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军“战斗的神父”：必要情况下，要直接送敌人去“见上帝”

一提到俄罗斯的随军神父，大家往往想到的，都是下面这样的场景。

这种口中振振有词，一手持圣杯，一手用大礼刷播撒圣水，或是举着十字架念经文的活动，叫做东正教的“洒净”仪式，功能定位类似于咱们中华文化中的“开光”操作。

给导弹发射场“开光”

经过“洒净”的军备，就意味着被上帝和各路神仙“保佑”了，聚集好了“神力”。

尤其像战机和潜艇这种高风险的重要军备，更是需要认真开光后，才能正式服役。

而且，这些现场“开光”的照片，还会被俄军媒体拿出来进行高调宣传，似乎是在告诉自己的士兵——咱们用的武器，都是神父加了buff的，请放心大胆的去使用它们吧...

据报道，俄军官兵们普遍认为：“经过开光的军备，无论战机还是装甲武器，大到导弹小到步枪，性能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如果你仅仅认为，俄军牧师就是一脸大胡子，穿着长袍念经，“播撒福音”或者超度亡灵，那就有点小看人家了。

通常，他们除了以上帝的名义用《圣经》给队友加buff，也得具备多种军事技能，熟练掌握如何送敌人去“见上帝”的手艺。

现代俄军的随军神父在进行空降训练

从历史上看，俄军对东正教的精神依赖，可谓是源远流长。

比如，下图这个演绎1854年俄土战争的《保卫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油画中，就有个牧师形象。

不过，在沙俄时代的大部分岁月中，“随军牧师”最多只算得上是个“传统”而非制度，并不占军队的正规人员编制。

直到1914年，一战开打前夕，沙俄陆海军的随军牧师们被召唤到一起开了个会——“第一届随军牧师大会”。

在这个会上，俄军专门颁布了条例，赋予随军牧师正式的军人身份，并规定——随军牧师们除了战前要负责宣传演讲、武器开光，战时照顾伤病、祈福祷告外，必要时还得抄家伙对敌人施以肉体上的消灭，帮他们进行“物理超度”。

一战俄军

而随后的苏俄/苏联时代，虽然无神论成为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但东正教牧师们，也并非就此被湮没。

在苏俄/联早期，莫斯科方面的宗教政策非常严格，以强制甚至暴力手段，禁止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组织公开活动，将神职人员定义为“封建反动旧势力”。大批宗教场所被关闭改造成了学校和青少年宫、工人俱乐部等等，还强迫神职人员“还俗”从事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跟修道士或者修女不同，东正教牧师并非出家人，可以结婚生儿育女，但有些牧师为了“修行”，会选择终身不婚禁欲）....

上述情形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时期，他对宗教的态度更为严苛，1938年的时候，甚至还曾下定决心要彻底消灭宗教，打造一个“无神的苏联”。

即便他的老妈曾热切希望儿子朱亚什维利能做一名东正教神父。

“慈父”如今也被画成了东正教圣像

然而，鉴于老沙俄时代留下的几乎“全民信神”的国情，在实际执行方面，大部分基层官员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农村地区的老百姓们，仍旧在偷偷摸摸的搞宗教活动。

直到卫国战争爆发，东正教突然被挖掘出了意外的“正能量”。

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俄罗斯东正教会面临着一个重要抉择——是去同不排斥“信神”的纳粹德国合作，还是坚定“爱党爱国”立场，跟苏维埃政权保持一致，并肩反抗外国侵略者呢？

紧要关头，苏联东正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反对外来侵略者的立场。

战争爆发的当天，俄罗斯东正教“代理”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就向全国教徒发出号召书，呼吁全境信教群众和神职人员们积极参军参战，奋起抵抗德国侵略者。

这位手持卫国战争勋章的东正教牧师曾经是一名苏联红军战士

与此同时，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爱国神话”也广泛地流传于困境中的苏联军民之间。

比如，长达900多天的列宁格勒围城战中，就曾经盛行一个“圣母救国说”：

列宁格勒民间传言，有个修道士把自己关进石室虔诚地为祖国祈祷。结果感动了天神，一团火光中，圣母显灵了。圣母告诉他：决不能放弃列宁格勒，要誓死保卫祖国的每一寸领土。如果想获得“神力”，得先把苏联的教堂和修道院重新开放，善待主教和神父们，再把喀山圣母像搬到列宁格勒绕城一周，之后护送圣母像到莫斯科继续祈祷，最后搬到斯大林格勒去“镇城”....

