吕瑞芬。而反面人物，则首先是道德上的败坏，如马之悦、张金发、邱志国等等。浩然说，“作风很坏的人也能干‘为人民服务’的事，这是我至今没能解开的疑难问题。”(《圆梦》149页)这句话可说是真切地道出了浩然的困惑。在浩然这里，“私人领域”是与“公共领域”分不开的，“私人领域”的道德品质，也影响了对“公共领域”中人的评价。浩然的选择使他的作品有一种正气，一种温柔蕴藉之美，如果说在浩然其他小说中更多地表现了“正气”的话，那么在“自传体三部曲”，二者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

赵四儿是浩然的“干姐姐”，自幼青梅竹马，他们因家长的反对以及彼此的误会而没有结合在一起，这一段爱情描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见到的美妙情景，具有很深的艺术魅力。小说中最后赵四儿因失望而堕落了，使浩然悔恨不已。而这一段心理描写既饱含深情，又“发乎情，止乎礼”，写出了悲伤与呢喃，也写出了缅想与沧桑，将“正气”与“温柔蕴藉”之美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以“自传体小说”的体例来写作，这也不能不涉及到真实性的问题，我们无法知道其中是否“包含着许多幻影和梦想”，是否由于他个人的“视角”而遮蔽了其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浩然拟想中的后两卷“自传体小说”或“‘文革’回忆录”最终也没有写出，或许不仅是时间或精力的原因，而其中也包含着“视角”的困难。“回忆”本身是否可靠是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作家很难摆脱自己的思维框架，另一方面“回忆”本身也是在历史之中进行的，特定时空的“回忆”也必然会对回忆的内容加以选择、甄别、确认，那么就很难将之作为完整的、惟一的“真实”。然而这样的“真实”或许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只能在文本之内或不同文本之间探寻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或者想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在这些方面，“自传体三部曲”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接近浩然的一个方式。

郭进拴，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鳌头村。现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六十余部。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发表并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