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嫁接之花，格物致知

刚看到一则励志的视频，北大的红楼飞雪，一群男女唱着：“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真是感触万端。

确实，近代思想，大家都知道，乃是以反传统为主的。要洗心革面，向西方学习，追求民主、科学等等。这样的歌，唱了一百多年。

百年来，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到衣、食、住、行、育、乐、生活方式，什么都在变。思想上虽有流派与争论，却大抵只是学什么西方（学德、学法、学英、学美或学苏联）、学西方什么、怎么学、速度快或慢，以及传统哪些部分还可保留或调整以适应于西方式现代社会而已。

一、现代、现代与前现代结合、后现代

可怜现在这些还在唱着老旧歌谣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这样一套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乃是“以理限事”的，用一套臆想出来的框架在胁持着真实社会走。它所描述的“传统”与“现代”，无论是Toennies的社区与社会、Durkheim的有机与机械、Cooley的初级与次级、Maine的地位与契约、Redfield的乡土与城市、Becker神圣性与世俗性、马克思说的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乃至新与旧、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大陆型国家与海洋国家等等，都不是真事，只是一些理论模型、思想框架。

你用这些理论模型、思想框架去看社会，就如戴上几付特意订制的眼镜，看到眼镜能让你看到的“真相”：啊，社会真地转型或应该转型了！

而这些模型，一来都还有不少些理论问题，不仅不能用以解释社会，更不宜用来指导社会变迁之方向。二来它又都是依西方社会由中世纪变到现在的情况做的描述，套用在我国社会上，并不合适。

本来，在我求学时，亦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右，这个模式已然松动了。一是他们自己互相批评，暴露了彼此理论的漏洞；二是本来强调传统与现代不兼容的二元对立模式，已逐渐调整为动态连续模式，从“传统与现代”转成“从传统到现代”。传统从阻碍现代之物，变成可以转换以适应于现代，甚至可以是有助于现代发展之元素。

前者是五四到文革时期之思路，后者是日本及“东亚四小龙”以传统儒家文化来发展现代化的情况。

这时，就也出现了另一种松动原有论述模型的讲法，那就是将“现代”复数化。认为现代虽最早出现于西方，但亚非拉美不一定都得跟西方走或变成西方那样的；可以如日本，形成一种“亚洲型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融合了非西方的本地文化而形成之现代社会。

还有另一种思潮，称为后工业化社会理论。入室操戈，说工业社会发展好几百年了，疲态尽露，问题丛生。且科技不断更新，原有之工业原料、生产方及生产关系又都在改变中。因此它马上就要过去了，眼前已出现一种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

原先马克思其实就已讲过资本主义即将消亡，但主要是从劳工角度说，认为会出现工人阶级甚或无产阶级之革命，建立新社会。现在这理论却不从这里说，而是着眼于生态恶化、人之物化与机械化等，说现代工业社会的运作方式，将使得这一生产形态发展不下去。

而在工业科技已然形成困境之际，生态新技术又将具体改变我们的社会与生活方式。这种新社会将如何出现于我们未来，或我们希望它是怎么样的未来，就凝结成一种统名为“未来学”的召唤。

二、新路向的探索

早先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一是现代化，二是马克思。两者又都不只是解释性的，更有指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实践功能。我在读大学时期，因不契此二说，故都避开，仅由哲学思想一面去讨论文化。

可是这个问题乃至方向是避不过的，我的生活机缘也使我愈来愈紧密地接触到这方面。1978年硕士毕业后，追随淡江大学校长张建邦先生学习“后工业社会”理论，探讨未来学，更深刻影响到了我的历史文化研究。

张先生是华人世界最早提倡后工业社会研究的，六十年代末就开始了，与美国同步。“知识爆炸”“信息社会”等词汇都是他创的。讲说研究外，还开课程、购设备、组织会议、聘用专家、编译文件、办期刊、办出版社去推动未来学、信息学。

随后，又有依赖理论之崛起，认为西方这几百年之发达，乃是侵略剥削亚非拉美地区而得。结果不但不自反省，反而肆意批评这些被殖民被侵略者文化及社会落后，要求他们改从西方之道路，以走上金光大道。被侵略者却也不明究竟，自惭形秽，渴望富强，遂努力推进现代社会体系，邯郸学步。可是实际上他们之所谓现代化，不过是更深的被剥削关系，是依附于已现代化的国家来求“发展”，做其代工，或原料、劳力、自然资源之供应者。要想打破这种依附关系，唯有革命或自己站起来，否则永远不能脱离低下、落后、贫穷、发展中或未发展之处境。此说乃是马克思学说之另一发展。

我受这些思路之影响或启发，乃形成了一种反现代的基本态度。

反，不是反对，更确切的说应该是“非”。不过我一般仍说是反，因为一切都仍要由反思、反省来。先省思我们为什么要现代化，现代化各种理论站得住脚吗？现代社会就是我们要的目标吗，百年来现代化追求之过程及手段有什么问题呢......等等。