喀山圣母像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圣像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不断传出显灵的事迹

神乎其神的“圣母救国说”经由人们口口相传，很快惊动了斯大林。

经过莫斯科高层们的慎重，斯大林决定，只要能激发全体军民抵抗意志和战斗力、凝聚人心，国家危亡之际，有必要尝试一下“圣母的力量”。

于是，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开始放松对宗教的限制政策，大量东正教神父从地下转为公开活动，一部分教堂被政府返还教会。

同时，阶级斗争开始让位于民族解放斗争，曾经被批判成“沙皇忠实走狗”的库图佐夫也被重新打造成了抵抗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以坚定苏联人民的必胜信念——伟大领袖斯大林会像库图佐夫元帅赶跑拿破仑那样，成功打败希特勒。

苏军的库图佐夫勋章

有民间传闻说，莫斯科方面曾经安排专门队伍，带着喀山圣母像按照传说的线路走了一遭。当然，这只是传闻而已，并没有太多可靠的史料证据。

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1943年9月8日，俄罗斯东正教最高宗教会议召开。

要知道，前一次会议还得追溯到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8月，之间已经相隔了足足有26 年之久。

会上，阿列克谢二世也成功“转正”，成了受到最高苏维埃“官方认证”的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

阿列克谢二世和信众们在一起

这次大会上，俄罗斯东正教正式把希特勒定义成了“上帝的敌人”，并极力强调，苏联的敌人，就是上帝的敌人，投靠纳粹就等同于“背叛上帝”，这样的人将被革除教籍。号召全体信教的苏联人都必须兄弟般地、牢固地团结在基督的光环下，誓死保卫最高苏维埃！

在焦灼的战争环境中，曾经势不两立的无产阶级思想和宗教信仰就这样产生了奇妙的交合——东正教顺利取得了“合法地位”，与马列主义一同，向苏联军民传递着“保家卫国”的坚定意志。

胸前挂满了苏联勋章的东正教牧师

和游击队员并肩战斗的东正教乡村牧师

战后，斯大林曾经一度重新加强了对宗教的控制，但也并未像某些电影中演绎的那样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为由，卸磨杀驴，大规模迫害过东正教神职人员。

到了后来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对宗教的限制又开始放宽，虽然不鼓励宗教活动，但政府对老百姓私下拜神的行为没有再过度干涉过。

而且，暗地里，苏联民众对东正教信仰的追求，也从未停息。

比如，普京，虽然他老爸是苏联内务部公务员，但他还是被老妈偷偷带到了教堂进行了东正教进行了洗礼。

一些新婚夫妇们结婚的时候，也会一边偷着接受神父的祝福，一边再去给无名烈士墓献花。

进入80年代中后期，苏联戈尔巴乔夫大搞“新思维”，很快，原本就私下聚集了广泛群众基础的东正教，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但整个苏联时代，有一条“政治红线”是万万不能碰触的——宗教必须远离基础教育。

再往后，随着苏联的解体，曾经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教育，瞬间又被东正教这种几乎覆盖全民的，强大的“信仰的力量”所取代。

一个东正教婚礼

那时的俄罗斯，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西方自由主义都在失败的实践中逐渐丧失了感召力。人们开始倾向于非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宗教进而成了维系人们衣食住行的一个“精神寄托”——有人和妻子吵架，向尼古拉圣像祈祷后，妻子竟然主动回了家，和他重归于好；有人想搬迁住房，一通祈祷之后，搬迁变得极为顺利；学生在圣像前许了许愿，最终拿到了一个理想的分数。

各种阴错阳差的结果，让人们以为，这就是“上帝的力量”在“显灵。

官方层面，俄罗斯联邦政府也直接把东正教定义为了“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总统带头，参加各种重大宗教活动。

东正教播撒仪式上的革命导师的“圣像”，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是个什么心情?