工业与科技部分我不能深究，但我可以研究科学的人生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不是讲得通，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有什么问题、民主与自由的人性论基础是否牢靠等等，试试看抽不抽得动现代化思潮的脚底板。

我那时的师友有两类，一种是反对现代化，对五四以来之风潮极其不满而矢志保存传统的。他们多半旧学深厚而对现代社会适应不良，觉得胡适鲁迅等新派人物浅薄，令人讨厌，而对其背后的西学及现代社会之结构与肌理则不甚了解。所以谈新旧、论中西，愈为传统文化张目，就愈容易如钱穆先生那样，被余光中讥为“儒家文化之鸵鸟”。仅能效法孤臣孽子，怀抱遗编以继绝存亡，明夷待访。

另一类，也讲传统文化，但底里其实是西学，或参酌会通着西学在讲中国学问。如方东美、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诸先生，西学工力，即使在西方也不可多得。疏通论证中国哲学足以与西方会通，而确有同于或优于西方之处，贡献更大。但方向仍是理性、民主、科学，其建立之儒学亦不免有西方人文主义或自由主义色彩。

故其论传统文化，乃是现代保存型的。说传统在现代社会仍有其价值，应予保存，但要开展就须要改造。例如以“良知自我坎陷”之方式才能开出民主科学；或说传统仅知“治道”而不知“政道”，我们现在要筹思政治如何从神话转为理性，开出政道等等。

我学习他们，也不同于他们。讲传统，并不是复古存古的；讲现代，又不是化传统为现代的。

三、中和者不住两边：超越辩证

我后来发展出一种方法论，“双是”而“双遣”，追求中和、中庸。中庸不是和稀泥，乃是调适而上遂。例如孔子说太文不好，太质也不够好，文质彬彬才好。文质彬彬，是既有文又有质，但又不落文质任何一边。这才是中和，中和不是文也不是质，却并不废文或废质，是要综合而往上超越之，翻上去。此理，我称为“超越辩证”。

此法，牟先生在《理则学》里解释辩证法时讲得十分透彻，古人向来应用于身心修养与艺术修炼等各方面，我发展之，也用在治学上。

放在这里说，就是：在传统方面，我锐意习学，入木不止三分，看起来也复古存古得厉害。因为诗词歌赋、书画游艺等文人才子之伎俩，或经史考证、名理哲思等汉宋儒者之本领，乃至佛道侠武、百家技艺，我几乎都学全了。古貌古心，可以做为传统的代言人。

可是我的传统是现代的。其中有现代意识、理性化思维、工具性操作、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之逻辑等，与一般治传统学问的先生们在论述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很不同。它使得我谈的传统文化，在这社会中较容易被接受，我也比其他人有更多切合现代社会的做法。

同时，我还常常可以此来批判传统阵营，谓其迂古不化。1984年批评中文系教育博士论文研究方法陈旧，并提倡论文规范，建立研讨会模式等，即属于这类作为。这很令我传统阵营师友痛愤，而现代化阵营却颇引为同志，谓有白袍小将廓清摧陷之势。

然而，中和者不住两边。我的理论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不是传统与现代，亦不是由传统到现代，而是“即传统即现代”“非传统非现代”。

因为人不活在过去，是活在这个正现代化或已现代的社会中。这种存在是具体的，也是有限定的，人只能在这样的时空中去感受、去理解。因此，我们所理解之传统，无论如何都有现今存在之印记，不是感现世之浅俗无聊而抗志希古，就可能是感觉传统令我们在现实中不舒服、受束缚而思改造之、扬弃之。其所谓古、所谓传统，和现世存在处境和感受必相关联。故没有本质化的、凝固化、真空状态的传统，每个时代人说和理解的传统均不会一样。就此言之，可说传统其实在现世之中，不同的现在便会有不同的传统。

同样的，存在意识本身也是历史意识。因为现世不是孤立的，它由原先什么状况衍来，又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去，“过去、现在、未来”是关联着的。人的存在感受和理解，也必与他对过去和未来怎么看、怎么体会相连结，都是具有“历史性”的。诠释学认为每个人对事物乃至世界之理解，都必然带着“先见”，没有先见，其实就根本见不到什么。同样看一棵树，有植物学知识背景的人，所见自然不同于只有经济学背景的人。同理，社会中人，对眼前事、现时世之了解，也必不同于另一社会中。何则？传统不同故也。秋风起兮，中国人要养肺防燥，过秋分与中秋，西方人便无这一套。依此言之，现代又在传统之中，是传统形塑着我们的存在。

我的历史研究，特别注意观察文学作者及思想家的存在感受，并努力做处境分析，即基于上述这种认识论立场。这与传统的“知人论世”不一样，那只是研究者向一个历史对象设法靠近，探察心迹，揭露隐衷，我则是两相穿透式的。因为我之所以如此看如此解，自有我的存在感受及处境在。我分析着他，同时也就解析着我。研究历史、剖释传统，乃因此同时也是向内探索并释放自我的过程，不是客观的知识游戏或技术操作工程，“道问学”与“尊德性”遂以此逐渐合一。

这当然不符合科学、理性、客观之现代性要求。于此，我上溯狄尔泰、卡西勒，区分人文学科自有不同于科学的逻辑，下接后现代史学，并参考科学哲学最新的发展来辩论这些方法论认识论问题。其中援引诠释学尤多。

四、以审美拯救新未来

当然这还是不够的，A与非A要真能综合，仍须有超越辩证之道。

当时台湾有胡秋原先生办《中华杂志》，主张要超越美化与俄化之路来发展，影响不小。我之所谓超越辩证与之不同，向上一路是顺着上述几种反省现代化之路而发展的：一方面观察现代化理论的局限和破绽，一方面考察现代化之后人的存在感受，是更快乐了，还是更疏离、更沮丧、更容易自杀抑郁？另一方面则由后工业社会、未来学、应用哲学中探索出路。

应用哲学，谈的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知识论、道德哲学，而是研究当代环境中具体的、会遭遇到的伦理难题。例如克隆人、安乐死、转基因、监控摄像头遍布的生活空间、人工智能发展、互联网交际之下人之新伦理处境，自由、正义、诚信该如何理解，如何抉择等等。后来我在南华与佛光大学任校长时，即请戚国雄兄以哲学研究所发展这个方向。

资讯管理，讨论的也不是资讯工程，而是在资讯社会中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社会的新关系，思维、语言、审美、人际交流能力的变化。后来南华社会学系翟本瑞兄他们开发的资讯社会学、资讯教育等也是这方向，颇有成绩。

之所以由未来学再开发出这些学科来，是因为未来学有较浓厚的科技导向。后工业其实是新工业，电脑技术一日千里，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新媒体也方兴未艾，足以令人揣想一个几乎全新的未来。

当时我们所谈，大约跟科幻小说差不多。所以我跟科幻小说家们还颇有些交往。

可是世相随化，四十年前揣测的未来，如今多已成为现实，甚或还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拟议，元稹诗云：“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令人不胜低回！

然而这就是我们希望的未来吗？看来也不是。

由工业发展思考未来仍是有盲点的，从《第三波》《大未来》到罗马俱乐部提出的《成长的极限》，已显示未来学对科技发展的悲观。人类将迎接的，可能是“寂静的春天”。生态运动、环保意讲乃由此继之而兴。

当时张校长曾领我们翻译了《即将来临的繁荣》，保持积极乐观。可是这些科技带来的问题终究还是难以解决的。

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此一思路其实进展无多。原因是工业化之后的新工业发展瞬息万变，电脑、网络、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材料、新医学均有新献，思想界之讨论根本追不上。

追不上，一是文理分化分科严重，擅长哲学文艺者，对此科技新情势十分隔膜。仍在思考着十九世纪的康德、黑格尔（他们当然也研究天文学，但其说已不甚靠谱。康德认为所有行星都有人居住，距太阳越远的人越优秀。黑格尔则论证太阳系行星数目不可能超过七颗，不须寻找新星）。

二是形而上学久失地位，知识论已让位给了语言哲学，而伦理学涉及道德判断，研究者就又更少了。新科技、新伦理带出的伦理难局，如知识产权、同性婚姻及育子问题、克隆人问题、核废料、核能发电等诸多问题皆委由政治解决或商业处理了，思想家不愿碰也无力深入。

这才是我们的思想处境，故谛观前途，忧思苍茫。

其实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丹尼·贝尔，即着有《资本社会的文化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之所以会瓦解，并非技术不行了，而是其文化发生了内部矛盾，使得这个体制运作不下去。若想运作，即须更新。其说甚为繁颐，但大体是说它的经济驱动力吞噬了宗教与审美。新马克思学派的马库色也提到了工业社会造成“单向度的人”，希望从审美上来拯救。这些方向，正是可以补充未来学与趋势研究的。

在贝尔谈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信仰危机，人为物役，背离了原先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基督教伦理，而冀望重振时，我想到的，当然不是基督教，而是中国传统的儒道佛和各种民间宗教。

现代化理论强调西方之崛起是科技发展、理性精神申张、政治与宗教分离的结果。可是资本主义兴起与基督新教伦理之关系，早经韦伯等人揭出。越是现代化的社会，宗教复苏也更蓬勃，美国日本都是明证，台湾之现代化亦然。被判定“上帝已死”的西方，既然重新呼唤宗教的救赎，我们为什么不能由自己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去开发资源，以面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危机呢？

宗教如此，审美也同样。对一个只有理性与技术，并活在商品拜物教社会中的人来说，审美感性之开发确实是必要的。在这方面，传统的资源可太多了呀。

嫁接之花，格物致知。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