而曾经被人民推翻的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沙皇和他的家人，也被隆重封为了东正教殉道者，一家七口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了圣像上。

而对于俄军来说，曾经的苏联军队政工干部体系被抛弃，军队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面临着棘手的空挡。

很快，在惨烈的车臣战争中，俄军敏锐地发现了东正教团结军民、鼓舞士气的神奇功效。

比如，第一次车臣战争后期，曾经出现过一位俄军烈士——叶夫根尼· 罗季奥诺夫。

罗季奥诺夫在被车臣叛军俘虏后，经受住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拒绝皈依伊斯兰教。

最终因坚持不愿摘除十字架和改变东正教信仰，被叛军武装刻意用一把钝刀切下了头颅，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小时，并留有一段惨烈的录像。

罗季奥诺夫则成了第一个被封为“东正教殉道者”的现代俄军。

罗季奥诺夫的“封圣”仪式，走在前面的是俄军随军牧师

也正是从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时任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和俄联邦国防部签署了《关于俄联邦武装力量和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合作的联合声明》，东正教成立军队宗教事务所，对接国防部建立的三级信教军人工作机构，专门负责俄军官兵的精神健康、爱国主义培育及一系列思想意识形态事务。

俄军主动“承接”了源自沙俄时代的”随军牧师“职位。

从此，俄军中要启用的军备武器，也均多了一个“做法事”（东正教的“洒净”仪式）的环节。

就这样，大量俄联邦武装随军牧师代替了苏联时期的指导员和政委，开始负责俄军的思想建设工作。

除了日常主持各种祷告仪式和进行“心理疏导”，他们更需要做一名能适应各种战斗环境的合格军人。随军牧师们要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考核才能纳入俄军的正式编制，有军籍、军衔，日常也佩戴武器。

这么多年来，俄军中的节日庆祝、新军备“开光”、宣传征兵、战场组织动员、新兵宣誓仪式、祭悼牺牲士兵等等，随军牧师都属于各种活动的“核心人物”.......基本上，从“入伍”到“入土”，从“荣光”到“光荣”，除了枪和战友，士兵与“随军牧师”的交集算是最深的了。

一个流动的东正教教堂

而至于那个被戏称为“开光”的“洒净”仪式，其实也并非俄军独有，长期以来广泛流行于大部分基督教文化圈。比如下图，是美军随军牧师为AH-1Z“蝰蛇”直升机“开光”。

不过，在当今的俄罗斯，还有10%的公民为穆斯林，总共1400万人，绝对数量和占比是欧洲最高的。而且，他们大部分都属于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传统居民，并非外来人口，跟法德等国以移民为主的穆斯林群体情况不同。

所以，俄军中，也存在着比例不低的穆斯林官兵。为此，俄军也配了少量的随军穆斯林伊玛目。

当然，这些伊玛目们也都是经过了正规的训练考核，抄起家伙就能送敌人提前见真主的合格军人。

叙利亚战场上，俄军特种部队里的穆斯林士兵

如今很多人都爱把现代俄军的随军神父比作苏军的政委/指导员（连级为指导员，团级单位才有政委），虽然在思想工作方面，牧师确实填补了苏联解体后的空白，但两者还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跟很多西方电影“黑化”苏联，描写苏军政委在队后拔枪督战射杀自己的士兵不同，真实的战场上，苏军的政工干部，都是带头冲锋的；反倒是真正的作战指挥人员，比如连长，在双长官制的苏联军队体制下，通常会在后面坐镇，不参与最前沿的冲锋。

这方面，卫国战争中，苏军政工干部高居不下的死亡率，以及纳粹德国对政工干部“审讯完毕后，就地处决”的命令，就很说明问题。

这著名照片，是时任苏军第18集团军第4师第220团下属某连指导员叶廖缅科，拍下后不久，他牺牲在了一次战斗中

当年的战场上，一旦遇到顽敌需要决死冲锋的时候，苏军政工干部们会带队组织的“党员突击小组”，高呼“党员和共青团员们跟我上”...“乌拉乌拉”的一通鼓动，然后身先士卒的带头往前冲....

显然，这样的角色，是如今的随军牧师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轻易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